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再一次引發公眾對幼兒園管理、幼兒院兒童安全等問題的高度關注。
和5年前震驚全國的浙江溫嶺藍孔雀幼兒園女教師顏豔紅在網上散佈虐童照片時，多數人仍侷限於從“師德”和准入標尺、職業道德教育角度探討問題，有關部門的處理也不過如此相比，此次司法部門很快介入，肇事者被刑拘，公眾的討論也提升到規則完善和法律約束的層面，這種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公眾安全意識的覺醒，體現了社會的進步。
和5年前一樣，此次也有許多人談到“和國際接軌”——然而“接什麼軌”、“怎麼接軌”依然語焉不詳。
以加拿大為例，幼兒園安全問題，是通過嚴格的規範，和規範的嚴格落實來實現的。
在加拿大，幼教工作者的門檻很高、也很嚴格。這裡的
幼兒園分大園（Group day care）、小園（Licence family child care）兩種，前者允許接納較多幼兒，後者則只能接納有限（一般上限7名）幼兒，兩種園的從業者都需持證上崗，且要求各有側重，這是因為大園通常有多名業者，可以分工互補，因此注重業者的專長，而小園則往往只有一人負責，需要更全面、更綜合的素質。
要取得幼教資格證書，需經過綜合培訓、考核，專業能力、心理素質和情緒控制水平都在觀察、考核之列，因為這些在現代科學條件下，都是可以量化的指標。相反，在中國以往幾次轟動性幼兒園虐童事件後被許多國人反覆強調的“師德問題”並不在考核之列——道理很簡單：這種純主觀的指標是無法量化的。
和許多工業化國家一樣，加拿大也是所謂“證書的世界”，任何像樣的工作都要“持證上崗”，開辦幼兒園者、受僱於幼兒園者，甚至在幼兒園代班、打工的小時工，都需要“有證”。如果“無證”，則只能以“委託看護”的名義照顧直系親屬以外的2-5名幼兒（因省而異）。省教育部下屬的幼兒協調機構會定期檢查各幼兒園規範落實情況，也會不定期抽查，還會走訪鄰居徵求意見。由於法律意識濃厚，加拿大人是出了名“愛管閒事”的，隔壁稍有異常就會主動報警，因此儘管許多加拿大省份並不強制性要求幼兒園安裝監控設備，但正規幼兒園（包括“大園”、“小園”）很少發生虐童之類惡性事件。
要確保幼兒園內幼兒安全，規則的約束、監督不能只侷限於“准入”環節，而要貫穿於日常運營、管理之中。在加拿大，有專門部門負責受理幼兒家長的各種投訴，一旦被查實存在虐童、不當傷害或過失傷害行為，業者和園方都會受到嚴厲懲處，因此丟飯碗、關園子的並不罕見。正因如此，加拿大幼兒園對看護責任劃定認真到苛刻的地步，孩子送到幼兒園時腿上有個新傷疤，或眼角貼塊膠布，業者都會立即聲明“和我們無關”，甚至要求家長書面確認，去稍遠的地方活動，都會讓家長事先簽署“免責聲明”。
同樣，這種日常運營、管理中的嚴格規範、監督，同樣著眼於傷害的事實、而非傷害的故意，也就是說，衡量一個幼兒園、一個幼教工作者是否稱職，是否有資格繼續做下去，關鍵在於其有無造成所看護兒童身、心健康的損害，至於這種損害是故意還是無意，則並非關注的重點所在。道理是明擺著的，對於兒童及其家長而言，利益在於身心健康、不受傷害，能做到這些，就是合格幼兒園、合格幼教工作者，反之就不合格。
這並不是說加拿大幼兒園就不會發生虐童事件：加拿大大多數省份幼兒園資源稀缺，托兒費用畸高（如在溫哥華，幼兒園托兒費用動輒800多加元/月，差不多相當於一個低收入者月收入的七成，有人因此戲稱“雙職工的其中一人是在為幼兒園打工”；即便如此高的費用，條件較好、管理更規範（而價錢卻未必更貴）的“大園”也很難進（有熟人孩子剛滿月就去附近“大園”登記排隊，結果孩子5歲才排到，只待了一年就要上學校學前班了），這就讓許多“黑園”有了生存空間。
前面提及，無證者可以不經登記，“委託看護”2-5名非直系血緣的幼兒，這就給“黑園”鑽了空子，他們在家長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下違法照看7名甚至更多幼兒，由於他們根本就不是登記的幼兒園，有關部門、規則無法監管，結果這些“黑園”就成為虐童事件高發區。
僅最近幾年，加拿大各省幼兒園虐童事件較為出名的，就有2011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邁克菲蘭事件”（“黑園”園主邁克菲蘭（Maria McFerran）將一名1歲男孩單獨留在屋裡，固定在拆下來的汽車安全座椅上，結果男孩頸部被座椅帶子纏繞窒息而死），2013年安大略省“拉維科維奇事件”（“黑園”疏於看護，導致兩歲女童拉維科維奇（Eva Ravikovich）死亡），和2013年魁北克省“西島事件”（1名4歲女童在魁北克省蒙特利爾西島某“黑園”遭園主親屬、一名13歲男性少年的虐待和嚴重猥褻）。儘管事發後這些“黑園”都遭到取締，責任人受到法律嚴懲，有關方面也加強了對“黑園”的管控，但總體上“黑園”仍是幼兒園安全規範管理的“盲區”。
鑑於此，加拿大許多幼兒家長相互提醒告誡，無論如何不要選擇“黑園”，儘量不要選擇“委託看護”，否則等於讓自己的寶寶自蹈險地。
不過在加拿大，是否“黑園”只要看牆上有沒有懸掛幼兒園和幼兒園老師的資格證書就一目瞭然，而此次攜程“親子園事件”，幼兒園承辦單位本身資質成疑，但普通家長卻很難辨別，這樣的管理漏洞必須堵塞，否則就等於變相削弱了家長“趨利避害”、選擇適合與安全幼托場所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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