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統一貨幣鑄幣權以及實行緡錢制度後，社會劇烈震盪。後來威力減輕社會的反抗強度，漢武帝還採取了一些懷柔式的實施辦法，比如有意識地樹立為國分憂的榜樣，而一個叫卜式的河南人便有幸成了古代“焦裕祿”。
其實，卜式這個人原本也不是有太多私心雜念，在朝廷對他大樹特樹之前，他還真的是很愛國，發自內心的那種。雖然他不算是大富豪，卻願意響應中央政府號召，把自己的千餘頭肥羊捐出一半支持漢朝攻打匈奴。而那時候還沒有實行緡錢令，漢武帝很驚奇，正所謂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以為這“活雷鋒”卜式一定是藉著捐錢捐物謀取一官半職，居然朝廷命官詢問的結果是，卜式完全為了支持國家打仗，純自願的那種。這種顯然“有悖常人思維”的解釋也使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滿腹疑團，還以為是他想放長線釣大魚呢，所以並不急著提拔他，看看再說。
看到後來，卜式又一次為賑災捐了20萬。這回真金白銀的漢武帝也感覺他不是裝的了，而是真正的個人覺悟高，於是主動給他當官，而且一路凱歌當到了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御史大夫。
當然漢武帝給卜式提官的原因也不是就嘉獎其覺悟高那麼單純，而是另有政治指向，也就是為了配合推出緡錢令進行的立體宣傳，為人們配合天子的“合理圈錢”提供一個榜樣的力量。
卜式的典型形像就這樣給塑造樹立出來了，原以為人們會學習卜式好榜樣，踴躍為國作貢獻，不過卻收效不大，尤其是對嗜利如命的商人食利階層，想從他們口袋中“虎口奪食”，那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商家富戶尤其不買帳，能不捐的絕對不捐。看來算緡有即時流產的危險，這對朝廷相當不利，那時因戰爭的折騰又讓皇帝手中特別缺錢，情急之下，漢武帝也只能“霸王硬上弓”，緊接著出臺了告緡政策，採取全民動員的手段，號召大家一起來檢舉揭發偷稅漏稅，然後強制執行，也就是說你不捐也得捐，不捐不僅要強行拿走你的錢物，甚至還有牢獄之災。
於是，皇帝的口袋因此而立馬漲成豬頭，肥得不能再肥，而民間資財也因財富流轉急劇“減肥”，甚至變得有點民不聊生。正如太史公上文所述：“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大意就是當時中產階級以上幾乎都被人告遍，官府得民財數以億計，要人有人，要田有田，這種以法律強制財富由社會向中央政府轉移的做法，雖然有效地解決了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而此種“殺雞取卵”的近乎野蠻的手法，卻大大傷害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也就是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因重稅而破產，反正你起早貪黑辛辛苦苦賺到的錢，因為沒有對私有財產的合理保護措施，到了最後都讓官府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拿走，幹不幹一個樣，所以生民不再經營實業勤勞致富，寧願遊手好閒、偷雞摸狗，再也不敢積蓄產業財富，這樣就大大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漢武帝劇照
這就是官府進行積極財政政策而出臺的緡錢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這還不是最壞的，嗣後推出的增稅政策，以及鹽鐵專營、均輸平準法的實行，更是給巨賈豪族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本末之爭”在經濟政策上的具體反映，漢武之前賈誼、晁錯等人就對天下“背本逐末”頗有微詞，到了漢武帝為了配合一統經濟正好對商業“末流”開刀，極度抑商的結果，所以中國古代經濟中“商”的成份一直“發育不全”，直到現在有人還認為中國社會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如此想來也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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