“ 這正是農業革命真正的本質：讓更多的人卻以更糟的狀況活下去 ”
——赫拉利《人類簡史》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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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曾有長達250萬年的時間靠採集和狩獵維生，並不會特別干預動植物的生長，而這一切在大約1萬年前全然改觀，智人開始投入全部的心力，操縱著幾種動植物的生命，這是一場關於人類生活方式的革命：農業革命。而赫拉利卻將這場革命描繪成人類史上最大的騙局，這是為什麼呢？
狩獵採集：原始富足的社會
在農業革命之前，智人部落過著被稱為“原始的富足”狩獵採集生活。當時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小部落裡，部落會隨著環境和資源的變化而不斷遷徙。智人主要靠採集維生，即使是在最貧瘠的地區，智人平均每週也只需要工作35-45小時就足以讓人體得到充分的營養。在大多數的居住地，智人部落的飲食都是有什麼吃什麼，每天遠古的採集者們通常都會吃到數十種不同的食物。
而農業革命之後的農業人口雖然讓食物總量增加，人口爆炸，而農民的生活狀況卻更差了。赫拉利認為罪魁禍首是農作物，是農作物“馴化”了人類，而這種農作物的代表就是小麥。這如何理解呢？我更傾向於將其解釋為農作物決定了農業的生產方式從而形塑了農業社會的生活狀態。農業的生產方式要求智人照料土地上耕種的植物，從而智人部落在土地定居下來。而我們要知道直到最近，很多地區甚至只有一種主食，農業集中的生產方式極易受到天災和病蟲害的影響，而且單一的農作物，而對於雜食性的人類來說，這種飲食結構容易導致營養不良。與此同時，定居生活、人口密度的增加與家畜的圈養一起，使得農業社會中傳染病問題更為嚴重。
身高數據無疑也印證了這一點，身高是最常用於追蹤營養不良和疾病的的指標，而通過化石考察表明，人類社會在進入農業社會之後，身高有明顯的降低，直到近現代才有所回升[3]。且有證據表明自從採集時代以來，智人的腦容量其實是逐漸減少的。
圖1 長期人類身高圖
人口爆炸使智人贏得了更多的“DNA拷貝”，就智人這一物種而言，這場革命無疑是成功的。但這場革命並沒有改善智人個體的境遇，讓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狀況活下去。
農業的陷阱
那智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掉入陷阱裡而無法脫身？書中寫道，在18000年前的中東非常適合小麥的生長，採集者們收集完小麥並運送回部落的途中必然會有一些掉到地上，這樣慢慢的，人類最長走的路徑附近或是居住地周圍也就長起了越來越多的小麥。人類也從此定居了下來，並花費更多的心力來種植穀物，採集者就逐漸變成了農民。
一開始，計劃進行得很順利，通過更努力的工作使得智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了，但大家沒想到的是需要養育的孩子的數量變多了。因為對於四處遷移的採集者來說，孩童行動遲緩，會造成負擔，所以採集者往往會採取更嚴格的生育控制。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的糧食剩餘，於是耕種面積又得加大。這就是人口學上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在陷阱中人類的生活條件停滯不前，但龐大的生存壓力卻逼得人類只能加大勞動強度。
那為什麼智人在發現苗頭不對時為何不趕快放棄農業？赫拉利認為，首先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是漸進的，需要許多代的時間，等到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人記得過去曾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選了。其次，當面對龐大的人口壓力，沒有人會自願捱餓，而只能進行更高強度的耕種。而且當農業部落遇到狩獵採集部落時，農業部落光靠人數就已經大勝採集部落，舊的生活方式註定將要凋零。
赫拉利的此番論證，無疑是粗糙的，為何智人不採用更加努力地採集來使生活變得更好或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熱量攝入的壓力？並且即使是在農業以最快速度從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獨立發展起來的情況下，也要花上幾千年時間才能從完全依賴野生植物轉變為依賴很少幾種野生植物。所以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一定存在著讓智人選擇農業這種糧食生產方式的條件或因素。
在人類學家戴蒙德在其《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列舉了其中的主要因素[4]：因為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獲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減少了，而氣候變化又使得可馴化的植物更易獲得，對植物進行馴化的做法可以獲得較大的好處。例如，更新世結束時，新月沃地的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野生穀物的生長面積。與此同時糧食生產所依賴的一些技術條件（糧食的收集、加工和貯藏）趨於完善。戴蒙德更傾向於認為這種從食物採集到糧食生產的轉變是智人有意識的主動選擇，而不是進入而無法退出的陷阱，只是智人沒有預見到農業與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口高速增加從而實際上惡化了每個人的處境。
也就是說，因為氣候和技術條件的變化，智人慢慢轉向了農耕這一能夠提供更多單位熱量的生產方式，智人定居了下來，部落人口開始快速增加。為了應對人口壓力，智人開始逐漸依賴農耕這種高效的糧食生產方式，殊不知單一的食物來源使得智人的攝入營養結構惡化。與此同時農耕的生產方式使得智人只能被動地面對天災蟲害，人口密度的增加與家畜的圈養使得傳染病盛行。而到了那個時候，龐大的人口壓力使得智人無法再退回採集生活中去，農業陷阱就此將智人永久鎖定了。
暴力的農業社會
農業時代早期的農民，性格並不見得比過去的採集者溫和，甚至還可能更暴力。農業的生產方式使得智人在面對衝突時，更不可能退讓，因為撤退以為這得放棄田地、房屋和存糧，很多時候這幾乎就註定了餓死一途。因此農民常常得死守田地，雙方拼個你死我活。直到人們慢慢地發展出進階的社會結構，如城市、王國、國家，人類的暴力行為才得到了控制。這個觀點在在平克所著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也得到了印證，平克彙總了不同形態社會中暴力死亡的百分比，近現代的以原始方式生活的狩獵採集文明平均的戰爭死亡率為14%，農業及其混合文明為24.5%，而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20世紀的前50年，戰爭死亡率僅為3%[5]。
圖2 不同形態社會的戰爭死亡率
農業帶來的壓力影響深遠，但這正是後代大規模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基礎。正是這些徵收來的多餘的食量，養活了國王、官員、軍人、牧師、藝術家和思想家，建起了宮殿、紀念碑和廟宇，接下來的歷史就是關於他們與國家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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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尤瓦爾·赫拉利 《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 中信出版社，2014
[2]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Harvill Secker, 2014.
[3] Max Roser, Cameron Appel and Hannah Ritchie, Human Height, Our World in Data, 2017
[4] 賈雷德·戴蒙德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4月第1版
[5] 斯蒂芬·平克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 中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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