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鄭州紅十字藍天應急救援隊“夫妻檔”李劍和黃俊。圖為2月16日，黃俊（右）在消殺作業前幫李劍給消毒設備加油。新華社發
3月4日，志願者在安徽省肥西縣上派鎮大牆村村委會會議室內輔導留守兒童。新華社發
2月15日，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區防疫青年突擊隊的兩名青年志願者幫助患病老人推輪椅。新華社發
程序員王震加入了5名志願者組成的“W大武漢緊急救援隊”微信群。2月29日凌晨，王震到達約定地點後和產婦家屬聯繫。新華社發
【法眼觀】
1月22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初，郝南以一個醫生的專業本能，感到醫療資源緊張將成為很大挑戰——大量的新冠肺炎患者和非新冠肺炎患者在醫院門口排隊時很可能會交叉感染，而醫院收治量飽和後無法再接收新的病人。憑藉多年投身公益事業的行動力，郝南發起成立了一個專業線上醫療關懷團隊，為居家隔離患者提供醫療關懷支持。這就是由400多名醫務工作者、200多名社工和心理專業志願者組成的NCP生命支援網絡。
同一時間，王瑩也著手發起醫療物資捐贈。作為上海手牽手生命關愛發展中心主任，王瑩平時與醫院接觸較多。武漢封城前，她已與湖北的6家醫院取得聯繫，得以瞭解醫院的緊張狀態，迅速發起了募捐。
疫情突如其來，很多如郝南、王瑩一樣的志願者織起了一張大網，為醫生提供上下班接送服務、為滯留武漢的外地務工者提供幫助、收集非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信息……爆發出令人驚歎的力量。
“社會組織在這次疫情應對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是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2008年汶川地震時，王振耀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國家救災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在他看來，“這次僅捐贈款物的規模就和汶川地震時相當，而且志願服務範圍覆蓋了包括殘疾人、老年人、社區工作人員、醫護人員在內的各個人群，參與的主體既有基金會、專業化組織，也有企業和民間自發的組織，形成一個巨大的平臺”。
熱潮退去之後
郝南和王瑩是從2008年起投身於公益事業的。在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看來，汶川地震是一個喚起公民參與意識的節點，“之前人們覺得那是公益部門的事情，在此節點之後，公眾意識到自己也可以是參與者，公益議題顯性化了。”
12年間，公益組織從一個事實概念成為慈善法明確的基金會、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三種形式，各個組織建設也經歷了很大的變化。
當年，奔赴地震災區的郝南目睹了救援中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混亂和低效，成立了專做協調信息工作的“志願者之家”，日後發展為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我們現在半小時就能估算出災區建築分佈、受損情況。幾個小時之內就清楚地震的影響是什麼、該怎麼救。”郝南說。
但這次應對疫情，郝南並沒有率先啟動該團隊，而是從零開始組織了NCP生命支援網絡。“我當時覺得這件事更重要，在線診所可以直接支持到不能去醫院的患者，他們的需求可能會被忽視。”
工作可以說達到了預期，但郝南的心情卻很複雜。“我們十多年的積累，所有的專業經驗在疫情暴發前期沒有得到應用。”他認為在疫情暴發後一週至10天左右的時間，是民間散在的志願者在自發行動。但與此同時，在民間自發組織了大量捐贈後，有些與醫院的需求對應不上；志願者熱潮湧入，一週之後慢慢退去；救災資源波動性極大等問題顯現。“我們這些自詡為專業的救災組織，幾乎是失語、失能的。”郝南說。
王振耀分析，“我們的社會組織和政府機構對自然災害的應對，尤其是地震，已經比較成熟了。但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同的災種，更為複雜。首先很多志願者無法到達當地。其次，現在民政部的救災救濟職能劃歸到了應急管理部，而此次並非啟動自然災害的應急預案，應急管理部無法啟動響應，衛生部門又相對缺乏應急經驗，在一段時間內沒有與社會慈善組織對接的部門，出現了一些矛盾、混亂。”
慈善組織專業化的重要性凸顯
短暫混亂後，秩序逐漸建立起來。賈西津觀察到，慈善組織開始形成平臺，一些行動力很強的基金會在倡導形成日常應對機制，在後續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一個共同症狀是呼吸衰竭。依託與基金會的合作，王瑩、郝南都投入到了組織捐助呼吸機工作中，這是普通的捐贈者無法做到的。此次疫情中，社會慈善組織陸續捐贈了數千臺呼吸機。
慈善組織規模起來了，組織化程度提高了，面對大災大疫能立即行動起來，但王振耀強調，“這次疫情應對凸顯了社會慈善組織專業化的重要性，社會上能夠將社會服務視為專業的、有使命的職業的理念還沒有完全確立，很多人將個人捐款和專業組織混為一談。”
專業化的前提是要將公益事業作為一個職業來對待，但為數不多從事這個職業的人還面臨因個人生計而被迫放棄的困境。王瑩的團隊除了在上海做臨終關懷服務以外，還與其他醫院組織合作做賦能培訓。他們一共只有5名全職人員。“申請資金非常困難，遠不夠維繫生存。現在我們大多是從創新的角度申請基金會的項目資金。現在因為疫情原因，從前的項目啟動不了，申請的專項資金就啟動不了，疫情至今沒有工作經費。”王瑩說。
郝南為了實現團隊的專業化，多年來自費參加了許多國際會議，如2015年去日本仙台參加聯合國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有時沒人邀請我，我就是去學習的，瞭解一下國際上的組織都在用什麼技術、用什麼模型等。卓明也參加了很多國外的救災，瞭解聯合國有序開展救災工作的機制是怎樣的。”救災是非常專業的領域，他以洪災舉例，“洪災來了再去響應是來不及的，需要在洪水來臨之前預測。一旦出現災害性的降雨天氣會有預警，我們就天天盯著雷達圖，記錄這個省的降水量，不間斷地監測，一旦出現成災閾值，就要監測上游的水位變化，有明顯變化要緊急通知下游的救援隊。我們可以為政府工作查漏補缺。”
除了人員、經費外，一些救災慈善機構平時還需要演練，也需要對自身實際工作能力進行測評。只有做好這類工作，專業力量才能不斷沉澱、積累。目前應急管理部門對社會應急力量能力分類分級測評試點工作，更多針對的是救援隊伍。由業內聯合組成的平臺進行能力提升、評級仍然缺位。
法治還需健全
賈西津認為，2008年之後，社會組織自身有很多改善治理的努力，在基金會等領域也有越來越細緻的法律規範。行業內出現如孵化器、行業自律組織等各種支持性組織，一些專業性企業也參與到公益行業的能力建設中來，比如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等幫助社會組織規範財務，改進治理；律師事務所提供法律支持；有專門評估慈善組織的公開透明性、公信力的平臺……“效果是顯見的，有一批發展得好的組織可以與國際接軌，但整體上的改善是參差不齊的。”賈西津說。
她進一步解釋，2016年慈善法、2017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實施，分別規範了國內、境外社會組織，與之前十餘年的地方探索、社會創新的方向相比，更加強調由政府統籌、加以法律規範，合法性的要求變得更突出了。其實在很長時間裡，中國大量草根組織並不具有法律合法性，但從功能而言是社會所需的，所以也一度非常活躍；目前強調了法律規範，但“入口”的規則還沒有改，登記管理制度的政府准入門檻很高，“入口”進不來，法外生存空間不再，“草根組織”的數量在減少。
慈善法具體實施中，相關組織的規定還是回到國務院發佈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的規範、保障相對完善，其他兩種形式的組織則比較缺乏，更多是組織‘入口’門檻的規定，如如何登記、年檢等。”賈西津說。
對於衛生應急機制，王振耀認為，“比較理想的狀況是，任何應急體系中都應該有政府和社會組織對接的平臺，日常也需要保持經常溝通，形成政社合作機制”。
（本報記者 陳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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