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8 戰“疫”實錄|專業、堅韌、勇敢:她們撐起的不止半邊天

每經記者:丁舟洋 鄭潔 劉玲 張曉慶 滑昂 每經編輯:梁梟

抗疫一線,有了不起的“他們”,也有了不起的“她們”。

在湖北、在武漢,有許許多多堅守在自己工作崗位的女性。面對疫情,她們或許也曾恐懼過,但她們更是堅強的。她們深知,在專業面前,性別從來不是問題。

在3月8日這個特殊的日子,《每日經濟新聞》採訪了多位堅守在疫區的女性,傾聽她們的親身經歷。

(以下以採訪對象的自述體形式展開,內容經過記者處理)

產科護士邱小燕:不幸感染的孕產婦們,請不要輕言放棄

從申請上一線到感染,再到返崗,我在這個月經歷的事情,感覺比工作五年都要多。

我是武漢市華科大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的產科護士。一個多月前,我申請上前線抗疫,經過培訓後,被分到中法新城院區發熱病房綜合性科室,這個科室要求至少有一個產科護士。

因為我是產科護士,不參與核酸檢測採樣、氣道護理,我的工作在護士中不算最高危的。但我還是感染了。

現在想來,可能跟接觸了其他確診的同事有關。初期時防護措施還不完全,我所在病房不是負壓病房,籌備病房時,由於防護物資缺乏,我們4個護士只戴著一層普通口罩,鋪了50張床。這些床都是之前確診的一線病人剛睡過的。還有,我本身抵抗力差也是一個原因。

看到CT片上的肺部白色的磨玻璃影時,我很震驚。接著,酒店工作人員為我測量體溫——37.3℃,低燒,我自己並未發覺。那時,恐懼湧上心頭。

战“疫”实录|专业、坚韧、勇敢:她们撑起的不止半边天

邱小燕

但我馬上平復了情緒,立刻上報護理部和護士長,並且作好了最壞的準備,把卡上所有錢轉給了我老公。此時所住的酒店方得知了消息,通知我儘快搬走。但雪上加霜的是,我的身份證銀行卡不見了,突然之間我就無處容身了。

街道空無一人,我站在酒店外面,想起了三歲的孩子,忍不住落淚。

這時候,護理部胡露紅副主任給我打來電話,讓我不要怕。護理部其他老師和護士長得知了情況,也紛紛打電話幫我聯繫住宿和安慰我。當天晚上,我住進了醫院給職工設立的隔離酒店。

隔離的每一天,護士長都會打電話安慰我,為我解除所有後顧之憂。由於症狀較輕,感染才3mm,吃了幾天藥,很快就康復了。

確定康復後,我向發熱病房的護士長申請返崗。一個是我確實沒什麼事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每個班次必須保證有產科護士,但是其他產科護士也有病人要護理,如果我不返崗,產科就要重新安排護士過來。我已經感染過了,就不想其他同事再感染,更不想在這種時候置身事外。

返回醫院上班後,我發現病人少了,以前一個病區大概50個病人,現在30個左右,這讓人感到欣喜。

前兩天,還有一件喜事兒降臨,我護理的一個疑似患者成功誕下一個28周的男嬰。寶寶被唐敏護士長抱到新媽媽身邊,新媽媽數次落淚,我們在場所有人又感動又欣喜。

我也很想跟一些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孕產婦說,不要輕易放棄。希望病人能來檢查後再做決定。新生命的誕生,會給人帶來希望,而病房裡的病人狀況好轉,也讓我感到勝利就在前方。

華科校友會志願者張煜:開車兩天兩夜回武漢,我要為它做點什麼

我叫張煜,是華中科技大學武漢校友會的一名志願者。

去年年底,我帶著媽媽從武漢出發自駕遊。在我們到達西雙版納後,武漢新冠疫情爆發,看著新聞心裡非常著急。武漢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想要回去為它做點什麼。可是1月23日,武漢就宣佈交通封城,本以為回不去了。後來輾轉打聽到武漢能進不能出。所以,我就帶著媽媽開了兩天兩夜的車,在1月31號晚上到達武漢。

在回武漢的路上,我加入了華科校友會。安全起見,我先把媽媽送回了老家,自己住在原單位附近的出租屋裡。2月3日,我開始執行任務,去國博協助分發武漢市紅十字會的物資。此後每天都在外面出任務。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任務是搬消毒水。我們需要從大型集裝箱裡,把50斤一桶的消毒水搬下來,然後碼到堆子上。含氯的消毒水燻得我們眼睛都睜不開,越往集裝箱裡面走空氣越不好,但是大家都堅持了下來,搬完後大家臉都是通紅的,鞋子褲子也被消毒水褪色了,還有幾個志願者的腳都受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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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煜(左三)

50斤一桶的消毒水,對於女生來說很難搬動。但我們組裡的另一個女生黃敏,一直在默默地搬,任勞任怨。在我印象裡,她幾乎沒有休息過,大家做事的時候她在做,大家休息的時候她也在做事。像她這樣的女志願者有很多,大家都奔赴在抗疫一線,為武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因為新冠疫情,我們從不同的地方集中在這個志願者組織裡,從陌生到相熟,有了一種生死之交的特殊感情。不過,在口罩和防護服的包裹下,我們卻未曾真正“謀面”。我希望疫情早點結束,大家把口罩摘下來,一起聚餐,正式見見一起共患難的兄弟姐妹。

三八婦女節快到了,我很想我媽媽,疫情之下不能陪在她身邊。只希望疫情早點結束,能夠早點回去看看我媽媽,然後抱著她睡一覺。還有我的小姐妹們,我們能夠像以前一樣,聚餐逛街。

孤身在武漢的記者顧方:屏住最洶湧的情緒,寫出最專業的報道

大年初三,我就決定去武漢了。當時,身邊很多人反對,一個原因是,重大疫情更多是社會選題,而我是醫療垂直領域的記者,在後方從藥品流轉、治療指南等專業角度也能寫好稿子。

但疫情來勢洶洶,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只有在最近的現場,才能觀察整個醫療體系的運轉流程,才能看到人在疫情中的百態,才能從龐雜信息流中去蕪存菁,才能從多方說辭中辨別真假。

然而在啟程之前,我猶豫了,原因是我媽媽哭了。當時我沒有物資,相當於無武裝上前線,我是獨生子女,無法不顧及家人的感受。

這時候,編輯給我吃了定心丸,她說會從各方面支持我。我朋友也從其他地方給我寄來兩套防護服。我媽媽覺得不能影響我工作,也同意了。就這樣,1月底,我買了票,一個人出發了。

我到武漢時,已經封城好幾天了。這時候我仍舊沒有足夠的防護物資,去不了醫院。我去了當時風口浪尖的紅十字會,在現場,遇到了一個小醫院的醫生,他說其實他遇到最早的病例是在2019年12月中旬。

新冠肺炎早期症狀與流感相似,很多病人並不會在第一時間選擇大醫院,小醫院很可能是忽略掉的臨床樣本。而從流行病學的角度,我們應該關注最早病例的問題,這樣才能溯源,才清楚應該何時拉響警報。所以我當時寫了這個報道。

我一個人在武漢,恐懼是有的,但即使防護措施不足,到武漢不去醫院也是不行的。所以我還是鼓足了勇氣去了醫院,去了一次就能去兩次,慢慢的也不怕了。

從1月底到現在,我在武漢待了一個月了。在現場根本考慮不到“我是一個女生”之類,想到的唯有如何突破,如何寫出專業、真實的稿件。

我也有壓力和困難。在武漢,我沒有車,初期只能騎單車,接觸病人,也會有很傷感的情緒,有一天我哭了兩個小時。但困難都能解決,現在生活都還挺好的。

在專業面前,性別從來不是問題。

鄉鎮幹部劉秋娥:當我遇到情與理的兩難選擇

十多年前,我大學剛畢業,在幼兒園當老師。那時候哪裡想得到今天會在抗疫一線,應對這麼多棘手的難題。

2016年,我先後就任荊州市荊州區馬山鎮黨委委員、黨委副書記。基層的工作事無鉅細,小到調解家庭矛盾、大到抓我們鎮的支柱產業農業生產,都一一經歷了。

今年春節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1月20日,我們鎮成立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揮部就設在我的辦公室。在我的印象裡,最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勸說那些密切接觸過疑似病例或確診病例的居民進行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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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秋娥(左三)

有一位大叔的女婿是疑似病例,他作為密切接觸者必須接受隔離。但在隔離期間,他住在隔壁鄉鎮的老母親病逝了。老媽媽並非感染新冠肺炎病逝,但當時所有鄉鎮都已禁止人群聚集、不能操辦紅白事。即便母親的喪事從簡,做兒子的心情是怎麼能不到現場去?正在隔離的大叔一定要去隔壁鄉鎮送別母親。

這時候你說怎麼辦?母親病逝,兒子相送,本是人之常情,不讓他去太殘忍了。但疫情形勢嚴峻,他過去萬一出了問題,不僅傷害他自己,也會波及隔壁鄉鎮的親友。兩相權衡,這個風險還是不能冒,我只能狠下心來、硬著頭皮去給大叔做工作。

當我告訴大叔他不能去的時候,他氣得差點一耳光給我呼過來。這個時候不能採取簡單粗暴的方式,只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那邊也有親友、有小孩,現在你過去萬一感染了小孩,可如何是好?今年實在是情況特殊,等到明年老太太一週年的時候,你再好好操辦,好不好?而且現在鄉鎮之間都設關卡,你去了就可能回不來了。這邊的家人又怎麼辦?”做了他的工作,我又去給他的家人做工作,幫忙一起勸他。

大叔一邊聽一邊掉眼淚,我也非常難受,最後他還是勉強同意了不去。他為母親喪葬準備的東西,我們託一位不在隔離期的親戚送過去,開車送到關卡處,那邊的人過來接物資。

截至3月5日,我們全鎮一共有13位確診患者,目前除了1位還在住院治療,其餘都已康復出院。

春耕是眼下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我們本來就是農業鄉鎮,全鎮的農業生產任務還蠻重的。我們鄉鎮有一個一萬八千畝的油菜花示範田,這是一個國家級的項目,三個村整村推進、一個村部分推進。

今年的油菜花長勢喜人,需要進行治蟲防禦。我們已找了飛機來空撒農藥、農藥車在田裡轉,應對村民不能大量下地勞作的情況。

3月6日下午,荊州區的所有鄉鎮解封了,大家可以正常的進行春耕了。到4月的時候,我們要下秧苗,這時候就需要很多人手了。幸好現在可以正常春耕了,否則真擔心很多人沒米吃。

我自己的小家安在荊州市區,小孩兩歲了,以前是每星期回家一次。今年這種情況肯定是不能回家了,每天都駐紮在工作崗位上,算下來,我這個做媽媽的已經四十多天沒和孩子相聚了。

85後律師李妍:在直面和解決中變得堅強

武漢生、武漢長,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武漢伢”。

在我的記憶裡,武漢從沒遭受過這麼大的災難。1998年洪水時,我已經懂事了,2003年非典時,我在唸高中,還是在上課,只是取消了晚自習、每天教室和學校都會消毒。所以我對城市經歷的災難,就停留在這個印象裡。

1月20日左右,新冠肺炎已經很嚴重了,但普通民眾還並沒有意識到嚴重性。當時還以為就是過年不能聚眾吃飯了,或者只能去比較開闊的地方走動一下。1月底,大家都很懵。在家裡待著,總是能聽到樓下救護車駛過的聲音,一天能聽到6次左右,然後看到網上大量的求助信息,感到恐慌和焦慮。

去年到今年,算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難關。去年,媽媽確診了腫瘤,術後,她開始接受化療。但在今年春節期間,因為疫情,很多大醫院被徵用為新冠定點醫院,我媽媽一時找不到化療的地方。近幾天,隨著疫情漸漸好轉,我們終於找到了可以化療的醫院。

媽媽術後,我和爸爸達成共識,我必須儘快回到工作中,為媽媽的治療提供資金支持。

我是一名律師。律師的工作節奏本來挺飽和的,這是律師工作的特性。到疫情期間,因為法院不上班,很多案子都停下來,我的同行們大多從以前繁忙的法律工作中停下來了。

而我的法律工作基本上就沒停下來,因為我的主攻方向是勞動法。今年春節假期延長,春節後武漢又發出了停工通知,所以薪資如何支付,是勞動者和企業關注的焦點。很多客戶在諮詢我。我同時也是勞動爭議仲裁員,針對停工期間的勞資糾紛、薪資糾紛等做工作。所以我就一邊為媽媽的病情奔走,一邊繼續工作。

有人說我們女性外柔內剛,家裡家外都那麼大的壓力下,還能扛下來。我覺得,遇到難題了只能去面對、去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慢慢就有了擔當。回頭去看,前面那麼困難,也走過來了。

在法律工作中,其實不乏性別歧視的現象。尤其是接觸刑事案件時,當事人一開始看到你是一個小姑娘,會覺得你不行。但是一次次和當事人會見後,專業能力是可以打動他們的,而且女性在法律工作中有一些天然的優勢,比如同理心強、溝通能力強、心思敏感細緻等,更容易獲取信任。反過來,律師每天在工作中需要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這也使我更加堅韌。

酒店公寓志願聯盟發起人肖雅星:我是物資“中轉站”

大年三十,看到有的醫護人員有家難回,我就想,我的酒店反正空著也是空著,不如拿出來供一線醫護人員免費住宿。當天,我和其他幾位酒店業主還拉起了“武漢醫護酒店支援群”,沒想到迅速得到了響應,從單體酒店到連鎖酒店,越來越多的酒店、公寓迅速加入到我們的志願行動中,當時真的很興奮。

一股腦往前衝的同時,我們也發現,事情沒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疫情初期,物資緊缺,酒店裡住滿了醫護,而酒店的工作人員可能還沒有一個口罩。這麼多酒店已經站了出來,那我們一定要為它們做好物資保障。

我開始到處找防護和消殺物資,也得到了許多廠家、機構和愛心人士的幫助。慢慢地,我這裡成了一個“中轉站”,各種各樣的醫療和生活物資都彙集到了我這裡,我把酒店改成了臨時倉庫。這段時間裡,一般早上醒來,我就開始看物資的到貨情況,趕在貨物到之前,開好接收函給捐贈方。到了之後,我再去看要把這些物資送到哪個酒店、哪個醫院、哪個社區,之後開始聯繫司機師傅到店取貨、送貨。多的時候,一天裡一個司機會跑十幾個單位,少的時候也有四、五個。

战“疫”实录|专业、坚韧、勇敢:她们撑起的不止半边天

肖雅星(左一)

我只是起了一個集中和轉運的作用。雖然是搬運工作,但在我們團隊裡面,沒有“女生”這個說法,有需要就上。很多人從各個渠道找到我的聯繫方式,甚至還有人找到我阿姨那裡,說要給武漢捐物資。這都讓我覺得,武漢真的不是一個武漢在鬥爭,而是全國都在為它奮鬥。

現在大的需求,防護物資、生活物資都比較充足了,我們的工作量也減輕了些。比如,可能還有一些醫護人員的小需求沒能被顧及到。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找這樣的小缺口,給醫護人員提供一些暖心的小服務,比如說送面膜、頭繩、髮夾、襪子等。如何讓他們吃得更好一些、睡得更香一些、生活質量提高一些,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

很多人問我,這段時間我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我覺得,我什麼變化都沒有。我還是那個瘋癲依舊、自信依舊、善良如初,而且素顏也很美的女孩。當然,這段時間每天都比較忙,人肯定是憔悴了一點、皺紋多了一些、黑眼圈重了一點、眼袋大了一些。但我相信,疫情結束之後,這些很快都會消失,悲傷也終會被時間慢慢沖淡。

我們會回首、會感慨,自己曾經這麼勇敢,做了一個敢於發聲、敢於行動的人。但這並不值得驕傲,我本凡人,即有凡心。當一切迴歸最初的車如流水,燈光旖旎,我們依然是一群為自己而拼搏、為生活而奮鬥的年輕人。

(應採訪對象要求,顧方為化名;文中插圖均為受訪者提供)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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