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記載吳承恩作《西遊記》的是天啟《淮安府志》。該書記載有兩條，一條是卷16《人物誌》，另一條是《近代文苑》。《人物誌》的內容是：
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數奇，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丘少司徒匯而刻之。
另一條是同書卷19《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其文曰： 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囗卷 《春秋列傳序》 《西遊記》。
康熙24年(1695)修的《淮安府志》繼承了前人的做法，有關記載相同。①
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此《西遊記》僅是一篇普通的遊記而已，不是指今天列為四部古典文學名著的百回本的通俗小說《西遊記》。我認為這種懷疑是沒有根據的。其理由如次：
首先，天啟《淮安府志》記載吳承恩的《西遊記》是當時人記當時事，不會有錯。
天啟《淮安府志》修於天啟6年（1626），距吳承恩逝世剛40餘年，② 修志人一般都是年高德劭的耆舊鄉紳，他們記吳承恩的事，大致相當於今天60多歲的人記文革的事一樣，當為親眼目睹，親耳所聞，不會有錯的。清乾隆間人吳玉搢，在他的《山陽志遺》卷4中就曾說過，“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啟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
其次，將天啟《淮安府志》關於吳承恩的幾段記載聯繫起來看，《西遊記》就是“名震一時”的“雜記”中的一種。一般的遊記是不會“名震一時”的，所以它就是人人愛讀的通俗小說百回本《西遊記》。
古代地方誌中記載一個人的事蹟，往往要在幾處出現，例如“人物誌”中記載其生平、思想、宦跡等，而“藝文志”中記載其作品名稱，以至於具體詩文；“選舉志”中記載其中舉人、進士的時間，“坊表”記載為其樹立的坊表（如果有的話），“古蹟·墳墓”中記載其葬地。如果將這些都放在一處敘述，既不合體例，又容易造成重複。所以利用方誌研究一個人，必須將幾處記載都要看到，還要將幾處的記載放在一起研究，才能全面瞭解一個人。天啟府志的兩條記載是互為表裡的，將它綜合起來看，就會產生一個完整的概念：《近代文苑》中所云“敏而多慧，博極群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是說吳承恩具有寫通俗小說的本領，並且還寫了幾種，而且寫的書很有名氣,轟動一時，在淮安地方來說是人所共知的。
《淮賢文目》則記載其具體著作，其中有《西遊記》。以“博極群書”的文學功底，“善諧劇”藝術風格，寫出來的作品“名震一時”。這樣聯繫起來一推敲，這《西遊記》當然就是那社會上流行的百回本通俗小說《西遊記》了。還能有什麼普通的遊記能“名震一時”！吳玉搢就是這麼理解的。他說：“初不知雜記為何等書，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他便認為《西遊記》就是“名震一時”的“雜記”中的一種，就是通俗小說。比他稍晚一點的阮葵生，也具相同的說法。③ 今人郭箴一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第六章中也說：“（吳承恩）生前善諧劇，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西遊記》即為雜記之一”。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雜記”是否包括通俗小說，也就是說百回本小說《西遊記》是否可以稱之為“雜記”。
這就牽涉到文學作品分類中的小說概念問題。在今天，小說是的指有完整或者比較完整故事情節的文學作品，在古代，小說的概念比較寬泛，因為它多數是從史書、傳記文學發展來的，所以這類文學作品後來就跟著叫“記”、“志”，或叫“傳”，甚至稱之為“志傳”、“傳記”。
吳承恩就曾稱前人小說為“傳記”。他在《禹鼎志序》中說，“嘗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牛奇章即牛僧孺(779-847)，他的代表作是《玄怪錄》，段柯古即段成式(803～863)，其代表作是《酉陽雜俎》。此二者皆典型的唐人傳奇小說，而吳承恩則稱之為“傳記”。這是他對小說下的一種定義。但這決不會是他個人的意見，或許就是當時社會上公認的定義。他這麼說是遵循當時的社會習慣，他說的“傳記”，別人就會理解他說的是《玄怪錄》、《酉陽雜俎》一類的作品，不會理解成別的東西。雖然小說可能還有其他的叫法，如叫“傳奇”，(我們今天都習慣稱之為“唐人傳奇”)但將它說成“傳記”，在當時肯定也是不會錯的。
唐人劉知已在《史通》內篇“雜述”第34中分小說為十流，“八曰雜記……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臺《志怪》、幹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這就是說，在唐代就有人稱小說為“雜記”的。這個說法一直被後人沿用，清人褚人獲《隋唐演義序》說：“昔人以《通鑑》為古今大帳簿，斯固然也。第既有總記之大帳簿，又當有雜記之小帳簿。此歷代志傳演義諸書所以不廢於世也。”褚氏即認為“志傳演義”即是雜記。
宋代的類書《太平廣記》，幾乎收入了宋以前的全部小說，你看他那“引用書目”中那些書名，絕大多數不是叫“傳”，就是叫“記”。如果把兩類合起稱呼，自然就是叫“傳記”了嗎？吳承恩稱其為“傳記”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太平廣記》第484至第492卷這九卷書，那那些較長的，在當時就是通俗小說（一卷只一兩則），如《李娃傳》、《東陽夜怪錄》等，歸為一大類，稱之為“雜傳記”。“雜傳記”實際上就“雜記”加“傳記”，是兩種叫法合起來的名稱。所以稱雜，大概是因為所記內容龐雜，有志怪，有博物，還有敘述史事人物，因而被稱之為雜記、雜傳記。 從上述情況來看，天啟《淮安府志》的編者，稱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為“雜記”，這恐怕也沒有什麼不規範的，而是順理成章的。也許因為當時對小說還沒有統一的叫法，而“雜記”的叫法又是其中一種，稱之也可以的罷。因此，這“雜記”中的《西遊記》，理所當然的就是通俗小說《西遊記》。 第三，天啟《淮安府志》所載《西遊記》不可能是一篇普通的遊記或者其他什麼性質的文章。
同名書是在互不通信息的情況下出現的，如果已知別人已有過叫某某的書名，一般是不會再用同樣的名字為自己的書來命名的。今天常有同名作品，一般是從文字類作品改編成影視類作品，或者由影視類作品改寫成文字類作品。這大都由原作者改編的，即使由別人改編，但都是徵得原作者的同意，承認原作者著作權的情況下進行的。
自宋元以來，唐僧取經故事以各種文學樣式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西遊記”在人們的心目中，就開始具有固定的所指。特別是吳承恩的百回本《西遊記》問世後，在社會上褒貶各不一樣，但是各個階層的人士，從達官貴人、文人學士、老少婦孺、工農士商，販夫走卒，無論你是贊成它或者反對它，有一條卻是一樣的：大家都愛讀它，甚至到處傳講，無不為它的深刻的內涵、優美的故事、恢諧的筆調所折服。因此，在吳承恩時代，大凡人們一提到“西遊記”三個字，人們就會聯想到唐僧取經、孫悟空、豬八戒的故事。也這是說，在當時《西遊記》一名已成固定內涵的專有名詞，就是特指唐僧取經故事的戲曲或者小說。阮葵生就說過，“射陽去修志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攘列已名？”這足以證明小說《西遊記》是“世俗通行”人所共知的。基於這個原因，後人即使到他所在地西部某處旅遊，寫成一篇遊記，也絕不會再用“西遊記”來命名的。一是會被人與天下熟知的小說混淆，二者是怕人說你孤陋寡聞，連大家耳熟能詳的小說《西遊記》都不知道，還用這個名字來作文章題目。以今天來說從前，巴金的小說《家》出版以後，肯定是不會再有一部書取名《家》的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有了中譯本以後，大約不會再有人寫一本同名的小說了。同樣道理，也可以這樣推理：吳承恩如果不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即便他寫過一篇去西部的遊記，他也不會用《西遊記》來命名；如果吳承恩的《西遊記》僅是一篇普通的遊記，天啟府志的編者就不會將它記到《淮賢文目》裡去。本人孤陋寡聞，百回本小說《西遊記》問世以外，還未見過一部或一篇再叫《西遊記》的書籍或文章。有的只是《西遊記》的續書之類，但要加上“續”、“補”、“新”之類的限定詞語，以免與原著小說《西遊記》相混淆。
第四是通俗小說能否入地方誌的問題。
通俗小說能不能入志，在古代可能沒有統一的說法。大約有些人是不肯接納通俗小說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通俗小說雖是小道，但古人並不諱談。許多學者在研究經史，撰寫經世治國文章的時候，還常常講到通俗小說《西遊記》，而且還要收到他們的文集中去。明代謝肇淛（1567—1624）《五雜俎》卷九談及《西遊記》時說，“置狙於馬廄，令馬不疫。《西遊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為弼馬溫，蓋戲詞也。”在他的另一著作《文海披沙》中又說：“俗傳有《西遊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讀者皆嗤其俚妄。餘謂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嶽之神來見，太公命時粥五器，各以其名進之。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遊記》特其濫觴耳。”清代紀昀（1724—1805）在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經常講到志怪雜記，而卷九《如是我聞》中直接講到《西遊記》：“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土、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託無疑也。”錢大昕（1728—1804）《潛研堂集·長春真人西遊記跋》說：“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道里風俗，多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村俗小說演唐元奘故事亦稱《西遊記》，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焦循（1763-1820）《劇說》卷四：“元人吳昌齡《西遊記》，與所俗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古代也有許多儒家學者認為地方誌可以記載通俗小說，他們似乎沒有禁忌和規矩的束縛。清代金石學家吳玉搢（1698—1773）在他的《山陽志遺》卷4中說：“天啟《舊志》列先生（吳承恩）為近代文苑之首，雲‘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初不知雜記為何等書，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考《西遊記》舊稱為證道書，謂其合於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系其國初邱長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啟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吳玉搢，字藉五。
《清史稿》儒林二有傳：“官鳳陽府訓導。著有《山陽志遺》、《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述部敘考》，又著《別雅》五卷，辨六書之假借，深為有功，非俗儒剽竊所能彷彿也。”《淮安河下志》卷11說，他“嘗南浮大江，訪求奇人逸士，與涉歷山谷，採獲古蹟，證其所學。窮冬匹馬走塞上，登居庸關，所至就戍卒野人，叩以山川阸塞，時徘徊叢莽落日中，至竟日不食，人多怪之。後遊京師，時翁覃溪方綱、朱竹君筠，方以考據金石稱專家，聞玉搢至，爭出所著以相質。嘗主秦尚書蕙田家，蕙田所著《五禮通考》多出玉搢手訂。世有奇文殘字，博物家所不能辨者，皆踵門求教。”像這樣一位考據學者，時代比我們早，應該說他的封建正統意識肯定比我們還要濃厚，但他就不懷疑天啟志記載的《西遊記》就是通俗小說。
清代經學大師丁晏（1794—1875）也堅信不疑。他在他的《石亭記事續編•書西遊記後》中說：“《潛研堂集》跋《西遊記》雲：‘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小說《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晏案，錢氏謂明人作甚是。記中如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土、翰林院、中書科，皆明代官制。邱真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為明人作無疑也。及考吾郡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吳承恩下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吾鄉人，明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舊志《文苑傳》稱：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極群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西遊記》即其一也。”丁晏，字柘堂，江蘇山陽人。
《清史稿》儒林三有傳，說他精於考據，於十三經都有論著。④ 像這樣的學者，也沒想到方誌中不能記載通俗小說的禁忌，一直緊持認為天啟志記載的《西遊記》就是小說。為了使吳承恩的小說《西遊記》不再與丘處機門人李志常的《西遊記》相混，淮安楊慧生特地將李書刊刻出來。丁晏為他作了《楊慧生重刻西遊記序》(頤志齋文集卷五)，又重複了上述觀點。丁晏雖是位經學大師，同時對通俗小說也很予以關注。如他讀了《醒世姻緣傳》以後，認為其作者就是蒲松齡。丁晏也是一位通俗小說愛好者和研究專家。⑤
如果說因為他們是淮安人，有點“地方主義”。那麼外地學者也有許多人是同意吳玉搢、丁晏的說法的。陸以湉（1802—1865）《冷廬雜識》說：“《西遊記》推衍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為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土，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司馬、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鄧之誠(1887～1960)《骨董瑣記》中說：“《西遊記》相傳出邱處機手，非也。山陽丁儉卿晏據康熙《淮安府志》，是其鄉吳承恩所著。承恩嘉靖中貢生，官長興縣丞。書中所述，皆明代官制，且多淮郡方言。”至於魯迅、胡適這些當代的大學者，他們的態度大家都是知道的，就用不著贅言了。
阮葵生雖也是淮安人，但他卻認為小說不值得記載到地方誌中。乾隆年13年（1748）修《山陽縣誌》，他在京城任刑部侍郎，又博學多聞，著有《茶餘客話》，頗知名。在淮安他是一位有影響的朝廷大老。當時的知縣金秉祚，曾就吳承恩所作《西遊記》一事詢問過他。他回答說，“此事真偽不值一辨”。所謂“不值一辨”，有兩層含義：一是天啟府志所記吳承恩作《西遊記》這件事本身是不用懷疑的，那就是一部“通俗演義”小說，肯定是吳承恩所作。二是此書僅一部“通俗演義”小說而已，根本用不著記到府志裡去。就因為他這一句話，乾隆《山陽縣誌》，以及據此編纂的乾隆《淮安府志》便沒有再記載吳承恩作《西遊記》了。其不入志的原因，正因為它是一部“通俗演義”小說，如果真是一篇普通的遊記，也不至於遭到如此厄運。⑥
編纂天啟《淮安府志》的時候，社會正處於重大變革時期。前不久李三才在淮安做了十多年漕運總督，辦了許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情，成為東林黨人政治代表人物。他在淮安漕署闢了一個東林書院，聚眾講學，淮安府出現了一大批覆社成員。當時政治黑暗，朝廷腐敗，社會動盪，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要求民主，思想十分活躍。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人們普遍主張突破理學對人性的束縛。在文學方面出現了大量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戲曲、小說作品，在創作、刊刻印刷、閱讀傳播通俗小說方面，出現了全新的局面。吳承恩的《西遊記》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一部通俗小說，是當時人們熟知的。在當時條件下，人們讀小說，談小說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文人的文集中談小說，批點小說是很平常的事。天啟年間，《淮安府志》的編者將吳承恩有小說《西遊記》記入了府志中，在那個年代是很自然的。所以用不著懷疑，天啟《淮安府志》所記《西遊記》，就是百回本通俗小說《西遊記》。
註釋：
① 魯迅《小說舊聞鈔》：“康熙《淮安府志》卷11《文苑傳》及卷12《藝文志》，所載吳承恩事蹟及著作，並與天啟《淮安府志》同。”
② 學術界一般認為吳承恩的卒年為1582年。參見蘇興《吳承恩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③⑥ 此見阮葵生《茶餘客話》卷21，原文如下：“金漳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餘謂此事真偽不值一辯也。按《舊志》稱：射陽性敏多慧，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著雜記數種。借未注雜記書名，惟《淮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未之有聞也。世乃稱為證道之書，批評穿鑿，謂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園一序，而尊為長春真人秘本，亦作偽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謂出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求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攘列已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演義，極誕幻詭變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狡檜，遊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為村翁塾童笑資，必求得修練秘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他於《西遊記》書名後還加上“通俗演義”四個字，即更表明他認為天啟府志所載《西遊記》就是通俗小說。
④ 《清史稿》儒林三丁晏傳：“生平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研討尤深。以毛公之學，得聖賢之正傳，其所稱道，與周、秦諸子相出入。康成申暢毛義，脩敬作箋。孔疏不能尋繹，誤謂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鄭旨。因博稽互考，證之故書雅記，義若合符，撰毛鄭詩釋四卷。康成詩譜，宋歐陽氏補亡，今通志堂刊本訛脫踳駁。爰據正義排比重編，撰鄭氏詩譜考正一卷。以康成兼採三家詩，王應麟有三家詩考，附刊玉海之後，舛謬錯出，世無善本。乃蒐採原書，校讎是正，撰詩考補註二卷，補遺一卷。……所著書四十七種，凡一百三十六卷，其已刊者為頤志齋叢書。”
⑤ 張清吉《醒姻緣傳新考》引孫楷第致胡適信雲：“此書作者，《骨董瑣記》以為蒲留仙。前曾訪《骨董瑣記》作者鄧文如君，叩其來歷，雲據繆荃蓀（1844—1919）《雲自在龕筆記》稿本。所記鮑廷博語，乃繆氏親聞之丁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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