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與高塔》（英）尼爾·弗格森著，周逵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月
文 | 賈敏
深秋午後的上海，高架路旁的大隱書局，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攜他的新著《廣場與高塔》再訪中國。
弗格森先生此次中國之行的核心事務，除了向讀者詳細介紹何為高塔、何謂廣場（坦率地講，這個隱喻並不深奧），還於隨後在北京舉辦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和96歲的基辛格對談世界秩序，深究所謂的“新冷戰”時刻何時降臨，這幾乎是世界上所有精英都會屏住呼吸側耳聆聽的話題。
對於弗格森而言，沒有比這個更能令他感到興奮的場合了：這是一次在權勢高塔展開思想交鋒的絕妙體驗。
人際網絡
在移動互聯網、甚至物聯網的時代，“網絡”並不是什麼新鮮詞彙。但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卻要告訴我們，“網絡”不僅不是新鮮事物，還有著極為漫長的歷史和廣泛的涵義，早已參與形塑了今天的世界。
人們慣稱21世紀為網絡時代，但在弗格森看來網絡早已存在。歷史上的轉折時代正是代表精英主義的“高塔”和集結平民網絡力量的“廣場”，兩者在融合與互動過程中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形塑了我們今天所認知的歷史。弗格森先生在《廣場與高塔》中，以全新視角和大歷史觀，詮釋人類歷史演進中的經驗與教訓。常見於影視劇的共濟會、光明會，都是弗格森筆下的非正式“網絡”；它們顯然不是陰謀論者所描繪的模樣，但的確曾在歷史轉折時代，發揮過不可忽視的作用。
弗格森還解釋了為什麼原本試圖通過連接更多人、旨在讓全世界更加開放的互聯網，反而在現實中讓更多人走向了自我封閉，讓大型網絡公司走向壟斷。
此外，在弗格森看來，所有的歷史可以被理解為廣場和高塔之間的對峙，它們象徵著社會網絡和等級權力控制之間的對峙。眾所周知，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網絡化。人們都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彼此相連，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而《廣場與高塔》所展示的是，過去500多年間權力等級形式的推倒與重建，技術革命與網絡化社會興起的進步與反動，這一切終究會在個體身上留下深刻的行為痕跡。作為故事講述者的弗格森也概莫能外。
按照弗格森的說法，這本著作是他在奮筆撰寫基辛格傳之餘所迸發的靈感：通過翻閱數千份私人檔案與書信，以及圍繞基辛格人生歷程諸多重要節點的再次審視，弗格森發現一個令人激動的新大陸：助力這位外交家、政治家偉業成就的，除了他自身過硬的智識稟賦與認真勤勉之外，他所編織的人際關係網絡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知道，將基辛格與尼克松捆綁在一起，並不是他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是有著共同憎惡的目標群體：華盛頓的精英職業官僚們。基辛格在博士論文中就曾指出，政策的本質乃是它的偶然性，成功的政策取決於推測和估算，而官僚主義的本質在於尋求安全，因此試圖以官僚方式執行政策，其結果往往會讓人成為事件與官僚集團的囚徒。反諷的是，部門之間的傾軋內鬥，恰恰是官僚集團內部出產政策的最大靈感源泉。
當既有的權力高塔無法實現基辛格的夢想時，他沒有氣餒，而是轉而跳過等級官僚的種種約束，開始建立一個屬於他的交往網絡，這個網絡遠遠跨出了華盛頓特區和環城高速公路所能給予的空間極限，這個網絡橫跨柏林牆東西與克里姆林宮內外，從北京的皇家江南園林到東南亞潮溼泥濘的胡志明小道，在耶路撒冷的哭牆與戴維營的林間別墅，又從巴黎的和談會議室跨越到比弗利山莊的名流宴會。
這種用穿梭外交與私密洽談所編織的人際交往網絡，恰是基辛格所謂的“新國際體系”，他是這個新型體系的樞紐和節點，並由此不斷擴張。
弗格森以為，處於權勢頂峰時刻的理查德·尼克松，忽視了國務卿的告誡，而是醉心於通過構築等級權力的方式攫取成就，他構築了一個強大卻又無比脆弱的門徒高塔為其張目，這個高塔在水門事件後瞬間分崩離析。而基辛格即使在1977年完全離開政府後，他的影響力依舊不可小覷，並以人際網絡的形式保存下來，長壽基因更是賦予基辛格一段新的世紀傳奇。
我們可以說，弗格森筆下的理想主義者基辛格，恰是一個駐足高塔卻又蔑視高塔，同時深知高塔之風險，可以自由選擇並編織一個能夠在廣場與高塔之間自由穿行的精英典範。由此我們亦可明白，為什麼是基辛格選中弗格森為其立傳，而不是相反。
“賽伯利亞”
事實上，基辛格的故事只是激發弗格森創作靈感火花的第一個環節。跳開個體遭遇的交往網絡，選擇更大更為寬廣的歷史脈絡，才是《高塔與廣場》激發我們想象力的魅力所在。
弗格森一直以來秉持歷史寫作的三重特性，即展示歷史進程起源的複雜性，歷史中人物思想與行為的內外矛盾性，以及誘發歷史時間與時間的偶然性。在新著中，弗格森還加了一句：歷史學家需要新的空間與時間維度的考量，並以此培養歷史的想象力。
長久以來，人類社會始終被等級權力結構所羈絆，這對歷史書寫也產生了消極影響。作為一種權勢和影響力的文本表述，歷史學者基本上是權力高塔的代言人和捍衛者，因為他們也是等級社會的中堅力量。
隨著近代印刷傳播創新的出現和與之伴隨的科技革命、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西方的權力高塔出現了裂縫，隨之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把舊的世界徹底搗毀，新的世界重新矗立：廣場上的民眾再次分裂，結構性的權力組成依舊沒有改變。
面對互聯網時代的科技浪潮和對人類社會的深層影響，這種解釋還不夠充分。因為先驗式的兩分法隔絕了高塔與廣場之間的流動。這就需要我們從人類社會的組織化進程中尋找答案。
在原始部落時代（Tribes），人類社群建立關聯的方式依靠肢體和語言表達。隨著社會組織結構化的不斷加深，物理與意識形態上的機構（Institutions）開始出現，文字與印刷成為鞏固組織的關鍵元素。近代開始，新型的城市（Cities）與市場（Market）開始成型，歐洲城市空間中的廣場與高塔承擔了權力與日常交往的核心要素。從高處俯視，這就好比圍繞一箇中心向外輻射，這是多維網絡化社會的組織基礎，或者說是現代社會的景觀投射。
今日的互聯網時代，這種網絡化交往社會的構成複雜程度早已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組織的構成密度，這種網絡化的交往如同大都會地下星羅密佈般的各種能源和生活管道，又恰似我們頭頂各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網絡信號。如果我們的歷史記述者還是緊盯地表上的摩天大樓，抑或是雄偉的文明廟宇殿堂，他們必然會錯過遭遇構建歷史發展的真實脈絡。
同樣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今日的互聯網生態格局早已走出萌芽期的烏托邦理想。互聯網創新巨頭成長為虛擬世界的統治者和壟斷者，他們對於權力和高塔的想象和依戀正在重複老套的劇本。
弗格森以“賽伯利亞”（Cyberia）指稱當今世界的互聯網“地緣政治”格局。舊有的權勢高塔還未消亡，新的權力高塔正在隆起，其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型互聯網權勢高塔正在演變為西方勢力的最大挑戰者。中國高效的治理能力和動員模式，使得中國的互聯網組織形態可以最大程度上為國家服務，而混亂的西方文明還在為劃分廣場與高塔之間的邊界和形態內鬥不已。
在寫作《高塔與廣場》的時刻，弗格森已經敏銳地嗅到中國在推動數字貨幣方面的大膽先行之舉，以及西方在這方面必然遇到的制度和價值矛盾，這一切都被當下事件所印證。弗格森未曾預測到的是，在他看來並不可能攻陷西方社交網絡的中國互聯網新貴們，正在以名為“Tiktok”的APP方式，俘獲並佔據這個星球年輕人的網絡社交世界，這一切都在當下迅速蔓延。
網絡化的視角和評判
閱讀《高塔與廣場》好比跟隨弗格森的腳步，從啟蒙時代開啟前夜的歐洲起步，與歐洲旅行者、佈道者、殖民者，啟蒙運動中的文人共和國，北美獨立戰爭中的反抗紳士，金融顯貴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歐洲王室的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兩次歐洲大戰中的政治家、革命家與陰謀家，難以捉摸的劍橋五傑，在叢林中廝殺的帝國將軍，冷漠而狂躁的冷戰鬥士們，加州硅谷的技術極客，以及紐約第五大道上金碧輝煌68層高塔的擁有者，一同前行，試著用網絡化的視角和評判方法，來審視歷史進程的各種可能。
書中的個體與群體肖像，熟悉弗格森以往作品的人士，往往會感到某種重逢的喜悅。
這種重逢所帶來的新知與領悟，則必然會幫助我們用嶄新的視角思考今日的世界。弗格森深受英國文史寫作傳統薰陶，自由而不羈；蘇格蘭人獨有的理財和啟蒙的思想基因，又使得弗格森筆下的歷史人物充滿了真實的張力感。到這裡，我們不免又要搬請溫斯頓·丘吉爾先生的話語來壓陣。他曾經說過，“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本文首刊於2020年1月2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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