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今天的澳門,依然是全球人均財富第二多的城市。但相比曾經的輝煌與風風雨雨,這些事蹟無疑有些暗淡和消極。這裡長期都是聯通全球海洋體系與大陸帝國格局的窗口,也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分水嶺。無論哪方勢力看上去更佔優勢,都不會願意改變這種微妙均衡。


僅以允許澳門落成的大明王朝來說,其自身的軍政格局就至少三次受惠於當地。儘管只是小小的彈丸之地,卻為整個帝國奉上了超乎比例的貢獻。


全球化的資金流轉窗口

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簽訂《萊昂內爾德索薩協定》的索薩船長




1554年,明朝的廣東道副使汪柏與葡萄牙船長索薩會晤,並簽署了《萊昂內爾德索薩協定》。從此,廣州當局將視對方為傳統朝貢成員國對待,不再拒絕貿易且動用武力。這個迫於無奈的決定,結束了雙方在此前30多年裡的緊張對峙。三年後,最初的澳門便以租借地形式開放,成為西洋大帆船在遠東的重要落腳點。


作為最顯而易見的回報,定期到訪的葡萄牙船長需要每年為澳門支付44磅白銀。這個規定在當時還不為北方宮廷所獲悉,讓嘉靖與隆慶時代的地方官都能完整私吞這500兩租金。直到萬曆皇帝登基的1573年,事情才由新上任的官員捅出,讓明朝官方正式笑納洋人的朝貢年金。


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建城之處的澳門 完全就是個沿海貿易站




此時的澳門已為沿海貿易提供了諸多動力,遠比定死的費用更為人看重。

大量來自印度、南洋乃至非洲的貨物,從港口進入明朝市場。後者的生絲、茶葉和瓷器,也由澳門上船轉運。但更為重要的輸入品,是以貴金屬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流動資金。


至此,澳門的經典經濟模式就在那個年代基本定型。雖然葡萄牙本國地域狹小,沒有值得稱道的金銀富礦,但卻絲毫不影響城市的貿易活力。因為只要有大航海時代的物流支持,就能讓來自西非的黃金、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至於原產地究竟來自何方,反而不是需要關係的問題。畢竟,貿易中的具體貨物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有重大不同,但參與者對資本的需求卻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明朝自立國開始,就將黃金白銀從國內流通領域剔除,卻不能割捨其固有的支付功能。所以,澳門開埠的意義,等於是給朝廷提供了大宗儲備金來源。


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澳門的意義 在於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



澳門這座城市的形成,也有許多幸運之處。一直到1520年代,日本的巨型銀礦才被髮掘和開採。但由吳越商人建立在舟山的雙嶼島基地,卻在1548年被官軍突襲摧毀。因此,一度能吸納白銀資本的地下渠道遭衝擊,反而使地方財政受到很大影響。加上倭寇興起與隨之增加的募兵開支,都對東南沿海形成很大影響。廣東當局在賊寇未平的情況下,斷然祭出澳門,也是為扭轉經濟頹勢的重要一局。


當然,鑑於澳門的成功經驗,明朝也在之後的隆慶時代展開過進一步嘗試。無論是福建漳州的月港,還是漠南蒙古的歸化城,都被期望扮演類似澳門在廣東的作用。前者將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對接,換得來自美洲的白銀資本。後者則嘗試重開草原商路,換得來自中亞乃至東歐的各類資金。只是在隆慶皇帝之後,這些地方的變革就沒能繼續下去。因此,澳門就再度成為帝國獲取外部貴金屬的穩定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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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經驗 也在稍後啟發了類似口岸




珠江口的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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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城市發展 也在珠江口形成堡壘效果




除了國際貿易與資金輸入,澳門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朝對廣東沿海的防禦能力。南來北往的葡萄牙帆船,本身就是能統治一片水域的強大戰力,讓定期出沒的各類倭寇比較忌憚。同時,少量駐防島上的居民,也是完全不需帝國花費的保安力量。


1564年,廣東當地因官府欠餉而爆發了拓林兵變。作為首府的廣州城,也被叛軍和與之合作的倭寇船隊圍困。位於出海口的澳門,便遵照封建臣屬義務,派出由梅洛船長指揮的中國式帆船。在之後的叄門之戰中,這艘澳門商船便幫明朝水師擊破了珠江口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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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澳門的臨時守備隊 也數次為明朝應付嶺南戰事


1568年,又有海盜曾一本的船隊從海上突然珠江口。為了能順利攻取廣州,他們決定首先以兵力優勢控制澳門。由於明朝官方嚴禁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防禦工事,所以島上只能湊出130人的臨時部隊。他們通過挖掘戰壕和工事掩護自己,並以當時最為先進的排槍射擊戰術禦敵,最終將3000名海盜的強攻頂了回去。期間,停泊港口的大帆船也遭到海盜圍攻,同樣以先進的火炮擊潰對手。因此,等到曾一本的人馬被迫轉向內河,已經在澳門損失了1/5的兵力。


進入17世紀,荷蘭武裝商船的出現,又讓明朝東南水域的局勢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澳門雖然是他們始終想要攻取的據點,卻也成為稀釋其有限兵力的盾牌。儘管荷蘭船長很快就將主要目標聚焦在福建沿岸,卻總是會優先分兵攻打澳門。島上的葡人則已獲准建立海防炮臺和城牆,使得陸戰能力不足的敵人總是鎩羽而歸。至於在近海活動的各類倭寇,就更沒有實力策動類似進攻。也就是說,至少在廣東的珠江口水域,澳門本身就是為明朝涉外經濟保駕護航的要塞。


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遭到荷蘭武裝商船進攻的澳門




先進技術的引進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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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停泊澳門的大帆船 是明朝沿海的最強水面力量




既然葡澳的軍事科技在東亞鶴立雞群,自然會在朝夕相處中影響大明帝國。尤其是在王朝勢力衰微的17世紀,類似的情況就非常明顯。


1620年代,葡萄牙人從1艘珠江口的英國沉船上撈起數門海戰長炮。其最初的建造時間,幾乎與澳門建城的時間吻合。很快,這批陳舊的“新式武器”經過適當修復,轉手被賣給了明朝官方。再通過不遠萬里的陸上運輸,終於送遞遼東前線。在1626年的寧遠城圍攻戰中,明軍正式用這些所謂的紅夷大炮,挫敗了之前還無往不利的八旗。在次年的寧錦之戰中,守軍再次以這些大炮為重要的火力支援,擊退卷出重來的清軍。若非這些新式科技的輸入,明軍可能會提前從遼東戰場敗退,躲入山海關內。


澳門: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彈丸之城

澳門就是明清兩軍最好的火炮技術源頭


1630年後,鑑於本國技術開發的嚴重滯後,明朝宮廷也終於決心從澳門招募相關人員。一批專業炮手和鑄炮師被派往帝國北部,以軍事顧問的方式傳授必要技巧。儘管學成的徒弟們很快因吳橋兵變而轉投滿洲,卻還是為明朝自己留下了少許技術班底。在叛軍得勢的階段,來自澳門的專業炮手們負責防禦登州,並幾乎戰鬥到最後一刻。此後的明朝,儘管財力受到嚴重限制,還是想法設防的繼續從澳門採購火炮。整個東亞大陸的戰爭形態,也因為這10年發展而變得大為不同。


當然,任何王朝的命數,都不可能靠幾樣舶來品就有根本性逆轉。澳門的資本的輸入價值,也會隨著更大層面的國際局勢而產生變化。當葡萄牙商船最終被荷蘭勢力驅逐,來自日本的白銀也就出現斷供。西班牙美洲的銀礦產量縮減,也使馬尼拉方向的支持變得微弱。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才終於讓帝國財政遭遇可怕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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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幫助明朝抗清的澳門僱傭兵


但即便是在明朝滅亡的過程中,澳門的作用還是屢有浮現。由城市居民組成的小型部隊,就在1652年參加了抗清的桂林之戰。10年之後,來自巴達維亞的荷蘭艦隊與鄭成功作戰不利,指揮官便準備以進攻澳門的方式挽回顏面。這讓火力其實更強的他們選擇拋棄福薩摩守軍,反過來為鄭成功的臺灣之戰形成助攻。而大明國姓爺麾下的黑人火槍手部隊,也由最初來自澳門的東非奴兵為班底構建。僅從這些微小的工作來看,澳門對帝國已是物超所值。


在後來的滿清時期,澳門依然扮演著明朝時就明確的位置。乃至有更強競爭者在海對岸取代自己,也能以特殊的歷史積澱和功能定位,充當輝煌過去的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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