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 漢武帝《輪臺詔》：是真心悔過還是權宜之計？

漢武帝《輪臺詔》：是真心悔過還是權宜之計？

“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

“罪己詔”的起源，古人認為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佈“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

古代帝王“罪己詔”的資料，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

單說漢代皇帝罪己詔，最有名的罪己詔當數那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的《輪臺詔》了。

01

劉徹是西漢第七位皇帝（含前後少帝），生於漢景帝前元年（前156年），是漢景帝中子。其母王氏在懷孕時，漢景帝還是太子。劉徹還未出生，他的祖父漢文帝就逝世了。漢景帝即位後，劉徹出生，他是王氏唯一的兒子。

劉徹成為太子與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館陶公主劉嫖有很大關係，王氏許諾讓劉徹迎娶劉嫖之女陳氏，既是那位劉徹發誓要“金屋藏嬌”的陳阿嬌。因此在儲位之爭中劉徹得到劉嫖支持，劉徹後來娶陳氏，繼位後封為皇后，又因為寵愛衛子夫把陳阿嬌廢后、打入冷宮。

後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景帝逝世，劉徹即皇帝位。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漢武帝才得以全面真正掌握大權，開始走上實現他的宏圖大業之路。

在政治上

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接受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以前獨立的諸侯王權力得到限制，僅僅享受物質上的特權，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稅。但是沒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權。

漢武帝削弱丞相的權力設立中朝，通過打擊丞相來加強自己的權力。為了進一步加強君主權力，漢武帝用派刺史的方式對地方的豪強、官吏進行監督。在用人方面，漢武帝惟才是舉、不拘一格，武帝一朝人才濟濟。班固就驚歎地說：“漢之得人，於此為盛！”

在軍事上

西漢自漢武帝時期開始，國力強盛，大破匈奴、遠征大宛、開拓西域、降服西南、收復閩越，奠定了中華版圖。

在經濟上

為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漢武帝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幣制問題。一方面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將地方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實行鹽鐵官營，使國家獨佔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

在文化上

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把儒家學說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在獨尊儒術時，又“悉延（引）百端之學”，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同時，又兼用百家的格局。

漢武帝劉徹是中國封建王朝中傑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漢王朝強盛的局面，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第一個發展高峰。《漢書》評敘劉徹“雄才大略”，在中國正統史書中，“秦皇漢武”經常互相銜接。他的功業，對中國歷史進程和之後西漢王朝的發展影響深遠。

02

因為秦漢之際連年的戰亂，漢朝初年劉邦接手的事實上是一個爛攤子。在內，經濟凋敝、人口銳減。對外，北方不穩，不時有匈奴來擾入侵。經過平城之圍，漢高祖劉邦知道，以眼下自己治下的國力和軍事實力，實在不是強大而野蠻的匈奴遊牧民族的對手。

正因為這樣的國情，劉邦才實行了對內對外的基本國策。對內，休養生息，發展經濟；對外，採取和親措施安撫匈奴單于。

劉邦之後的繼任者，都基本執行了漢高祖制定的國策。特別是文帝景帝兩朝，推崇黃老治術，實行無為而治，堅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不動搖。

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漢帝國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漢朝的物質基礎亦大大增強，是中華文明邁入帝國時代後的第一個盛世，這就是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漢武帝劉徹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繼承大漢皇帝之位的。所以，他不但是銜著金鑰匙出生的“天子”，而且是屁股底下堆滿金子的富足皇帝。

中國的很多“富二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口袋裡的錢不是自己辛苦打拼掙來的，也不是靠自己節儉一點一點積攢下來的。所以他們正像後來一個著名的元帥所罵的那樣：仔賣爺田心不疼。他們花起錢來大手大腳，揮霍起來天經地義。

最主要的關鍵是，漢武帝劉徹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富有理想的、不甘屈為人下（國下）的一代帝王。他要在青史留名，建立不世偉業，就不能只守住三尺家門，要開疆拓土，犯我大漢者，雖遠必誅。（這話當然不是劉徹說的）

劉徹爺爺老爹積攢下來的家底，讓劉徹找到了最主要的花銷的地方：征戰四方

且不說破閩越、南越、大宛，鑿空西域、開絲綢之路，開拓西南夷。只說對匈奴用兵，那可是燒錢最多的地方。

劉徹一開始只是積聚力量，還並沒有想和匈奴大規模開戰。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漢武帝劉徹即位後，派李廣等名將帶兵鎮守邊郡要塞，徵調士卒鞏固邊防，同時採取措施鼓勵養馬。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漢武帝派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希望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經過經濟、軍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西漢抗擊匈奴侵擾的條件已經成熟。

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匈奴派使者向漢武帝請求和親，漢武帝命群臣商議對策。

大行令王恢建議漢武帝拒絕和親，他說：“過去朝廷同匈奴和親，匈奴老是不守盟約，侵犯邊界，我們應該發兵打擊他們一下才好。”

御史大夫韓安國則以匈奴兵強馬壯為由勸漢武帝接受和親，群臣大多贊同韓安國的觀點。漢武帝最終採納韓安國的建議，與匈奴和親。

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馬邑地方有個大商人聶壹來找王恢，說：“匈奴在邊界經常侵犯，總是一個禍根。現在趁剛跟他們和親的機會，把匈奴引進來，我們來一個伏擊，準能打個大勝仗。”王恢問他：“你有什麼辦法能把匈奴引進來？” 聶壹說：“我經常在邊界上做買賣，匈奴人都認識我。我可以借做買賣的因頭，假裝把馬邑獻給單于。單于貪圖馬邑的貨物，一定會來。我們把大軍埋伏在附近地方，只要等單于一到馬邑，將軍就可以截斷他們的後路，活捉單于。”

王恢把聶壹的主意奏告給漢武帝，武帝為此詔命群臣商議。御史大夫韓安國反對這個建議，他認為高祖劉邦之英武聖明，尚且被匈奴圍於平城達七日之久，何況兵馬一動，天下騷動，勝負難料，不可輕率出兵。

王恢是燕人，曾長期在邊郡為官，熟諳匈奴情況，在商議中他向漢武帝進言：“戰國初年，代國雖小，北有強胡的侵擾，南有中原大國的威脅，君臣尚能同仇敵愾，奮勇抗擊外侵；匈奴雖強，也不敢輕易侵擾代國。如今大漢強盛，海內一統，陛下威名遠揚，然而匈奴卻侵擾不止，每次與漢和親，不過數年即違背約定，正是因為沒有堅決抗擊的緣故！”雙方唇槍舌劍，各不相讓。

漢武帝最終採納王恢的建議，準備設計伏擊匈奴。

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農曆六月，漢武帝派遣精兵30萬，命護軍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率主力部隊埋伏在馬邑附近的山谷中。將屯將軍王恢與材官將軍李息率3萬多人出代郡（今河北省蔚縣東北），準備從側翼襲擊匈奴的輜重並斷其退路，一舉全殲匈奴主力。漢武帝同時派遣商人聶壹前往匈奴誘敵。

聶壹以出塞經商為名，見匈奴軍臣單于。軍臣單于貪圖馬邑城的財物，親率10萬大軍進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雲縣），並派使者隨聶壹先入馬邑，等斬殺馬邑縣令後進兵。

聶壹隨後返至馬邑與縣令密謀，殺死一名囚犯，割下首級懸掛在城門之上，偽裝為縣令頭顱，欺騙匈奴使者。

軍臣單于得到使者的報告後，率領大軍向馬邑方向進軍。大軍來到距馬邑百餘里的地方，發現沿途有牲畜，卻無人放牧，引起了軍臣單于的懷疑。匈奴在此時攻下一邊防小亭，俘獲了漢雁門尉史。在威脅下，尉史將漢軍的計謀全部說出。軍臣單于聽後大驚，下令立即撤軍。

“馬邑之圍”失敗後，漢武帝將王恢下獄。廷尉判處王恢畏敵觀望死刑。王恢雖買通田蚡通過漢武帝的母親王太后求情，但仍無法平息漢武帝的憤怒，王恢被迫自殺謝罪。

“馬邑之圍”之後，匈奴拒絕與西漢朝和親，在邊境攔路劫掠，或者出兵四處襲擊漢朝邊郡，以報復馬邑之圍。

劉徹也結束了自西漢初年以來奉行的屈辱的“和親”政策，開始對匈作戰，派衛青、霍去病徵伐匈奴。

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的大大小小的的戰爭有上百場，最主要的有三次：公元前127年的漠南之戰、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戰、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戰。

以漠北之戰為例。

此戰，大將軍衛青率5萬騎兵出定襄，驃騎將軍霍去病率5萬騎兵出代郡，騎兵之後又派幾十萬人的步兵和轉軍之士出征，為了軍糧運送，動員了14萬匹私馬和14萬私從者。

衛青與大單于會戰，斬首1.9萬多人，單于敗退，衛青追至闐顏山和趙信城而還。霍去病與匈奴左賢王會戰，斬首7萬多人，左賢王敗逃，霍去病封狼居晉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

漠北之戰西漢投入24萬多匹戰馬和約50萬人的兵力，匈奴以全部兵力待於漠北，雙方戰爭進行得極為殘酷，匈奴傷亡約10萬人和大量的戰馬，西漢損失10多萬戰馬和死傷七八萬人。漠北之戰後，匈奴完全從整個漠南地區退出，西漢也無力繼續遠征。

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對匈奴15年的戰爭中，西漢傷亡十幾萬軍民，幾十萬匹戰馬，耗盡了文景時期留下的錢財不算，還任用桑弘羊等興利之人，採取鹽鐵專賣、算緡告緡等諸多苛刻的財政措施，搜刮錢財，以此應付龐大的戰爭開支。

劉徹對匈奴戰爭的結果，使西漢和匈奴的經濟均受到破壞，社會矛盾加劇，雙雙走向衰落。

03

如同其他的皇帝一樣，雄才大略的劉徹愈到晚年，愈害怕死亡，愈想長生不老。

《史記·孝武本紀》記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到泰山行封禪大禮，聽信一些方士“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的鼓惑，“乃復東至海”，以“望冀遇蓬萊”，“並海”（併為沿之意）而“北至碣石”。

在碣石山，漢武帝也像秦始皇一樣，進行了刻石紀功活動。對此，酈道元的《水經注·濡水》有明確記述：“濡水（灤河）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

隨著年歲漸老，死亡的恐懼越發逼近。劉徹也越發多疑和易怒。

徵和元年（前92年），漢武帝住在建章宮，看到一個男子帶劍進入中龍華門，懷疑是不尋常的人，便命人捕捉。該男子棄劍逃跑，侍衛們追趕，未能擒獲。漢武帝大怒，將掌管宮門出入的門候處死。

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擅自動用軍費1900萬錢，事敗後被捕下獄。時值漢武帝下詔通緝陽陵大俠朱安世，公孫賀為贖兒子之罪，將朱安世捕獲移送朝廷。

朱安世在獄中上書，聲稱公孫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在馳道上埋藏木人以詛咒皇帝。漢武帝大怒，公孫賀父子死於獄中，滿門抄斬。陽石公主、諸邑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相繼被牽連入內。

這時，方士和各類神巫多聚集在京師長安，大都是以左道旁門的奇幻邪術迷惑眾人，無所不為。一些女巫來於宮中，教宮中美人躲避災難的辦法，在每間屋裡都埋上木頭人，進行祭祀。

後來，這些女巫因相互妒忌爭吵，就輪番告發對方詛咒皇帝、大逆不道。漢武帝大怒，將被告發的人處死，後宮妃嬪、宮女以及受牽連的大臣共殺了數百人。皇后衛子夫也自殺身死。

漢武帝產生疑心以後，有一次，在白天小睡，夢見有好幾千木頭人手持棍棒想要襲擊他，劉徹驚醒後，從此感到身體不舒服，得了病。

江充與太子劉據、衛皇后有嫌隙，見漢武帝年紀已老，害怕漢武帝去世後被劉據誅殺，便定下奸謀，說漢武帝的病是因為有巫術蠱作祟造成的。

漢武帝立即派江充去追查，江充一直搜查到衛皇后和太子劉據的住室，把事先準備好的木頭人拿出來陷害太子。

劉據不願坐以待斃，派人假冒使者把江充殺了。漢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劉屈氂率兵平亂。劉據帶領手下與丞相軍激戰五日，最終，劉據勢孤力弱而兵敗，逃離長安。

劉據向東逃到湖縣（今河南靈寶西），隱藏在泉鳩裡。消息洩露後，地方官圍捕劉據。劉據知道自己難以逃脫，自縊而死；二位皇孫也一同遇害。

劉據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蠱之亂而遇害，劉據之子、皇孫劉進有一子劉病已倖存，尚在襁褓中，後改名劉詢，是為漢宣帝。

巫蠱之禍發生後，高寢郎田千秋上疏為劉據辯冤，漢武帝任命田千秋為大鴻臚，並下令將江充滿門抄斬，曾對劉據兵刃相加的人也陸續被殺。此事件前後牽連者達數萬人。

巫蠱之禍平息後，漢武帝派人在湖縣修建了一座宮殿，叫作“思子宮”，又造了一座高臺，叫作“歸來望思之臺”，藉以寄託他對劉據和那兩個孫子的思念。

04

李廣利是劉徹寵妃李夫人和協律都尉李延年之兄，昌邑哀王劉髆的舅舅。

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武帝為了得到汗血馬，命使者，帶黃金二十萬兩及一匹黃金鑄成的金馬去大宛國都，求換汗血馬。但大宛國王以汗血馬為大宛國寶而拒絕並殺了漢使。

漢武帝聞使者被殺，財物被劫，不禁大怒，命李廣利任貳師將軍，發兵數萬遠征大宛。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命李廣利遠征大宛。從此大宛服屬西漢。

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入侵五原、酒泉，掠殺邊民。武帝命李廣利率七萬人出五原擊匈奴。

李廣利離開京城時，丞相劉屈氂為李廣利餞行。李廣利的女兒是劉屈氂的兒媳，兩人是兒女親家。前一年爆發的巫蠱之禍時，太子劉據被人誣陷而自殺，而又未立新太子。於是李廣利便想乘機讓他妹妹李夫人所生的兒子昌邑王劉髆立為太子。劉屈氂不僅身為左丞相，他還是武帝的侄兒，頗得武帝的信任。

李廣利在朝廷為大軍餞行告別時，對劉屈氂說：“希望你在今上面前建議，早立昌邑王為太子。昌邑王能夠被立為太子，將來做皇帝，君侯還憂懼什麼呢。”劉屈氂答應尋找機會，向漢武帝建言。

李廣利率大軍出塞，派遣屬國胡騎二千與匈奴軍接戰，匈奴敗退，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擊至範夫人城，匈奴四散奔逃，不敢與漢軍對抗。

正在此時，朝中內者令郭穰密告丞相劉屈氂的妻子因為劉屈氂曾多次遭漢武帝責備，便對漢武帝不滿，因而請巫祈禱神靈，詛武帝早死。同時密告劉屈氂與李廣利共同向神祝禱，希望昌邑哀王劉髆將來作皇帝。武帝便下令主管司法的廷尉查辦．認為劉屈氂大逆不道，處以腰斬，並用車裝著屍體在街上游行示眾。將劉屈髦的妻兒在長安華陽街斬首。李廣利的妻兒也遭逮捕囚禁。

正在指揮大軍對匈奴作戰的李廣利聽到家中妻兒因巫蠱被捕收監的消息，便想痛擊匈奴，立功贖罪。李廣利以數萬漢家士兵的生命為賭注，盲目進軍，以求僥倖，遂揮師北進，深入匈奴。單于知漢軍往返行軍近千里，已很疲勞，便親自率領五萬騎兵襲擊漢軍，漢軍大敗，死亡甚眾。

李廣利原想冒進，立功贖罪，卻遭此大敗，於是就投降了匈奴。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徵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請求在輪臺屯田，漢武帝下《輪臺詔》，否決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輪臺地區屯田的提案，並對派遣李廣利出征匈奴以至於漢軍大敗、李廣利投降之事表示悔恨，同時仍要求各級官員提出補充武備的方法。

在《輪臺詔》中，漢武帝說：“曩者，朕之不明。”“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關於《輪臺詔》，不少學者主張漢武帝晚年改變了他的施政方針，從此以後漢朝停止對外征伐，轉向“守文”。他們的例證為：巫蠱之禍的第二年，劉徹當群臣之面自責：“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他還追悔曾屢受方士仙人欺騙，曰：“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中國老一輩學者唐長孺以及現代知名學者田餘慶等即為此看法的代表人物。

但也有有認為，《輪臺詔》是武帝針對西域有關具體問題尤其是輪臺屯墾一事做出回答的詔書。在詔書中，武帝沒有表現出對過去窮兵黷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此《輪臺詔》並不能算是罪己詔。如宋人王應麟、當代學者陳蘇鎮、辛德勇等人。

不論是漢武帝年事已高，雄心不再，《輪臺詔》只是就事論事的權宜之計也好；還是他真心悔過也罷，武帝從此直到死不再出兵，又把丞相田千秋封為“富民侯”，表明與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讓他推廣代田法和先進農具等等。

從這一點來說，如果說劉徹沒有一點悔過的意思也說不過去。至於辛德勇教授認為《輪臺詔》不是罪己詔，劉徹到死也沒有改變。在我看來，他的這種認識同他對劉徹的整體評價有關，因為劉徹在他看來，就是一個獨夫民賊，這樣的人豈能有悔過之舉。當然本文只是介紹《輪臺詔》，對此事的整體評價，非本人能力和一篇短文所能及。

後元二年（前87年），漢武帝於彌留之際立劉弗陵為太子，3月29日駕崩於五柞宮，享年70歲。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