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預期，2020年中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在6%左右的增長率，是有現實基礎和依據的。2020年最大的不確定性仍是貿易戰。最令人擔心的是科技戰、規則戰和金融戰形勢是否會急劇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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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俞嵐
同樣的數字，對於不同的經濟主體，基於不同的視角，會有迥然不同的反應。比如6%的GDP增長率。
2020年的全球經濟可能好於2019，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是中美貿易戰。2018年7月，IMF預測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達到3.9%，高於2018年的3.6%，也高於1990至2007年的3.74%。由於中美貿易戰導致全球經濟同步放緩，全球經濟增長率下調到3.0%，全球貿易增長率下調到1.2%。元旦前後，預計中美貿易磋商將達成第一階段協議，這對世界經濟無疑是一個利好。
2019年，中國GDP增幅大概率會保持在6%或略高的水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收官之年，穩是大局。從11月製造業PMI先行指標重返擴張區間、非製造業商務活動先行指標強勁上升、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長由負轉正等，可以預期，2020年中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在6%左右的增長率，是有現實基礎和依據的。2020年，最大的不確定性仍是貿易戰。最令人擔心的是科技戰、規則戰和金融戰形勢是否會急劇惡化。
以下幾個方面是引起當前經濟形勢判斷爭論的焦點。
其一，世界經濟的趨勢性減速是全球化的階段性特徵。
如果說對經濟的規律性認識還有共識的話，週期性特徵顯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經濟與自然的共性之一是具有一定的生命週期，不是一條始終上揚的直線，而是一條有峰有谷的曲線。
比如，在1981-2000年期間，美國、中國、日本、巴西、印度等經濟體增長強勁，平均實際GDP增長率依次為3.4%，9.9%，2.9%，1.8%，5.4%。2008年至今，除印度增長7.1%外，美國、中國、日本、巴西增長速度顯著放緩，平均實際GDP增長率依次降至1.6%，8.1%，0.5%，1.6%，印度近期也已連續7個季度放緩，前後數字的對比與變化恰是經濟週期使然。
既然經濟週期是規律，那麼GDP增速下降則是該規律具體而微的表現，是全球宏觀因素和變量的合成結果。至少從經濟規律認識的角度出發，這不過是經濟週期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變化而已。然而，1990年至2000年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為2.7%，2001至2008年為8.8%，2009至2019年為2.0%，與金融危機後的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有直接關係。
第二，GDP增長速度換擋是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必然體現。
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循環和產業鏈分工始於改革開放，於2001年加入WTO後進一步提速。由於基數小、基礎薄，加上政策紅利、人口紅利、資金紅利、技術紅利等合力，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中國經濟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長的高速度增長。
但既然是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無法成為獨立於世界經濟週期的獨立事件，那麼，期待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仍然維持較高甚至兩位數增長的想法，顯然缺乏理論和實踐的邏輯，特別在經濟週期的調整階段。
所以，GDP增速回調正是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並全面參與全球分工的必然結果，是全球同此涼熱的中國鏡像。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2009至2018年，中國經濟對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4%，同期美國經濟貢獻率是24.8%。2008年底中國宏觀槓桿率是142%，2017年底是256%，中國付出114個百分點槓桿率增加，為世界經濟走出危機泥潭做出遠大於美國的歷史性貢獻。其中，包括危機後美國以中國要承擔全球經濟再平衡代價所施加的巨大外部壓力。
顯然，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前期是相對指標特別是增速的貢獻。進入超大經濟體行列後，則主要變為絕對指標特別是增量的貢獻。
全球經濟的中國速度和中國經濟的全球嵌入，是GDP增長數字的一體兩面。既說明全球化進入了調整優化期，也說明中國經濟逐漸成熟，從簡單的粗放規模型向複雜的精確質量型轉軌，看上去不甚理想的數字，反映的是恰恰是理想的方向和軌跡。
第三，中國一體化的全產業鏈體系具備相當的自我修復能力。
如果說改革初期中國經濟的生產特點是比較優勢，產出特點是量大價低的話，那麼，現在的中國經濟生產特點是全產業鏈，產出是質優價低。前者更多的是產業鏈點的突破，後者更多的則是產業鏈系統性整固。從產業的角度，中國製造業體系完整及配套設施齊全，全產業鏈優勢明顯。
在經濟的數量性指標表現差強人意之時，經濟的質量性指標卻在同步改善，並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2018年，中國研發強度為2.19%，投入研發經費金額接近2萬億人民幣。2019年，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為第14位，比上年提高了3位，比前年提高8位。
單純幾個序列的數據改善或許缺乏說服力，但在全球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實現6%左右GDP漲幅本身，就客觀體現了中國宏觀經濟的內在穩定性和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
第四，中國在全球經濟變軌的定位契合科技驅動的大勢。
甫入全球競技舞臺，中國的角色相對固定於供應鏈中低端，彼時全球經濟仍處於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化初期。現在經濟已進入數字化時代，是與前三次工業革命有本質區別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從經濟驅動要素的角度而言，之前的主動力是勞動、土地和資金，現在的主動力則是智力、資金和科技。科技是新經濟的主題，數據是新時代的石油。
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過去在於成本端。經過四十年的發展，在技術上已然形成了一定的系統性優勢，雖然科技創新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在技術應用上已經把巨大的市場容量轉化為強大的競爭力，並在某些共性技術層面具備了國際領先水準。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佈的《世界知識產權指標》（WIPI）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創新者共提交了330萬件專利申請，同比漲幅為5.2%。中國專利申請量居世界第一，佔到去年全世界專利申請量總和的近半。全球5G專利中國陣營佔比達42%。
科技成分和技術含量的提高，反映出中國經濟的基礎能力與發展潛力的有機契合，體現出在全球經濟模式變軌時中國所處的位置相對領先。面對同樣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中國經濟至少技術層面的比較優勢明顯。
第五，分配與社會保障給予經濟發展必要的安全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在生產端與西方國家共性多於個性，而在分配端則個性多於共性。中國的分配製度兼顧不同群體，有效地通過就業率的長期穩定和收入差距的適度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財富差距過大和貧富嚴重分化，使得經濟成果被儘可能多地均衡分享。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事實上實施了不平衡發展戰略，金融危機後轉向協調發展戰略。現階段，則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特別是扶貧攻堅。
改革開放40年來，在現行聯合國標準下，中國7億多人口成功脫貧，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70%以上，中國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人,連續6年平均每年減貧1300多萬人，預計2019年減貧人口將超1000萬，並計劃在2020年全面打贏貧困殲滅戰。
這是社會責任的經濟工程，是經濟成果的社會校正，是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這一時代主題的中國實踐。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進步。通過就業率、收入分配指標、貧困率等，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堅實，與全球經濟關注社會效益和環境的大趨勢高度一致，並具有諸多的制度優勢和機制空間，因此經濟發展的潛力猶在。
第六，數字經濟的規模效應、範圍效應、信息效應和平臺效應，具有競爭力。
新經濟的特點是數字，經濟轉型在於數字化轉型，而數據是其血液。無論是大數據、雲、量子計算、人工智能，還是5G甚至6G，所需數據量之大、範圍之廣、深度之深、顆粒度之細，是傳統經濟無法企及的，而這一切都需要大市場和大場景。
中國市場從深度和廣度、存量和增量上，都具備其他經濟體無法比擬的競爭力，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已予以充分證明。2013-2018年，中國電子商務行業交易年均增長率達到27%。
現代科技不僅依託於原創性，而且高度依賴應用場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應用場景。這一優勢在數字經濟時代將進一步發揮作用，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注入規模效應、範圍效應、信息效應和平臺效應。
第七，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是中國推動全球化升級的宣示。
在WTO規則框架內，中國形成了全球第一進出口國家的地位。201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6萬億美元，佔全球比例為11.8%，同比增長12.6%。
即便在貿易摩擦頻出、貿易壁壘高企的背景下，2019年前11月，中國貿易順差同比增長34.9%，中國對外貿易相對穩定，從側面展示出從外向型經濟轉向開放型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可持續性。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開放是全方位的，製造業國際化更是處於較高水平。比如，華為2018年半導體採購支出達211.31億美元，同比猛增45％，超越戴爾、聯想，成為了全球第三大芯片買家。在供應鏈和產業鏈上，中國不僅幾乎全部參與，而且在諸多重要節點達到領先水平。
今天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是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下一步將轉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重點是推動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與國際高標準規則相銜接。中國新增設立山東、江蘇、廣西、河北、雲南、黑龍江6個自貿試驗區，使自貿區增至18個，並將深圳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使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更加完善。
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彰顯中國支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堅定決心，而經濟的開放程度與增長之間的正相關關係已經被理論和實際所充分證明。因此，中國經濟的外部動力也會馳而不息。
上述七點，不過是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的幾個側面。越是有掛一漏萬，越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越是對看衰中國經濟的短視和錯覺的否定。
經濟轉型在即，行動方是關鍵。
作者為中國新聞社經濟部主任、國是直通車總編輯，編輯：許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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