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5 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殖民 Chris Hedges


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殖民 Chris Hedges

巴以冲突不是古代种族仇恨的产物。这是对同一块土地拥有主权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后来的以色列在英国、美国和其他主要帝国势力的支持下,对以色列长达100年的殖民占领的结果。这是关于殖民者正在夺取巴勒斯坦土地的问题。它把巴勒斯坦人渲染成非人类,把他们从历史叙述中抹去,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并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然而,如果以无数的官方报告、公共和私人公报和声明以及历史记录和事件为依据,陈述这些不容置疑的犹太殖民事实,以色列的保卫者就会提出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指控。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教授、爱德华•赛德的拉希德•哈利迪在著作《百年巴勒斯坦战争:定居者殖民与反抗的历史,1917-2017》中,详细记录了这一长期的巴勒斯坦殖民计划。他详尽的研究,包括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私人通信,毫无疑问,犹太殖民者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为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被征服和驱逐。犹太人的领导层也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意图必须用委婉语来掩盖,他们发布关于人权和民主权利的陈词滥调,对被殖民者的所谓殖民利益的陈词滥调,以及对民主与毁灭目标和平共处的虚假呼吁。

“这是一种独特的殖民主义,我们所受的殖民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处,”哈利迪引用道。“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巴勒斯坦人,”赛德写道,“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并不是他们想剥削我们,也不是他们想让我们像阿尔及利亚或南非那样成为一个子类。”

犹太复国主义起源于反犹太主义的罪恶。这是对犹太人遭受的歧视和暴力的回应,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和东欧的野蛮大屠杀中,那次大屠杀导致数千人死亡。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出版了《犹太国》,他在书中警告说,犹太人在欧洲并不安全,这一警告在几十年内就被证明具有可怕的先见之明,因为德国法西斯的崛起。

英国对犹太人家园的支持总是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正如《贝尔福宣言》中所述,1917年英国内阁决定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家园”,这是基于反犹修辞的误入歧途的努力的主要部分。这是由英国统治精英团结起来“国际犹太人”——包括犹太血统的官员在俄罗斯新布尔什维克政府高级职位——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萎靡不振的军事行动背后的英国领导人坚信犹太人秘密控制了美国金融体系。他们认为,曾经许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美国犹太人会把美国带进战争,并为战争提供资金。除了这些古怪的反犹谣言外,英国人还认为,犹太人和Donmes——即“秘密犹太人”——控制着土耳其政府,他们的祖先皈依了基督教,但仍在秘密地进行犹太教的仪式。英国人认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有了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和Donmes就会背叛在战争中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政权,土耳其政府就会垮台。英国人确信,犹太人是赢得战争的关键。

英国的马克·赛克斯爵士与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共同制定了秘密条约,瓜分了英法之间的奥斯曼帝国。赛克斯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全球地下力量,“大气、国际、世界主义、潜意识、不成文,而且往往不说出来”。

英国精英,包括外交大臣亚瑟·鲍尔弗,也认为犹太人永远无法被英国社会同化,移民对他们更好。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政府中唯一的犹太成员埃德温·蒙塔古强烈反对《贝尔福宣言》,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这将鼓励各州驱逐犹太人。他警告说:“巴勒斯坦将成为世界的贫民窟。”

事实证明,二战后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数十万犹太难民,其中许多人成了无国籍人士,除了巴勒斯坦,他们无处可去。通常,他们的社区在战争中被摧毁,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被没收。那些回到波兰等国的犹太人发现他们无处可住,经常成为歧视的受害者,以及战后反犹太主义袭击甚至大屠杀的受害者。

欧洲强国通过把大屠杀的受害者运送到中东来处理犹太难民危机。因此,虽然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他们必须铲除和取代阿拉伯人建立家园,但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在他们逃离或被驱逐的国家,他们不受欢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谈到巴勒斯坦时可能会喊出“没有人民的土地属于没有土地的人民”之类的口号,但是,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观察到的,欧洲列强试图通过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另一种罪行来对付欧洲针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这是导致无休止的冲突的良方,尤其是在给予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充分的民主权利将会冒着失去对以色列的控制的风险的情况下。

自1977年以来主导以色列的右翼意识形态的教父泽伊夫·雅博廷斯基曾在1923年直言不讳地写道:“世界上的每一个原住民只要有一丝希望摆脱殖民统治的危险,就会反抗殖民者。”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阿里尔·沙龙、埃胡德·奥尔默特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都公开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这就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事情,只要他们还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会坚持做下去,希望他们能够阻止“巴勒斯坦”变成“以色列的土地”。’”

哈利迪指出,这种公开的诚实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中是罕见的。他写道,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抗议他们的目标是单纯的,欺骗了他们的西方听众,也许还欺骗了他们自己,用童话故事来讲述他们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善意”。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类似今天以色列支持者的情况下- -意识到承认建立一个犹太家园需要驱逐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将是致命的。这样的承认会使殖民者失去全世界的同情。但是,在他们中间,犹太复国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对阿拉伯多数派使用武力对殖民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只能在独立于当地居民的力量保护下进行和发展——在铁墙后面,当地居民无法攻破,”雅博廷斯基写道。

犹太殖民者知道他们需要帝国的庇护才能成功和生存。他们的第一个赞助人是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派遣了10万军队镇压巴勒斯坦起义,并武装和训练了被称为哈加纳的犹太民兵。对起义的野蛮镇压包括大规模处决和空袭,导致10%的成年阿拉伯男性被杀、受伤、监禁或流放。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靠山变成了美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现在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0多亿美元。尽管以色列到处宣扬自力更生的神话,但如果没有帝国的恩人,它将无法维持其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这就是为什么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让以色列感到害怕。这也是我支持BDS运动的原因。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买下了大片肥沃的巴勒斯坦土地,并将土著居民赶走。他们资助欧洲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那里94%的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创建了诸如犹太殖民协会(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这样的组织来管理犹太复国主义项目。

但是,正如哈利迪所写的,“二战后,殖民主义在非殖民化时代带上了一股难闻的气味,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殖民起源和实践被粉饰一新,并被以色列和西方轻易地遗忘。”事实上,二十年来被英国殖民主义宠坏的犹太复国主义重新标榜自己为反殖民主义运动。”

哈利迪写道:“今天,这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欧洲土地上的经典冒险所引发的冲突,从1917年起得到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力量的支持,却很少得到如此直白的描述。”事实上,那些不仅分析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定居努力,而且从其殖民地定居者的起源和性质的角度分析整个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人经常遭到诋毁。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无疑成功地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国家实体,但它的根源是一个殖民定居者项目(就像其他现代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许多人无法接受这一观点所固有的矛盾。他们也不能接受,如果没有帝国列强,英国和后来的美国的支持,它是不会成功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可以同时是一场民族运动和一场殖民定居者运动。”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殖民化的中心原则之一是否认真正的、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在英国控制巴勒斯坦期间,巴勒斯坦人口被正式划分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以色列前总理梅尔达曾打趣道:“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人……他们根本不存在。”以色列社会学家巴鲁克·吉默林称之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谋杀”。哈利迪写道:“要根除一个民族对自己土地的权利,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否认他们与土地的历史联系。

1948年5月15日,哈格纳和其他犹太团体通过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和屠杀,在巴勒斯坦人民中传播恐怖,建立了以色列国。由英国人训练和武装的哈格纳人迅速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它掏空了西耶路撒冷和海法、雅法等城市,以及许多阿拉伯居民的城镇和村庄。巴勒斯坦人把这一历史时刻称为“灾变”。

哈利迪写道:“到1949年夏天,巴勒斯坦政体已被摧毁,大部分社会被连根拔起。”“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以色列新国家的领土上,大约80%的阿拉伯人被迫离开家园,失去了土地和财产。130万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72万人成为难民。由于这一暴力转变,以色列控制了前强制巴勒斯坦78%的领土,现在统治着16万能够留下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占战前阿拉伯人口的五分之一。”

自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英勇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抵抗运动,所有这些都招致了以色列不成比例的报复,并将巴勒斯坦人妖魔化为恐怖分子。但是,尽管以色列、美国和许多阿拉伯政权作出了狂热的努力,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历史意识中抹去,但这种抵抗也迫使世界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正如赛德所指出的那样,不断的反抗赋予了巴勒斯坦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即“叙述的许可”。

正如以色列最有先见之明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殖民计划毒害了以色列。这些领导人包括摩西·达扬和总理伊扎克·拉宾,拉宾在1995年被一名右翼犹太极端分子暗杀。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它与种族隔离的南非曾经的野蛮和种族主义相竞争并经常超越它们。它的民主——一向只对犹太人开放——已被极端分子劫持,其中包括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他实施的种族法律曾经主要由梅厄·卡汉等边缘化的狂热分子拥护。以色列公众被种族主义所感染。“阿拉伯人去死吧”是以色列足球比赛中的流行口号。包括Im Tirtzu等右翼青年组织的暴徒在内的犹太暴徒和治安维持者,对持不同政见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住在特拉维夫贫民窟里的不幸的非洲移民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和暴力行为。以色列颁布了一系列针对非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与纳粹德国时期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纽伦堡种族主义法律惊人地相似。《社区接纳法》只允许以色列加利利地区的犹太城镇基于“对社区基本面貌的适宜性”而禁止申请者居住。已故的左翼政治家兼记者乌里·阿夫纳里写道,“以色列的生存正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近年来,多达100万以色列人移居美国,其中许多人是以色列最开明、最受教育的公民。在以色列国内,人权活动家、知识分子和记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在政府发起的抹黑运动中被诬蔑为卖国贼,受到国家监视并遭到任意逮捕。以色列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就是军队的灌输机器。以色列军队定期动用空军、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加沙地带基本上毫无防御能力的185万巴勒斯坦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伤。以色列管理着位于内盖夫沙漠的撒哈拉拘留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

伟大的犹太学者叶萨雅胡·莱博维茨被以赛亚·伯林称为“以色列的良心”,他看到了以色列殖民计划的致命危险。他警告说,如果以色列不把教会和国家分开,结束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占领,就会产生一个腐败的拉比教,把犹太教扭曲为法西斯主义的邪教。他认为盲目崇拜军队,特别是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之后,会导致犹太社会的堕落和民主的死亡。

莱博维茨写道:“我们的形势将恶化,成为第二个越南(指的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发动的战争),成为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最终没有解决问题的希望。”他预见到“阿拉伯人将成为劳动人民,而犹太人将成为管理者、检查员、官员和警察——主要是秘密警察。”一个统治着150万到200万外国人的充满敌意的国家必然会变成一个秘密警察国家,这一切都意味着教育、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每一个殖民政权的腐败特点也将在以色列国普遍存在。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一支人民军队的以色列国防军,会因为被转变成一支占领军而堕落,其指挥官将成为军事长官,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事一样。”

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不可能殖民巴勒斯坦人,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动机被反犹主义玷污了。许多逃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本来是不会这样做的,但在二战结束时,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十分猖獗,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以色列是许多贫穷和无国籍的幸存者的全部,他们被剥夺了民族权利、社区、家园,而且往往是他们的大多数亲属所离开的地方。在欧洲大屠杀或大屠杀中没有任何作用的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成为仇恨祭坛上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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