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清皇室來說，大清帝國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首領慶親王奕劻的貪賄，猶如致使大堤垮塌的巨大蟻穴。
奕劻在朝上連續不斷的讚譽，令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對袁世凱深信不疑，致使袁世凱在北洋新軍中的親信及同黨紛紛擢升要位，他掌管的兵力從一鎮擴為四鎮、由四鎮擴為六鎮，最終形成了未來禍患中國的強大的北洋勢力。
而袁世凱自己，雖為直隸總督，卻通過對奕劻的掌控足以遙制、把持朝政，成為大清帝國中權力最大、權勢最重的人。
1911年，直到大清帝國即將滅亡之際，本該為國盡職盡忠的奕劻，還在以近乎病態的貪慾聚斂著個人財富。
武昌起義爆發後，奕劻這個大清皇室的後裔、執掌著大清中樞權力的重臣，居然在拿了袁世凱的300萬兩賄款後前去宮中充當逼宮的說客。
大清帝國傾覆之際，這位王爺通過受賄索賄聚斂的家產摺合白銀億兩以上，而當時大清帝國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8000多萬兩。
在清廷瀕臨氣絕需要財力支撐的時候，他卻聲稱自己已經窮到了要賣房子的地步。
這個躋身於帝國最高權力層、幾乎掌握著帝國命運的親王，為了一己的私慾與個人私利，不惜損害、犧牲，乃至侵蝕整個國家的瘋狂攫取，成為大清帝國晚期執政階層的典型狀態。
據說，奕劻在顯達以前，也是個窮貝勒，家道中衰令他連上朝用的官服都需靠當鋪取贖來維持體面。
他的發財致富，始於當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加封親王之後。
按照大清帝國的官場慣例，他開始接受朝廷俸祿之外的各種饋贈。
因為曾經窮過，他不嫌棄少，抱著積少成多的心態，來者不拒地慢慢積累，很快就達到了一個可觀的數目。
成為軍機處首領之後，當發現權力可致暴富的時候，他決心在財富的積累上無論是手段還是數目都要超過前任榮祿。
於是，他用硃筆在全國官吏名冊上將優劣肥缺的相應價碼一一標出，然後嚴格按照明碼標價落實每一個官位的補缺。
如果哪個官吏沒弄清楚慶親王的官價，無論有多充足的理由也不會得到官職；而如果通過幕僚門丁的反覆提醒還是不明白，那麼慶親王就會直接索要。
1901年，《辛丑各國和約》簽訂，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成為新任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袁世凱選中的目標還是慶親王奕劻。
喜歡銀子的奕劻原本不喜歡袁世凱，因為在他成為軍機大臣之前，袁世凱敬獻奉承的是軍機首領榮祿。
但是，待到榮祿病危，朝野內外剛剛傳聞奕劻將代之入主軍機，袁世凱的心腹幕僚楊士琦就走進了慶王府，都沒顧上寒暄直接將一張銀票捧給了奕劻。
那時的奕劻，還處在對幾千兩銀子都很痴迷的階段，受賄金額達到萬兩就有些不知所措了。
等到看清楚楊士琦捧上來的銀票上的數額時，奕劻著實吃了一驚：整整十萬兩！就在那一刻，奕劻亦悲亦喜。
悲的是成為軍機首領實在是太晚了；喜的是暴富的夢想轉瞬間成為現實，自己的財途自此必會一片燦爛。
袁世凱的行賄原則是：不做則已，做就要將受賄者置於掌中。
奕劻 (1838 -1917)
1906年，袁世凱在清廷官制改革中受挫，又在南北大會操中輸給了張之洞。內外交困中，適逢慈禧決定在東三省試行地方官制改革。
朝廷派出的人一滿一漢：滿族貴族是農工商部尚書載振，漢族大吏是袁世凱的莫逆之交、民政部尚書徐世昌。袁世凱意識到，自己挽回損失的時機到了。
他之所以這麼認為，還是緣於對皇親國戚的瞭解：受賄個個貪得無厭，漁色個個膽大包天。更便利的條件是載振是慶親王奕劻的兒子。
天津有個唱梆子的通縣籍女伶，名叫楊喜翠，姿容豐麗，歌喉婉轉，恰值青春，身價極高，惹得公子哥們終日緊追不捨。
載振與徐世昌有一天路過天津。當時，袁世凱的心腹段祺瑞任巡警總辦。
段祺瑞花了不少銀兩擺出豪華宴席，宴席間少不了堂會演出，唱堂會的正是這個“花照四座”的楊喜翠。
喜翠迷住了慶王府的公子載振。段祺瑞即刻雙管齊下，以10萬白銀送給奕劻作為壽禮，同時又以10萬兩銀子將楊喜翠贖出。
待徐世昌和載振從東北返回再過天津小駐時，年僅19歲的楊喜翠已經被送進了載振的房間。
其時，載振和徐世昌同住一間行館的大套房內，套房中間只隔著一間堂屋。
楊喜翠被送進來的第二天，徐世昌裝作什麼也不知道，早起直接走進了載振的房間。載振立刻有些臉紅，忙讓楊喜翠向徐世昌行禮，然後說：“小弟荒唐，大哥見笑。”
徐世昌隨即拿出一張銀票說：“我是來道喜的。”
自此，慶王府裡的父子倆都變成了袁世凱的掌中玩物。
東三省官制改革方案沒有任何懸念：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朱家寶為吉林巡撫，段祺瑞為黑龍江巡撫，唐紹儀為奉天巡撫。
此四人都是袁世凱的北洋心腹。慈禧太后竟然批准了這項任命。
任命發佈之後，徐世昌立即以加強邊防為名，命北洋主力全部開往東三省。
就此，袁世凱丟失的北洋軍權又重新到手。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不透袁世凱的玄機。
引發巨大政治風波的是漢大臣瞿鴻禨。此前袁世凱為了拉攏這位軍機大臣，多次派人上門送禮，都被嚴詞拒絕。
瞿鴻禨的兒子結婚之際，袁世凱試探性地封了個800兩的紅包，誰知瞿大人連800百兩的面子也不給，如數給袁世凱退了回去。
關於東三省的官制改革，瞿鴻禨把袁世凱的以權謀私看得很清楚。
於是，這個因為不受賄便什麼也不怕的軍機大臣，聯合雲貴總督岑春煊，向奕劻和袁世凱發動了猛烈的抨擊。
在瞿鴻禨的主使下，《京報》把段祺瑞向載振獻名伶的醜聞公佈了出來，來龍去脈，繪聲繪色，一時成為整個京城廣為流傳的花邊新聞；具有“霹靂手段”的岑春煊，四次進宮向慈禧太后當面陳奏，矛頭直指奕劻的貪汙受賄“醜聲四播，政以賄成”。
在瞿鴻禨和岑春煊的連續上奏下，首先倒臺的是郵傳部侍郎朱寶奎，他的官位也是通過行賄奕劻得來的。一個相當於副部級的高官下馬，頓時引發京城內的官場震動。
沒過3天，御史趙啟霖上奏，揭露奕劻受賄賣官以及楊喜翠事件的真相。市井傳聞變成了真事，再加上御史是專門督察官員的監察官，慈禧不能無動於衷了。
朝廷下旨革段祺瑞官職，載振請辭農工商部尚書，並命載灃、孫家鼎徹查此事。
岌岌可危的奕劻和袁世凱必須反擊了。
奕劻、袁世凱立即重金收買了另外一名御史惲毓鼎彈劾瞿鴻禨，理由是“暗通報館，授意官言，陰結外援，分佈黨羽”。
然後，奕劻親自出馬，密奏岑春煊在戊戌年間就勾結康有為，是康梁的死黨之一。為了徹底說服慈禧，袁世凱竟然找了一個人，把岑春煊和康有為的照片合二為一，弄出了一張兩個人合影，合影照上的文字說明是：春煊近與康有為接晤。
在這個世界上，慈禧太后最恨的人當屬康有為。
幾天以後，慈禧作出了決定：將瞿鴻禨革職遣回原籍。瞿鴻禨沒有舉家返回原籍的盤纏，只有將京城內的府邸賣掉後黯然離去。至於岑春煊，一番周折後連兩廣總督的官位都丟掉了。
慈禧已不是當年垂簾聽政時咄咄逼人的少婦了。她老了，已無力掌控大清帝國複雜的政治局面。此時，只有一個人十分樂觀地活著。
袁世凱再次把一張大額銀票放在了慶親王奕劻的會客桌上。
出門望天，他覺得大清帝國汙濁的政治空氣是那樣的令他神清氣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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