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不是古代種族仇恨的產物。這是對同一塊土地擁有主權的兩個民族之間的悲劇性衝突。這是一場人為製造的衝突，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後來的以色列在英國、美國和其他主要帝國勢力的支持下，對以色列長達100年的殖民佔領的結果。這是關於殖民者正在奪取巴勒斯坦土地的問題。它把巴勒斯坦人渲染成非人類，把他們從歷史敘述中抹去，彷彿他們從未存在過，並剝奪他們的基本人權。然而，如果以無數的官方報告、公共和私人公報和聲明以及歷史記錄和事件為依據，陳述這些不容置疑的猶太殖民事實，以色列的保衛者就會提出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指控。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阿拉伯研究教授、愛德華•賽德的拉希德•哈利迪在著作《百年巴勒斯坦戰爭:定居者殖民與反抗的歷史，1917-2017》中，詳細記錄了這一長期的巴勒斯坦殖民計劃。他詳盡的研究，包括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領導人之間的內部、私人通信，毫無疑問，猶太殖民者從一開始就敏銳地意識到，為了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巴勒斯坦人民必須被征服和驅逐。猶太人的領導層也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的意圖必須用委婉語來掩蓋，他們發佈關於人權和民主權利的陳詞濫調，對被殖民者的所謂殖民利益的陳詞濫調，以及對民主與毀滅目標和平共處的虛假呼籲。
“這是一種獨特的殖民主義，我們所受的殖民主義對我們毫無用處，”哈利迪引用道。“對他們來說，最好的巴勒斯坦人，”賽德寫道，“不是死了就是走了。”並不是他們想剝削我們，也不是他們想讓我們像阿爾及利亞或南非那樣成為一個子類。”
猶太復國主義起源於反猶太主義的罪惡。這是對猶太人遭受的歧視和暴力的回應，尤其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和東歐的野蠻大屠殺中，那次大屠殺導致數千人死亡。猶太復國主義領袖西奧多·赫茨爾在1896年出版了《猶太國》，他在書中警告說，猶太人在歐洲並不安全，這一警告在幾十年內就被證明具有可怕的先見之明，因為德國法西斯的崛起。
英國對猶太人家園的支持總是帶有反猶太主義色彩。正如《貝爾福宣言》中所述，1917年英國內閣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家園”，這是基於反猶修辭的誤入歧途的努力的主要部分。這是由英國統治精英團結起來“國際猶太人”——包括猶太血統的官員在俄羅斯新布爾什維克政府高級職位——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萎靡不振的軍事行動背後的英國領導人堅信猶太人秘密控制了美國金融體系。他們認為，曾經許諾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的美國猶太人會把美國帶進戰爭，併為戰爭提供資金。除了這些古怪的反猶謠言外，英國人還認為，猶太人和Donmes——即“秘密猶太人”——控制著土耳其政府，他們的祖先皈依了基督教，但仍在秘密地進行猶太教的儀式。英國人認為，如果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有了自己的家園，猶太人和Donmes就會背叛在戰爭中與德國結盟的土耳其政權，土耳其政府就會垮臺。英國人確信，猶太人是贏得戰爭的關鍵。
英國的馬克·賽克斯爵士與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共同制定了秘密條約，瓜分了英法之間的奧斯曼帝國。賽克斯說，猶太復國主義是一股強大的全球地下力量，“大氣、國際、世界主義、潛意識、不成文，而且往往不說出來”。
英國精英，包括外交大臣亞瑟·鮑爾弗，也認為猶太人永遠無法被英國社會同化，移民對他們更好。英國首相戴維·勞埃德·喬治政府中唯一的猶太成員埃德溫·蒙塔古強烈反對《貝爾福宣言》，這是很有意義的。他認為這將鼓勵各州驅逐猶太人。他警告說:“巴勒斯坦將成為世界的貧民窟。”
事實證明，二戰後的情況正是如此，當時數十萬猶太難民，其中許多人成了無國籍人士，除了巴勒斯坦，他們無處可去。通常，他們的社區在戰爭中被摧毀，他們的家園和土地被沒收。那些回到波蘭等國的猶太人發現他們無處可住，經常成為歧視的受害者，以及戰後反猶太主義襲擊甚至大屠殺的受害者。
歐洲強國通過把大屠殺的受害者運送到中東來處理猶太難民危機。因此，雖然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明白，他們必須剷除和取代阿拉伯人建立家園，但他們也敏銳地意識到，在他們逃離或被驅逐的國家，他們不受歡迎。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在談到巴勒斯坦時可能會喊出“沒有人民的土地屬於沒有土地的人民”之類的口號，但是，正如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所觀察到的，歐洲列強試圖通過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另一種罪行來對付歐洲針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這是導致無休止的衝突的良方，尤其是在給予被佔領下的巴勒斯坦人充分的民主權利將會冒著失去對以色列的控制的風險的情況下。
自1977年以來主導以色列的右翼意識形態的教父澤伊夫·雅博廷斯基曾在1923年直言不諱地寫道:“世界上的每一個原住民只要有一絲希望擺脫殖民統治的危險，就會反抗殖民者。”梅納赫姆·貝京、伊扎克·沙米爾、阿里爾·沙龍、埃胡德·奧爾默特和本傑明·內塔尼亞胡總理都公開信奉這種意識形態。這就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事情，只要他們還有一絲希望，他們就會堅持做下去，希望他們能夠阻止“巴勒斯坦”變成“以色列的土地”。’”
哈利迪指出，這種公開的誠實在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者中是罕見的。他寫道，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抗議他們的目標是單純的，欺騙了他們的西方聽眾，也許還欺騙了他們自己，用童話故事來講述他們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善意”。猶太復國主義者- -在類似今天以色列支持者的情況下- -意識到承認建立一個猶太家園需要驅逐佔多數的阿拉伯人將是致命的。這樣的承認會使殖民者失去全世界的同情。但是，在他們中間，猶太復國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對阿拉伯多數派使用武力對殖民計劃的成功至關重要。“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只能在獨立於當地居民的力量保護下進行和發展——在鐵牆後面，當地居民無法攻破，”雅博廷斯基寫道。
猶太殖民者知道他們需要帝國的庇護才能成功和生存。他們的第一個贊助人是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英國派遣了10萬軍隊鎮壓巴勒斯坦起義，並武裝和訓練了被稱為哈加納的猶太民兵。對起義的野蠻鎮壓包括大規模處決和空襲，導致10%的成年阿拉伯男性被殺、受傷、監禁或流放。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第二個靠山變成了美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美國現在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0多億美元。儘管以色列到處宣揚自力更生的神話，但如果沒有帝國的恩人，它將無法維持其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這就是為什麼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讓以色列感到害怕。這也是我支持BDS運動的原因。
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買下了大片肥沃的巴勒斯坦土地，並將土著居民趕走。他們資助歐洲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那裡94%的居民是阿拉伯人。他們創建了諸如猶太殖民協會(後來被稱為巴勒斯坦猶太殖民協會)這樣的組織來管理猶太復國主義項目。
但是，正如哈利迪所寫的，“二戰後，殖民主義在非殖民化時代帶上了一股難聞的氣味，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的殖民起源和實踐被粉飾一新，並被以色列和西方輕易地遺忘。”事實上，二十年來被英國殖民主義寵壞的猶太復國主義重新標榜自己為反殖民主義運動。”
哈利迪寫道:“今天，這場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在非歐洲土地上的經典冒險所引發的衝突，從1917年起得到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力量的支持，卻很少得到如此直白的描述。”事實上，那些不僅分析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和被佔領的敘利亞戈蘭高地的定居努力，而且從其殖民地定居者的起源和性質的角度分析整個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人經常遭到詆譭。儘管猶太復國主義無疑成功地在以色列建立了一個繁榮的國家實體，但它的根源是一個殖民定居者項目(就像其他現代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許多人無法接受這一觀點所固有的矛盾。他們也不能接受，如果沒有帝國列強，英國和後來的美國的支持，它是不會成功的。因此，猶太復國主義可以同時是一場民族運動和一場殖民定居者運動。”
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殖民化的中心原則之一是否認真正的、獨立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在英國控制巴勒斯坦期間，巴勒斯坦人口被正式劃分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以色列前總理梅爾達曾打趣道:“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人……他們根本不存在。”以色列社會學家巴魯克·吉默林稱之為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謀殺”。哈利迪寫道:“要根除一個民族對自己土地的權利，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否認他們與土地的歷史聯繫。 ”
1948年5月15日，哈格納和其他猶太團體通過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和屠殺，在巴勒斯坦人民中傳播恐怖，建立了以色列國。由英國人訓練和武裝的哈格納人迅速佔領了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區。它掏空了西耶路撒冷和海法、雅法等城市，以及許多阿拉伯居民的城鎮和村莊。巴勒斯坦人把這一歷史時刻稱為“災變”。
哈利迪寫道:“到1949年夏天，巴勒斯坦政體已被摧毀，大部分社會被連根拔起。”“在戰爭結束時成為以色列新國家的領土上，大約80%的阿拉伯人被迫離開家園，失去了土地和財產。130萬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72萬人成為難民。由於這一暴力轉變，以色列控制了前強制巴勒斯坦78%的領土，現在統治著16萬能夠留下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佔戰前阿拉伯人口的五分之一。”
自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人英勇地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抵抗運動，所有這些都招致了以色列不成比例的報復，並將巴勒斯坦人妖魔化為恐怖分子。但是，儘管以色列、美國和許多阿拉伯政權作出了狂熱的努力，要把巴勒斯坦人從歷史意識中抹去，但這種抵抗也迫使世界承認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正如賽德所指出的那樣，不斷的反抗賦予了巴勒斯坦人講述自己故事的權利，即“敘述的許可”。
正如以色列最有先見之明的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殖民計劃毒害了以色列。這些領導人包括摩西·達揚和總理伊扎克·拉賓，拉賓在1995年被一名右翼猶太極端分子暗殺。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的國家，它與種族隔離的南非曾經的野蠻和種族主義相競爭並經常超越它們。它的民主——一向只對猶太人開放——已被極端分子劫持，其中包括現任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他實施的種族法律曾經主要由梅厄·卡漢等邊緣化的狂熱分子擁護。以色列公眾被種族主義所感染。“阿拉伯人去死吧”是以色列足球比賽中的流行口號。包括Im Tirtzu等右翼青年組織的暴徒在內的猶太暴徒和治安維持者，對持不同政見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住在特拉維夫貧民窟裡的不幸的非洲移民實施不分青紅皂白的破壞和暴力行為。以色列頒佈了一系列針對非猶太人的歧視性法律，與納粹德國時期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紐倫堡種族主義法律驚人地相似。《社區接納法》只允許以色列加利利地區的猶太城鎮基於“對社區基本面貌的適宜性”而禁止申請者居住。已故的左翼政治家兼記者烏里·阿夫納裡寫道，“以色列的生存正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近年來，多達100萬以色列人移居美國，其中許多人是以色列最開明、最受教育的公民。在以色列國內，人權活動家、知識分子和記者——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發現自己在政府發起的抹黑運動中被誣衊為賣國賊，受到國家監視並遭到任意逮捕。以色列的教育體系，從小學開始，就是軍隊的灌輸機器。以色列軍隊定期動用空軍、炮兵和機械化部隊對加沙地帶基本上毫無防禦能力的185萬巴勒斯坦人發動大規模襲擊，造成數千名巴勒斯坦人死傷。以色列管理著位於內蓋夫沙漠的撒哈拉拘留營，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
偉大的猶太學者葉薩雅胡·萊博維茨被以賽亞·伯林稱為“以色列的良心”，他看到了以色列殖民計劃的致命危險。他警告說，如果以色列不把教會和國家分開，結束對巴勒斯坦人的殖民佔領，就會產生一個腐敗的拉比教，把猶太教扭曲為法西斯主義的邪教。他認為盲目崇拜軍隊，特別是1967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之後，會導致猶太社會的墮落和民主的死亡。
萊博維茨寫道:“我們的形勢將惡化，成為第二個越南(指的是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發動的戰爭)，成為一場不斷升級的戰爭，最終沒有解決問題的希望。”他預見到“阿拉伯人將成為勞動人民，而猶太人將成為管理者、檢查員、官員和警察——主要是秘密警察。”一個統治著150萬到200萬外國人的充滿敵意的國家必然會變成一個秘密警察國家，這一切都意味著教育、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每一個殖民政權的腐敗特點也將在以色列國普遍存在。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到目前為止一直是一支人民軍隊的以色列國防軍，會因為被轉變成一支佔領軍而墮落，其指揮官將成為軍事長官，與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同事一樣。”
如果沒有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就不可能殖民巴勒斯坦人，而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動機被反猶主義玷汙了。許多逃到以色列的猶太人本來是不會這樣做的，但在二戰結束時，歐洲的反猶太主義十分猖獗，殺害了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是許多貧窮和無國籍的倖存者的全部，他們被剝奪了民族權利、社區、家園，而且往往是他們的大多數親屬所離開的地方。在歐洲大屠殺或大屠殺中沒有任何作用的巴勒斯坦人的悲慘命運成為仇恨祭壇上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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