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伕拉，位於葡萄牙里斯本西北部的一座小城。如同歐洲大陸的眾多小城一樣，馬伕拉也擁有著自己的本地足球俱樂部和為之狂熱的球迷。
2009年，一直混跡與葡萄牙低級別聯賽的馬伕拉看中了當時效力於葡萄牙豪門本菲卡的中國球員于大寶，同年又通過自由轉會引進了另一位中國球員張呈棟。這兩位後來的國足主力讓這個小城逐漸為中國球迷所關注。
2013年4月，30歲的廣東商人楊奇與三個葡籍華人合夥買下了馬伕拉俱樂部50%的經營權。
在隨後兩年的時間裡，馬伕拉通過各種途徑輾轉引進了十餘位中國球員。在那段時間，（投黑馬 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馬伕拉成為了葡萄牙國內中國球員的留洋基地和中轉平臺。
2015年，馬伕拉俱樂部升入葡萄牙第二級別聯賽，
近年來，在國內無法獲得穩定比賽機會的球員選擇去海外打拼成為常態。少部分人成功兌現天賦回國站穩腳跟，但大部分球員則就此行蹤不顯，杳無音信。
他們的境遇是這些年資本助推中國足球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
一
在中國職業足球不長的歷史中，“洋務運動”是一個繞不開的詞彙。
這裡所說的“洋務運動”，是指國足在長期戰績不佳的情況下，球員“走出去”和教練“請進來”的一系列故事，這些也是日後中國資本有機會接觸世界先進足球的先決條件。
1992年初，國奧隊在奧運會預選賽中遭到淘汰，國內教練第一次徹底失去了足協的信任。
同年6月15日，頂著德國年度十佳教練的名號，德國人施拉普納成為中國隊首位外籍主教練，也正式拉開了中國足球開展“洋務運動”的序幕。
在1992年至2011年的二十年間，中國足球總共任命了多達八名的主教練及數任臨時主教練。如同當年清末推行的“洋務運動”一樣，足協始終在不斷的否定自己的過往看法，在國內外教練之中來回反覆。
（1992~2011年國足主帥全紀錄）
為什麼足協一直在國產教練和外國教練之間左右搖擺？
歸根結底，原因可以濃縮成兩個字——怕和窮。
中國足協就是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是國家體育總局下屬的重要部門之一，本身是正局級單位。但是足協主席常常由分管足球的體育總局領導擔任，因此足管中心主任往往是足協的常務副主席作為一把手，主持日常工作。所以足協主席一般是副部級幹部，常務副主席是正廳局級。
誰都知道中國足球是燙手的山芋，坐在足協主席這個位置，首要的並不是政績，而是要優先考慮平穩度過這個任期。對於聘請外教這種“破天荒”的舉動，足協領導自然是慎之又慎。
所以，這場“洋務運動”從開始就註定是漫長而又曲折的宿命輪迴。
2013年06月17日，北京，2013貝克漢姆六月中國行首日，時任體育總局副局長的蔡振華會見中超形象大使貝克漢姆。圖片/視覺中國
施拉普納與中國足球的淵源極為深厚。早在1984年，當時他帶領曼海姆隊訪問中國，與中國國家隊進行了一場友誼賽。第二年，他邀請李應發和金志揚兩位教練到德國曼海姆俱樂部短期培訓，由此施拉普納與中國足球開始逐漸產生了一系列互動與聯繫。
兩年之後，施拉普納將廣東籍國腳古廣明帶到德國，當時他已經離開曼海姆俱樂部而執教於另一隻乙級球隊達姆斯塔特。儘管只是次級聯賽，但古廣明也有幸成為國內進入德國足球職業聯賽體系的第一人。
1989年，新加坡六強賽的失利使得國內輿論壓力倍增，中國足協不得不開始將選帥目光投向國外。此時，古廣明向足協時任領導馬克堅推薦了自己的恩師，上海大眾汽車公司也開始鼎力相助希望促成此事。最終，施拉普納在1992年正式成為了中國國家隊在職業化之後的第一任外籍主帥。此時距離他最初來到中國已相隔八年。
此事在當時的德國引起的轟動絲毫不亞於中國，施拉普納後來回憶說：“所有的德國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寫著：施拉普納成為中國國家隊的主教練。”
中國男足第一位外籍主教練施拉普納在指揮席指揮，圖片/視覺中國
但這個八年“童話”的結局卻並不怎麼美好。
1994年美國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施拉普納率領的中國隊在亞洲區世界盃預選賽第1小組第一階段的比賽中分別以0:1的比分負於也門隊和伊拉克隊，最終未能出線。
這次失敗也直接導致了他的下課，他轉而出任中國足協技術顧問。並且在1994年廣島亞運會上被正式辭退所有職務，（投黑馬 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國足帥位由原助理教練戚務生接任。
通過一次大賽是否能夠判斷一個教練的水平？這個看法見仁見智。但想用短短一年時間去徹底改變一個沉痾已久的行業，那就真是白日做夢了。
中國的公務員群體的專業知識可能並不拔尖，但對於事情的敏感度卻無出其右。一旦輿論對外籍教練制度的風向稍有不對，“怕擔責”的情緒立馬上線，這也直接促成了本土教練重新拿回了闊別兩年的國足帥位。
施拉普納重返中國指導年輕球員，圖片/視覺中國
中國隊衝擊1994年世界盃失利後，國人對“月亮還是外國圓”的觀點產生了非常大的質疑。
當時正值中國足球聯賽職業化元年，國內聯賽的蓬勃發展也盲目提升了球迷對國內球員的信心。
“我們的球員是好的，一定是教練不行。”
在戚務生接任後，他將國內聯賽的優秀球員組成亞運隊，並取得了中國至今在亞運會賽場上的最好成績——第二名。輿論開始對外教政策嗤之以鼻，中國足球的第一次“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不過好景不長，在接下來的兩年，戚務生接連在奧運會預選賽與亞洲盃中未能取得預想的成績，中國球迷瞬間忘記了曾經對他的支持，戚務生的執教能力受到了廣泛質疑。
1997年，在一片下課聲中，中國足協以1998世界盃外圍賽即將開打，不宜臨陣換帥為由，力挺戚務生國足主帥職位。
但在事後看來，這個決定不但差點讓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最優秀的一批球員永遠無緣世界盃，更是直接斷送了戚務生的職業生涯。
八輪外圍賽，中國隊出局，戚務生黯然下課。在此後二十年間，戚務生僅短暫擔任過四五家職業球隊的主帥，每傢俱樂部的任期也並不長。現在，我們只能在青訓賽場上看到這位老人默默耕耘的身影。
中國男足第19任國家隊主教練戚務生，圖片/視覺中國
“傷痛”中的中國足協決定重啟“洋務運動”。1997年末，足協決定聘請國際足聯高級講師，英國人霍頓出任國家隊主教練。
自此，中國足球開始了外籍教練與本土教練反覆更迭的進程。無論是率隊打進世界盃的米盧、在上海申花取得驕人戰績的杜伊科維奇。還是本土的兩位冠軍主帥朱廣滬與高洪波。無論過往在國內的聲望有多麼顯赫，成績有多麼突出。一旦接收國足後，成績開始出現不如預期的情況，不到一年，立馬被解聘。
在輿論壓力、個人政績和組織評價的三重壓力下，每任足協領導都試圖在各方滿意的前提下去解決好中國足球短期戰績與長期發展的矛盾點。
但事實上，讓各方都滿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國內足球的輿論中一直有三種聲音存在，這三種聲音互相矛盾，互不認可，深刻的影響著足協與俱樂部的決策：
1. 國內球員水平不錯，缺乏的是外籍教練的先進戰術與撮合能力，所以外籍教練團隊才是重中之重。
2. 這屆球員水平不行。要想取得質的提升，不但要大力發展頂級聯賽，以賽代練提升球員水平，更是要優先發展青訓，五年十年後再看。
3. 國內球員在俱樂部忙於賺錢，怕受傷，在國家隊出工不出力，需要以某幾個核心俱樂部為骨幹，找國內“教父”級別的本土主教練帶隊參加國家級比賽。
足協一直在這三種聲音中找平衡，今天請外籍教練執教（米盧），明天請本土冠軍教練組隊（朱廣滬）；一邊組織大批年輕球員去足球強國集中培訓（健力寶），一邊不停擴充頂級聯賽的球隊規模以期提升比賽強度和質量。
但這種搖擺不定終究不是長策，沒有人比足協更希望可以有一種被圈內人普遍認可的模式可以一直被貫徹下去。
2011年，這個機會終於出現了。
二
在上世紀的最後十年和本世紀的頭十年，中國經濟沿著改革開放的既定目標在迅猛前進。但作為國內第一大體育項目，中國職業足球的資本投入與資產估值相比，卻顯得十分寒酸。
2000年1月9日，大連實德集團以1.2億元的價格，買下了過往四年三次奪冠的大連萬達足球俱樂部70%的股份。
轉讓完畢後，總計1.7億的新大連實德俱樂部包括以下資產：
1. 1996~1998年三連冠的榮譽和豪強地位；
2. 包括郝海東、孫繼海、張恩華等近20名國家隊與國青隊球員及近百人各年齡梯隊球員的所有權；
3. 安迪爾森、奧蘭多、潘塔等來自巴西和塞爾維亞的高性價比外援的簽約權；
4. 世界名帥科薩諾維奇簽署多年合同帶隊征戰。
2014年，阿里巴巴作為恆大俱樂部戰略投資者注資12億元，併入股恆大俱樂部50%的股權。廣州恆大俱樂部的公允價值超過20億。
那一年，同樣是廣州恆大俱樂部坐擁多名國腳和巴西球星完成三連冠偉業。如果在平行時空的2018年還有大連實德這麼一支球隊存在的話，它的價值決不會低於這時的廣州恆大。
不僅當紅國腳不值錢，當時的青年隊價格更是廉價到無以復加。
2003年10月，大連毅騰俱樂部奪得全國U17青少年聯賽冠軍。同年11月，該冠軍隊的15名隊員便被遼足俱樂部掌門人張曙光以290萬元的總價格，打包購買進入遼足。
這些人中包括後來的國家隊成員楊旭、于漢超、王大雷，以及現在的中超主力丁捷、戴琳等。
歷史總是十分巧合，2018年3月，2017全運會U18男足冠軍隊上海對所屬於上海根寶俱樂部的所有適齡球員被一併打包賣給了上海申花，收購的價格是1.5億。
這是十五年前價格的五十倍。
申花U19核心周俊辰
價格的爆炸式提升一定來源於資本的持續進場，而這一撥足球資本的引領者就是擅長以資本邏輯做事的房地產企業恆大集團。
2010年3月，恆大集團以1億元買斷廣州足球俱樂部全部股權，並參與該賽季中甲聯賽。
同年，恆大從蘇超凱爾特人自由轉會簽入原中超MVP鄭智，並分別花費600萬與700萬人民幣分別從上海兩強中籤入新晉國腳郜林與張琳芃。
這個轉會費的數字今天看來不算什麼，但在當時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隨後，恆大又以創中甲外援記錄的350萬美金簽入外援穆裡奇。
2011年，恆大提前四輪成功衝超，並最終獲得聯賽第一。重金簽約的數名球員均成了未來多年恆大俱樂部的中流砥柱。
恆大外援穆裡奇
為何恆大會選擇在中國職業聯賽已經開展近二十年後的2010年大舉入場？箇中原因其實並不難猜。
2010年是中國足球有史以來最為黑暗的年份。
2009年9月，公安機關經過長期偵查和蹲守，端掉了一個利用賭球非法牟利的團伙。隨著偵查的深入，警方發現，涉案嫌疑人不僅涉賭，而且還利用賭球來暗箱操作國內聯賽。
這一發現被迅速上報，隨後，全國公安系統積極聯動，在各地展開縝密調查，一場抓賭行動旋即展開。這個行動被媒體統稱為中國足壇反黑風暴。
反黑風暴牽連甚廣，偵測工作歷時兩年半，第一批受審人員多達57人，其中少部分為政府官員，多數為裁判員、球員等直接獲利群體。
當某個行業爛到根上的那一刻，往往也是價值窪池形成的時候，精明的商人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當然，他們還有另一個不得不上的理由。
足壇反黑開庭現場圖
去年，“賭國運”一詞從“飯統戴老闆”的一篇文章中流行開來。作為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賭國運最為成功的恆大集團，其政治敏感度之強簡直令人髮指。
2009年10月，領導人在德國訪問期間參觀了拜耳藥業集團公司，並接受了拜耳公司贈送的一件勒沃庫森隊（拜耳為其多年贊助商）的10號球衣和一個2006年世界盃專用足球。
他表示，“中國有一流的球迷和可觀的足球市場，但目前水平比較低，希望可以迎頭趕上。”
這就是恆大看到的機會。
在恆大做出進入中國足球的決策之前，有傳聞說恆大曾經向一家著名諮詢公司問詢，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規避國內足壇普遍存在的“假賭黑”問題，以及在大環境下球員缺乏職業精神與集體榮譽感的行業現狀。
諮詢公司給出的答案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確的是，恆大並不認可過往俱樂部與足協的種種做法。恆大從入局一開始便放棄了傳統的“足球人治足球”的策略，轉而使用更為成熟的治理房地產商業公司的方式來運作足球俱樂部。
這兩種策略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對制度和人才的看法迥然不同。
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脫胎於體育局和體工隊，在制度上繼承了領導負責制這一傳統。俱樂部的直接管理者多為過往球員或當地官員，依靠人治的程度要遠遠高於依靠規則。
另一方面，國內球員一直以來都處於有限流通的狀態，在早期，球員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通常都會在一個俱樂部效力，這種“佔山為王”的心態直到現在依然常見。
本土管理團隊與當地球員幫派是職業化早期的標配，即使在2000年以後，外教和外援開始逐步佔據主導作用，體育局領導與本地明星在球隊和球迷中的影響力依舊難以撼動。
恆大完全打破了這兩種固有配置。
從管理制度上來說，恆大直接下派了30歲的恆大集團副總裁劉永灼擔任球隊董事長。將俱樂部的管理權完全放權給沒有過往職業足球經歷的職業經理人，這在當時並不多見。
劉永灼參加會議
在人員的使用上，外教團隊擁有最大的話語權，只要教練組提出相關位置人員的要求，管理層就會盡可能的去爭取相應目標。在恆大2015年上市前，其每年投入均可位列中超前三。
即使在俱樂部上市及提出“2020年全華班”構想之後，恆大仍斥資4200萬元購入哥倫比亞國腳傑克遜·馬丁內斯，此金額刷新了當時中超聯賽的外援轉會費紀錄。
（2011~2017廣州恆大俱樂部外援引援全紀錄）
事實證明，恆大的這兩項選擇沒有錯誤，資本投入的力量是巨大的，恆大在過往七年內豪取中超七連冠，並兩次獲得亞洲冠軍聯賽冠軍。
同時，恆大俱樂部在管理模式、人才引進與培養、球隊精神建設和醫療保障等方面均達到了國內頂級水準，這些成功的經驗也吸引了國內其他俱樂部與新晉資本紛紛效仿。
當然，這些新近資本管控俱樂部的玩法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三
恆大的成功刺激到了其他中超俱樂部——管理上的事情的學起來需要時間，可買買買大家總是會的吧。
但真要開始大手筆買人，也不是簡單拿個支票本出來就能完事兒的。胡買亂買斷不可行，買賣球員也要講究一定的方式方法。
中國足球聯賽一直遵循著限制外援數量與位置（不能使用外籍門將）的規定。在聯賽早期，本土球員還能和外援分庭抗禮。但隨著俱樂部在外援位置上的投入越來越大，本土球員逐漸從球隊核心變成為給外援打下手的拼圖角色。
在2017年之前，俱樂部一般會排出1（國內門將）+6（國內球員）+3（任意國籍外援）+1（亞洲籍外援）的場上陣容。（注：2017年後中超改為場上只能有3名不限國籍的外援）
在這個陣容中，本土球員多負責防守與跑位，外援多負責組織與進攻。因此，進攻性外援的質量直接決定了這支球隊的上限。
所以，捨得在外援上花錢，就是給成績平添了一份保障。
（中超外援轉會歷史價格排行榜）
（注：由於2018年中超實行調節費政策，巴坎布與卡拉斯科的轉會價格並未有定論，但按媒體報道，兩人的轉會費均超過3000萬歐元。）
球員買賣所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萬一買入的球員發揮不出應有的水平，對於俱樂部的損失難以估量。
如何保證球員能夠全心全意的在隊中效力？與足球經紀人保持愉快的溝通交流方式是其中精髓。
在歐洲，兩傢俱樂部就球員轉會費用談判妥當後，就進入了經紀人與購買球員的俱樂部商討勞動合同細節的環節。通常情況下，一個球員的合同會有如下部分組成：
基本工資（週薪）：無處罰情況下必須付出的薪水
合同年限：指合同到期的時間
簽字費：在簽署合同時球員一次性拿到的費用
經紀人佣金：在簽署合同時經紀人一次性拿到的費用
附加條款：指球員完成某些額外目標後獲得的獎金。如進球獎金、奪冠獎金、不失球獎金等。
與國內各行業經紀公司所做的事情一樣，球員經紀人也扮演著將球員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色。對於“一分錢一分貨”的球員轉會市場來說，經紀人的存在就是球員可以安心踢球的保護傘。
足壇著名經紀人拉伊奧拉
球員轉會進來後，表現不佳有時不是實力問題，而是球隊風格與其踢球方式並不相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在於買入球員前並沒有跟主教練進行應有的溝通。
在各俱樂部成立初期，外援資料更多的依靠管理者的私人關係來獲取。當時，互聯網與視頻分享並不發達，教練組往往只能依靠幾盤錄像帶和短期試訓來判斷球員水平。但可選項就這麼多，最後只能矬子裡拔將軍，以至於買進的外援實際水平參差不齊，能否適應教練戰術要求更是無從判斷。
即使是在一開始就致力於建立完整球探體系與連接南美知名足球經紀人的廣州恆大，在前幾年也吃盡了外援適應不佳的苦頭。在恆大簽約的前十名外援之中，效力超過一個賽季的也只有四人。而在其它俱樂部，一個賽季內換掉所有外援的情形比比皆是。
對這種不利狀況最不滿意的是中方資本。每進行一次外援更迭，資方都要付出少則百萬，多則千萬的試錯成本。換人後戰績如果不錯倒還罷了，一旦戰績持續不佳，球隊管理層與主帥互相推諉責任的場景屢見不鮮。
這個問題並非中國獨有，這本質上也是歐洲大陸一直以來存在的Coach和Manager之爭。
在本世紀初期的英格蘭，球隊主帥往往被稱為Boss，其職能涵蓋排兵佈陣、買賣球員、日常管理甚至商業開發。在這類球隊中，一個球隊的主帥就是這個球會的總管Manager。
曼徹斯特聯隊的傳奇教練弗格森爵士就是這一職位的典型代表人物。
亞歷克斯·弗格森爵士
但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主教練往往只擁有排兵佈陣與日常訓練的職權，在球隊建設方面往往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核心權限仍把持在球隊管理層手中。這類主教練的職責就是我們所講的Coach。
中方資本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既然非專業的人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把事情完全交到專業的人手裡去做。
2012年5月，折戟亞冠淘汰賽的廣州恆大宣佈聘請意大利傳奇教練裡皮及其團隊入主俱樂部，（投黑馬 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並將所有足球領域相關權限全部移交，恆大自此正式進入了Manager大統管時代。
意大利傳奇教練裡皮
大衛·裡皮，恆大前主帥馬塞洛·裡皮之子。
小裡皮曾經是一名次級聯賽的職業足球運動員，但在其短暫的職業生涯中，他並沒取得什麼顯赫的職業成就。後來，一場車禍結束了他的球員生涯，憑藉著父親在意大利足壇所具有的威望和人脈，小裡皮做起了足球經紀人的工作。
2001年，足球經紀公司GEA在意大利成立，小裡皮作為發起人之一參與其中，而GEA當時的負責人，則是時任尤文圖斯總經理莫吉之子。
本世紀初是尤文的一個黃金時代，在俱樂部運營方面，裡皮與時任俱樂部總經理莫吉配合默契。而在引援方面，透過GEA，裡皮父子和莫吉父子強強聯手，全權壟斷了尤文的引援事宜。無論從競技水平還是引援能力上，尤文在意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2006年，裡皮率領意大利隊勇奪世界盃。但正是在那屆世界盃前後這段時間，意大利電話門醜聞震驚全世界，前尤文圖斯總經理莫吉遭遇多項指控並被終身禁足。此後，小裡皮也便順勢脫離了GEA，成立了自己的Reset經紀公司。
隨著自己的父親遠渡重洋來中國執教，小裡皮的工作重心也逐漸轉移到了中國。在裡皮入主恆大後，舉賢不避親，將兒子納入自己的團隊，成為了實際意義上的引援主管。
隨後，在裡皮執教的兩年多時間裡，小裡皮全程操作了恆大的外援引進工作。即使在裡皮卸任，斯科拉里上任之後，球隊的引援工作仍會將小裡皮的建議作為重要參考。
Manager的模式深刻影響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沒有什麼試錯資本的小俱樂部，都憑藉著類似的模式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績。
恆大兩奪亞洲冠軍證明了一件事，只要方法得當，配合上資本的推動力，中國足球還是有希望重返亞洲一流的。
得到鼓舞的中國足協終於不用再擔心“路線問題”。現有的球員經過鍛鍊也許還能靠得住，青訓要抓但是見效慢。要想現在立馬做出成績，主要精力還是應該放到聘請更優秀的教練團隊和激發國足球員積極性上來。
但問題接踵而來，雖然足協這些年一直在聘請外籍教練，可足協付出的薪水並不多。如果想要聘請國際上的大牌教練，給國家隊球員更好的保障與訓練條件，錢從哪兒來？
（2010年前外籍教練薪水一覽）
足協在此時展露出了驚人才智，既然中國資本都在一股腦向職業聯賽裡面尋找機會，那為什麼不嘗試著找一個願意為國家隊買單的“愛國”資本呢？
萬達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2011年8月，西班牙人卡馬喬上任，其薪資創國足洋帥之最，高達每年280萬歐元。其十倍於當年米盧的聘金，是國足此前六任洋帥的全部年薪總和的三倍。這部分金額全部由萬達買單。
同時萬達借足協之名，在2012~2014三年間開展了一系列留洋計劃。藉助西班牙優質青訓體系，以期培育出新一代嫡系球員，再依靠這批人重返職業聯賽。
然而事與願違，萬達的兩邊佈局都沒起到預想效果。小球員經過多年篩選，目前留在西班牙的不足十人。
重金聘請卡馬喬更是效果不佳。在他的率領下，國足不但無緣2014年巴西世界盃，還恥辱性地以1:5負於泰國隊，兩年近三十場比賽勝率僅為35%。2013年，卡馬喬黯然下課。萬達這次投機行為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卡馬喬兵敗泰國
萬達的失敗直接導致了一個結果——沒有人敢再為國足買單了。本著對國有資產負責的態度，足協開始了長達數月的新任主帥競選。最終，2014年，中國足協自掏腰包以200萬歐元每年的代價聘請法國人佩蘭團隊執教國足。
2015年亞洲盃，佩蘭帶領國足三戰全勝小組出線，他頓時成為了媒體矚目的焦點和球迷口中的“神奇教練”。雖然國足在亞洲盃淘汰賽中0-2不敵東道主澳大利亞，但球隊多年未有的高光表現還是給佩蘭換來了一份繼續執教的合同。
然而好景不長，2016年世界盃預選賽預賽，佩蘭遭遇慘痛失敗。高洪波臨危受命重返國足帥位。然而高洪波複製了上次的執教經歷，先揚後抑，短短半年便失去了對球隊的控制。
此時，方寸大亂走投無路的足協只好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曾經帶領中國人站上亞洲之巔的裡皮身上。
據媒體報道，國足聘請裡皮團隊執教的年薪高達2000萬歐元，足協出不起這筆錢，背後的贊助商自然又是那個擅長“賭國運”的恆大集團。
四
國內足球行業的投機顯得愈發擁擠，精明的中國資本開始青睞海外體育產業，哪怕是常年處於虧損狀態的國外足球俱樂部。
據不完全統計，從2014年至今，我國因併購境外足球俱樂部而流向海外的資本已經超過150億元人民幣。在這些投資組合中，既有向AC米蘭、國際米蘭、馬德里競技這些豪門球隊的大筆投資，也有西班牙人、格蘭納達這些足球發達國家的中游球隊。更是有上文中提到的馬伕拉、胡米利亞這類玩票性質的投資。
中國資本大舉投資海外資產的真實目的，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集體行為開始引發監管部門的警惕。從2017年開始，商務部、發改委、外匯管理局、央行多部門開始嚴格監管海外投資熱，要求5000萬美元及以上的轉移出境業務須獲得特別批准。
（歐洲頂級聯賽球隊中國資本入股情況）
球隊的生意不好做，趨利的中國商人開始把目光投射到球員的轉會生意身上。
中國球員雖然在絕對價值上並不出眾，但優質資源的稀缺性使得球員的身價隨著資本熱潮一路水漲船高。
2011年，恆大從上海上港（此時用名上海東亞）斥資700萬元引進了當時的新晉國腳張琳芃。當時有媒體報道，與隊友從小一起長大征戰職業聯賽的張琳芃當初並不願轉會，但俱樂部窘迫的經營環境迫使徐根寶不得不出售主力球員填補虧空，700萬這個數目在當時是一筆鉅款。
5年之後，上海灘的另一家球隊上海申花出現了中衛位置上的人手不足，球隊中衛老的老，傷的傷，而外援名額的限制又不能讓申花將寶貴的外援名額中的兩個用在中衛身上。上海申花需要在市場上尋找一名本土中衛。
最終，他們看中了同樣是新晉國腳的高個中衛畢津浩。這個從中鋒改練中衛的25歲球員從河南建業轉會過來的價格是8000萬元人民幣。
8000萬是個什麼概念？在2016年初，全球職業聯賽的所有轉會中，這位在國內都不算知名的球員的轉會金額可以排在世界第四位。
這件事讓人深刻感受到這五年來中國足球的球員市場被資本炒作的熱度。
“畢津浩”現象並不是個例，一個在國際市場公允價值（根據德國轉會市場網站確定身價）不足千萬的中國球員身價能炒到上億。外援來中國也能以數倍溢價轉會，“人傻錢多速來”成了國外俱樂部對中超的共識。
2016年，苟仲文履新體育總局局長。他在次年兩會的“部長通道”回答了“中超天價球員”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天價球員是投資足球的人“有錢就任性”造成的現象，他們意在商業，而不是足球，所以國家體育總局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現在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整治措施，下一步還會有更嚴格的整肅措施出臺。此外，也希望媒體繼續關注足球，支持足球，同時譴責這種不利於足球發展的行為。”
2017年，足協下發《關於限制高價引援的通知》的要求，限制職業足球俱樂部追求短期成績、進行高價引援的轉會行為。
足協規定，各俱樂部夏轉引入外援資金支出未超過4500萬元人民幣/人，引入國內球員資金支出未超過2000萬元人民幣/人的相關俱樂部，不需繳納引援調節費用。若超出，應等額繳納引援調節費用，該筆費用納入中國足球發展基金會。
隨後兩個轉會期，國內國際球員的高價轉會在明面上算是被限制了。但是投機的機會還並沒有結束，一個窟窿被堵住了，另一個窟窿又被放了出來。
巴坎布成為中超調解費第一人
U23（23歲以下）球員上場新政是苟仲文履新體育總局後對於中國足球的又一改革。在2018賽季的最新版本規則中，足協要求單場比賽U23球員的登場人數不得少於外援登場人數，且首發中至少有1名U23。
市場的供求關係決定了產品的價格，U23優質球員的稀缺性導致新政出臺後其價格迅速攀升。
2017年夏季轉會窗口，為了應付隊內U23球員不足的問題，恆大接連簽下了三位出生於1997年的留洋葡萄牙天才鄧宇彪、武翔以及馮博軒。
其中鄧宇彪與武翔皆是來自葡萄牙東方龍俱樂部的球員，根據2017年廣州恆大足球俱樂部年報顯示，這兩位二十歲，並沒有什麼職業比賽經驗的球員的轉會費總和高達5972萬元人民幣。
（數據來自廣州恆大俱樂部2017年財報）
新政開始實施前，各俱樂部從自身利益考慮，並不願主動使用年輕球員，年輕球員往往得不到充足的上場機會。再加上國內次級聯賽大環境較差，球員經紀人更願意將旗下球員送往歐洲大陸的青訓營或次級聯賽效力。一方面是增加球員出場時間，另一方面也是可以近距離感受歐陸先進足球文化，為後續返回國內效力打下更好的基礎。
U23的新政加速了球員從國外迴流，也讓這些年輕球員的經紀人們提前收穫了遠遠超出預期的利潤。
這是新浪微博博主@中國海外足球新聞，在2017年8月做的一張中國海外球員表格。
在一年後的今天，表中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球員以各種方式迴流國內。
只要國內的新政還在延續，這種海外放養後鍍金迴流的現象也將始終存在。
這也算的上是中國資本充分吸取世界足球先進經驗理念後產出的最具中國特色的賺錢方式了。
結語
中國的職業聯賽已經開展了二十餘年，中國體育產業的整體規模也在穩定快速的增長。但坦白說，中國職業足球的“正規化”和“市場化”還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
這種落後可不僅僅是一句“固步自封”就可以解釋得通的。
缺乏明確的方法論是第一個問題。
足球究竟是一項怎樣的運動？我們應當學習哪些世界先進經驗？我們有沒有為初學者準備一套明確易讀的教材？
這些最為基本的東西直到現在也缺乏一個官方的說法。
沒有健康的營運體系是第二個問題。
資本進入一個行業一定帶有其目的，無論是政治原因還是獲取經濟收益，現在看來都難以完全符合預期。一旦耐心耗盡，資本撤出之後，脆弱的中國足球無疑將遭受更大的傷害。
因此建立一個可以自給自足，讓從業者可以體面生活的一個完整產業鏈條尤為重要。
最後一個問題是對於競技成績的追求。
追趕世界足球是一個漫長的系統性工程，資本的介入可以為之提速，但最為重要的還是要夯實基礎。
努力完善青訓、校園足球、聯賽體系等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時間一定會給予最好的回報。
希望中國足球可以重返世界最高舞臺，中國球迷已經等了十幾年。如果國內足球可以就資本推動一切向好發展，無論十年八年，等下去始終是有著盼頭的。
這屆世界盃沒有國足，但我們希望下屆、下下屆以至於以後的每屆世界盃，都可以看到中國男足征戰的身影。
我們都有一個夢，名字叫“中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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