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6 明朝所謂“天子守國門”究竟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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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一個很有骨氣的王朝,“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從明成祖遷都北京到崇禎帝煤山自縊殉國,明朝的皇帝都堅持“天子守國門”,始終如一的定都北京,拱衛大明北疆。


元至正三十一年(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南京)登基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同年,朱元璋以“驅逐胡虜,恢復華夏”的口號命徐達、常遇春北伐,佔領元大都(北京),元順帝退往漠北,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宣告結束。但是,在明朝初期,北元依然是這個新興王朝最大的威脅,明太祖朱元璋一生也從未停止對北元進行持續打擊,命徐達、常遇春、藍玉等大將組織了八次北伐,沉重的打擊了北元力量。

“靖難之役”,燕王朱棣入主南京後,於永樂三年(1405年)改北平為北京,稱行在。永樂七年(1409年),在東北黑龍江地區設立奴兒干都司 ,派駐官員進一步強化對東北地區的管理。永樂十四年(1416年),成祖提出遷都的打算,隔年命姚廣孝監督營建北京事,永樂十八年(1420年)新都完工,次年,成祖在朝臣一片反對聲中力排眾議,率領南京的宗室子弟、後宮妃嬪、王公大臣浩浩蕩蕩遷都北京,南京被降格為陪都。

(圖片出處:頭條作者地圖帝)

成祖一生,五次親征漠北,最後一次御駕親征駕崩於回師途中。面對已經崛起的北元分裂後形成的瓦剌和韃靼部,明朝採取分化瓦解、此消彼長的戰略方式,維持兩大部落的力量均衡。成祖御崩後,即位的仁宗一度還都南京,宣宗即位,強化了北京作為明朝國都的政治地位,此後歷代皇帝都堅守北京,直到崇禎帝自縊殉國。

從地理位置上看,明朝的京師北京靠近邊關重鎮山海關,舊為燕雲十六州的一部分,北方少數民族虎視關內,作為天子居住之所,北京如國門拱衛著明朝的北部邊疆,故而民間有“天子守國門”之說。

終明一朝,北方邊患始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宣宗宣德年間,奴兒干都司內遷至遼河一帶,導致女真族在東北崛起,這成為宣宗一生最大的弊政之一。正統十四年(1449年),年輕的英宗皇帝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在準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起兵50萬御駕親征瓦剌,結果在土木堡遭到瓦剌大軍的包圍,明軍大敗,英宗被虜,引發明朝最大的一場危機。雖幸得兵部尚書于謙主持北京保衛戰打退瓦剌,但是北京過於突兀的地理位置的弊端變得非常明顯。

即便如此,明朝皇帝依然堅守北京,“天子守國門”始終貫穿明朝,其現實意義巨大,對明朝穩定北方局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北京所在的燕雲十六州,歷來是北方最重要的戰略要地。五代時期,後晉高祖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予契丹,到了北宋時期,燕雲十六州成為遼(契丹)、金南下入侵中原的跳板,北宋因此百餘年來一直沒有解除北邊威脅,北京的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因此,成祖遷都北京,從戰略眼光上是長遠的,燕雲十六州不能再落入北方少數民族之手。

其次,定都北京,可以威懾其他政權,便於調動部隊。像成祖這樣尚武的皇帝,遷都北京之後可免去南北奔走的長途行軍之苦,成祖晚年對親征漠北更是近乎瘋狂。明朝把戰略重心放在北方,以京師為中心的京畿地區集結了超過30萬的精銳部隊,徵發幾十萬軍民修建明長城,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大寧、山海關等重鎮為輔翼的北方邊防線,有力的震懾到了其他政權。

最後,定都北京,可讓後世子孫產生危機感,記住北方之患始終是明朝最大的外患。“天子守國門”更能激發臣民守土報國的鬥志,明朝開國兩百多年,憑藉著皇帝坐鎮北京,雖然異族侵擾不斷,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明朝的邊境線都相對比較安定,避免了發生像北宋時期金朝長驅直下,一舉攻破汴京,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國朝滅亡的悲劇。

明朝遷都北京,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決定,雖然在崇禎年間雖著後金的崛起和內部農民起義軍的壯大,北京反而變成了危險的四戰之地。但崇禎皇帝最終沒有遷都,選擇了自縊殉國,實現了“君王死社稷”,入關後的清朝同樣貫徹明朝的做法,遷都北京。


大國布衣


如果問起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最硬氣,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明朝,因為明朝從永樂皇帝朱棣開始,就奉行“不和親,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訓,雖然大明王朝一度出現過亡國的危機,但是明朝的皇帝從來沒有退縮過,相比較於唐玄宗避禍西蜀,宋高宗苟且偏安,明朝的皇帝明顯硬氣了很多。那麼明朝始終奉行的“天子守國門”究竟有何意義?

首先我們要來明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是由永樂皇帝朱棣開始的。

朱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為燕王,封地便在今天北京一帶,但是建文皇帝朱允炆繼位之後,開始實行削藩政策,朱棣被逼無奈之下只得造反,這場由叔叔和侄子之間的戰爭歷時三年,在歷史上被稱作靖難之役。

朱棣打敗自己的侄子朱允炆之後,建立了永樂朝,但是朱棣始終擔心南京朱允炆的勢力太大,萬一哪一天朱允炆的死黨反叛起來不好收拾,所以朱棣雖然定都於南京,但是始終沒有放棄對北京的經營。因為北京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大本營,只有在北京朱棣才會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由於朱棣在北方生活的時間久了,江南溼潤的氣候以及飲食條件朱棣都感到有些不適應,所以,朱棣自從登基伊始就開始謀劃著遷都於北京,把南京作為大明的陪都。

在古代,北京地理位置極為重要,秦漢以來,燕趙大地便是中原王朝優良的養馬地,中原王朝的騎兵大多都出於此,唐朝末年,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使得契丹人數百年間壓制著中原民族。

▲ 燕雲十六州地理位置

北京地處中原王朝的最北端,燕山之外,往東北方向是廣闊的東北大地,西北方向則是遼闊的大漠草原。所以在清朝以前的朝代,都把北京看作是進出中原的門戶,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朱棣執意把都城遷往北京,除了朱棣的個人喜好之外,也是對大明王朝命運的一種考慮。因為在明朝初期,雖然朱元璋將蒙古趕出了中原地區,但是塞外蒙古的勢力依然龐大,蒙古的有生力量並沒有被徹底消滅,一旦蒙古人再出現一個如成吉思汗一樣的傑出首領,統一了蒙古各部,蒙古人再次南下也並不是沒有可能。

所以朱棣把都城遷往北京,並且定下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訓,就是為了彰顯大明王朝守住中原門戶的決心,大明的皇帝守著中原王朝的大門,只要大明王朝天子還在,北京城就不會淪陷,中原大地就不會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踐踏,所以在明朝前期“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意義關係到大明王朝的百年根基,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但是到了明朝後期,大明朝國力衰退,宦官當政,貪官汙吏橫行,國內烽煙遍地,北方又有崛起的女真威脅,崇禎皇帝仍然奉行“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就有點死板了,畢竟大明王朝在中原統治日久,逃出北京城東山再起也未必沒有可能。所以明朝後期“天子守國門”意義不大。崇禎皇帝的帝王氣節還是值得人敬佩的。


海佑講史


“天子守國門”對明朝最大的意義就是造就了有明一朝從天子到百姓不屈的民族氣節。

“天子守國門”是對朱棣定都北京的一個總結。

大明朝建立後,殘元勢力被趕出了山海關,燕王朱棣鎮守北平,負責掃滅殘元勢力。在中國古代史上,山海關是繁華中原的最後屏障,關外就是化外之地,其人就是化外之民,化就是不服教化的意思。靖難之役後,鑑於山海關外韃靼和瓦剌的威脅,還有殘元勢力的南襲,永樂大帝朱棣決定把京城遷到北平,改北平為京師。由於京師靠近山海關,又是國都,所以民間對此總結為“天子守國門”。

不屈天子

明朝的皇帝們,我們聽過勇武的傳奇皇帝朱元璋,聽過英明的永樂大帝朱棣,也聽過促織天子朱瞻基,木匠皇帝朱厚照,吊死在煤山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等等,明朝的從建立到滅亡,就沒有一個是軟骨頭的。

土木堡之戰,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不僅明英宗寧死不降,大明朝也沒有投降,而是斷然拒絕了也先提出的以財物換取英宗的無理要求,立明英宗弟弟為皇帝,繼續跟蒙古作戰。也先兵圍北京城,大明天子沒有遷都,而是積極備戰,最後打敗了蒙古。

崇禎皇帝時期,大明已經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依然保持兩線作戰,頑強的抵抗清軍和闖王的起義軍。李自成攻打北京時,崇禎皇帝有著足夠的時間撤退,並且南京還有完善的政府機構和大量的軍隊,完全有實力繼續抵抗,但崇禎皇帝就是死不撤退,最後在煤山上吊而亡。忠於“天子守國門,社稷亡,君王死”的氣節。

不屈忠臣

明朝的臣子們是最不屈的,最流行的就是以罵皇帝、挨廷杖為榮,正德時期,皇帝想要出遊,大臣們一致反對,正德杖斃了十幾位大臣,但大臣們沒有屈服,繼續前赴後繼,逼的正德皇帝取消出遊。

崇禎皇帝在最後一次召見臣子的時候,抱怨百官都不來上朝,悲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可他根本想不到,他的忠臣們已經提前一天掀起了自殺的浪潮,因為北京城的外城在前一天就被攻破了。

皇宮裡僅有的數量不多的嬪妃們,在周皇后的帶領下,基本也都自殺了。守衛北京城的守備太監基本都戰死了,沒有投降,宮裡的太監自殺者更是數以百計。

不屈百姓

在明朝,百姓們也有著不屈的性格。明朝滅亡後,民間爆發的反清復明運動是歷朝最久的,明末的絕命詩是歷朝最多的。我們聽過歷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還是"揚州十日",大明百姓們喊著"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壯烈殉國。

最後,明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和任何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朝代,我想這就是我中華民族原有的精神與民族氣節。

參考鳳凰資訊《最多人汙衊的明朝:亡國不亡骨氣 斷頭不斷脊樑》。


朱君看史


提起明朝,很多明粉網友總會提到這樣的一句話:天子守國門。因為明朝從永樂朝以後,其都城都在北京。而北京往北不遠,便是塞外部族的地盤了。明朝嘉靖帝在位期間,俺答汗的騎兵甚至出現在了北京城外。

在古代歷史上,像明朝這樣選定都城的先例,幾乎沒有。

遷都的必要性

在大明朝立國初年,明朝的都城是南京。

南京號稱“六朝古都”。明朝不是第一個選擇定都南京的王朝。但是,客觀來說,定都南京並非最優選擇。

因為一來,定都南京所帶來的政治輻射,僅能輻射到江左之地,至於遙遠的荊州、巴蜀以及中原,都是歷代南京朝廷所難以輻射之地:

比如東晉,東晉多次收復巴蜀,但收復不久巴蜀又能恢復割據;

比如南朝,荊州一方的地方勢力,往往有推翻南京朝廷的可能。

而定都南京的“六朝”,幾乎都是割據一方的江左政權(當然論及法統的話,除了孫權的吳國,其餘五個朝代都是正統朝廷)。

因此,定都南京絕對是朱元璋的一個昏招。

節度使與藩王

朱元璋晚年,明朝對北元發動“捕魚兒海之戰”,雖然這一戰,事實上覆滅了北元朝廷,但是,蒙古各部對明朝的危害依舊。這種危害,一直到明朝滅亡之前的十年,滿清活捉蒙古林丹汗方才結束。

因此,朱元璋對蒙古的勢力不敢掉以輕心,於是在明蒙邊境設立了一系列藩國,希望這些藩國可以為明朝鞏固邊防。

其實這個套路並非朱元璋原創。唐朝玄宗天子在位期間,為了方便大唐朝廷對塞外部族發動邊塞戰爭,唐玄宗專門設立節度使制度——既讓節度使掌管地方的軍權、民政和財政, 這導致節度使和明朝的藩王實權無異。

唐玄宗的這個政策引起了安史之亂,朱元璋時候,也因為藩國制度引發了靖難之役。

朱棣的抉擇

朱棣推翻建文朝廷以後,自立為皇帝。但是,蒙古各部的問題依舊是朱棣的一塊心病。朱棣如果繼續在燕地設立藩王,無疑會給朝廷帶來隱患——朱棣不希望自己的子孫再遭遇靖難之役。但如果不設立藩國,而由朝廷直接指揮抵禦蒙古各部,無疑又會影響戰爭效率——畢竟兩宋就是因為太多朝廷遙控指揮前線打仗的現象,導致兩宋時常吃虧。

於是,朱棣想起了一個二合一的辦法:那就是遷都到北京。這樣,朝廷可以近距離指揮前線軍隊,並且防止藩王做大。

而個人認為,朱棣的這個決定,其意義如下:

這個決策在初期,對明朝取得邊塞戰爭的主動權帶來了一定的優勢。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這一決策的弊端也凸顯起來——那就是一旦後世君主能力不足,或者朝政腐化,那麼,京城距離邊境過近,無疑會導致朝廷會被外敵“斬首”。

姑且不說明英宗“千里送人頭”,導致明朝距離被滅亡幾差一步之遙。後世俺答汗遊北京、皇太極兵圍北京城,其實就暴露了這一定都決策的不足之處。倘若俺答汗、皇太極時代,明朝方面存在著明朝版“宋徽宗”,相信明朝將會提前關張。


藤樹先生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常被後人用來讚頌明朝的硬風骨,確實,在面對外敵時,明朝表現的比歷史上很多朝代都硬氣。就拿土木堡之變來說,明英宗親率50萬大軍出征瓦剌,卻在半道上被瓦剌伏擊,50萬大軍全軍覆沒,連英宗本人也被俘虜。

其實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有很多,當年漢高祖劉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圍困七天七夜,最後採納陳平之計,給單于的閼氏送禮而脫險;唐玄宗被安祿山叛軍逼出長安,借了回紇的精兵才收復長安;北宋的靖康之恥更是千古之恨,而宋高宗則是更為恥辱的向金人稱臣進貢。至於滿清就不用說了,割地賠款的事例數都數不過來。而土木堡之變時明朝是怎麼做的呢?面對瓦剌的威逼利誘,堅決不妥協,皇帝沒了就再立一個,軍隊沒了就號召各地勤王,明英宗本人也是寧死不降,最後終於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不過,土木堡之變時的明朝,雖然已經開始在走下坡路,但是國力依然強大,瓦剌雖然一時佔了便宜,但是和明朝依然不是一個體量的對手,最多也就是打打秋風。但是,到了明朝末期,局勢不一樣了,女真在東北崛起,山陝農民起義遍地,而此時明朝還堅持這“天子守國門”,始終把整個國家的中心放在北京,可以說是明朝末期最大的戰略失誤了。

一 明朝為什麼遷都北京

明朝當初遷都北京更多的是處於政治上的考慮。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後,和建文帝打了幾年,本來以朱棣區區燕地一隅,是難以和建文帝抗衡的,戰爭打了幾年,雙方還在河北、山東一帶反覆拉鋸,由於朱棣沒有足夠的人力、財力,所以越打越處於下風。尤其是東昌(今山東聊城)一戰,朱棣大敗,自己本人也被也被包圍,借朱能援軍的接應才得以突圍,之前所打下的城池得而復失,朱棣後來也說到:“東昌之役,接戰即退,前功盡棄,今後不能輕敵,不能退卻,要奮不顧身,不懼生死,打敗敵手。”。

就在戰局陷入困境時,朱棣採納姚廣孝的建議,繞開南軍重兵把守的濟南,直撲江蘇,但是在齊眉山(今安徽靈璧縣境),朱棣又遭遇大敗,雙方相持於淝河,就在這關鍵時候,建文帝心裡膽怯了,唯恐南京有失,將前線重兵調回防守南京,朱棣抓住這個機會,大敗南軍於靈璧,率軍渡過淮水,攻下揚州、高郵、通州(今江蘇南通)、泰州等要地,強渡長江,直撲南京,李景隆開城投降,朱棣進入南京,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以燕王朱棣的勝利而告終。

可以看到,在靖難之役中,朱棣實際上是走了一步險棋,他採用放棄後方、猛攻快打的戰略,兵臨南京,最終奪取皇位。但是,這樣也有很大的不利,一是很多地方上依然是忠於建文帝的勢力,二是南京城中人心不穩,比如方孝孺,就寧死不降而被朱棣誅十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個特例,最重要的是,建文帝在戰火中不知去向,這對朱棣來說無疑是一個定時炸彈,一旦建文帝捲土重來,他這個皇位必定岌岌可危。於是,為了擺脫建文帝的勢力,朱棣選擇遷都北京,回到他的根據地,將南京作為副都,前朝的官員大都留在南京,而他則在北京啟用他的親信,建立一套新的官員系統,以此保證皇位穩固。

二軍事上北京的戰略縱深不夠大

在朱棣剛遷都北京時,明朝正處於國力強盛的階段,明成祖朱棣五次親征漠北,從北京出兵,給了北方蒙古部落極大的震懾。但是,隨著國力漸漸衰落,北京的劣勢越來越顯現出來了。長城是華夏抵擋北方以及東北少數民族的第一道防線,北京的問題就是離這道防線太近了,一旦敵人越過長城,馬上就直逼北京了。這時候防守邊境的邊軍就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是支援前線,還是回放京城呢?回防京城自然萬無一失,但是整個防線就此向敵軍敞開,敵軍得以來去自如。而南方的勤王軍隊要想趕過來也來不及,畢竟上千公里的距離,在古代沒有幾個月是到不了的,而這時候敵人在打完秋風就跑了。

1629年(明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皇太極就率八旗兵避開寧遠、錦州,分兵三路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突入關內,攻佔遵化(今屬河北),直逼京師(今北京)。面對皇太極的突襲,明朝只能被動防禦京師,雖然最後逼迫皇太極返回東北,但是明軍自身也損失慘重,總兵滿桂,孫祖壽戰死,遵化、灤州(今河北灤縣)、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今屬河北)等城池都被皇太極攻克,擄掠一空。

三經濟上的不利

相對於魚米之鄉的南方,北方的糧食產量要低得多。原本北方的糧食供應燕雲地區的駐軍還尚可,但是定都北京之後,偌大一個京城,每天的消耗就多的嚇人,這麼龐大的糧食消耗,只能通過南方的漕運來滿足。和平時期還好,一旦戰事四起,運輸就變得尤為艱難。大量錢財稅收花費在漕運上面,而且還不能滿足軍隊需要。所以到明朝末期,缺錢缺糧成了軍隊的常態。

結語

對於末期的明朝來說,定都北京,“天子守國門”是在不是一個好的戰略,如果崇禎能早點考慮遷都,依靠南方的財力物力,那麼局勢有逆轉也未可知。


歷史風暴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今天的人,不能理解天子守國門的含義。

為啥?

今天比如北方邊境有敵人入侵了,邊境軍官一個電話幾秒鐘上海、廣州都是知道了。

但古代沒有這種通訊設備,只能採用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快。

比如安史之亂的時候,安祿山在河北騎兵反叛,而在西安的唐玄宗要6天才能知道這個消息。

而這在古代已經是神速了,相當於快馬每天跑500裡。

大家知道,如果安祿山的部隊是遊牧民族的騎兵,6天時間能夠前進多遠嗎?

蒙古騎兵突襲時,可以達到每天70公里以上的速度。

6天時間,蒙古騎兵可以深入中原400多公里。

而河北省東西寬度才500公里!


另外,以宋代為例,首都設在哪裡是極為關鍵的。

這是因為,宋代的主要作戰力量是中央的禁軍,也就是林沖所在的部隊。

禁軍少則三四十萬,多則六七十萬,是國家主要的對外軍事作戰力量。

所以,首都在河南,也意味著國家軍隊主力駐紮在河南,對於鞏固北方的防禦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因為古代的交通差,兵力調動很麻煩。

其實何談古代,抗戰時期1937年8月淞滬會戰打響,四川的一些川軍就開始向上海調動。

然而,因為四川沒有鐵路,公路也極差,只能步行走到陝西才坐上火車。等他們趕到中原,而淞滬會戰早在11月就結束了。


同時,作為首都來說,最低程度會有強大的交通運輸網絡。

因為首都居民不會少,還有駐軍,加上大量的官員,都需要大量的糧食。

所以,自古以來,全國到首都都有大運輸量的交通路線。

那麼,這就是軍事作戰的基礎,沒有運輸就不能作戰。


薩沙


“國門”顧名思義就是國家的城門,也就是邊關城門。一般我們知道,鎮守邊關,防禦外敵是邊關將士的職責,皇帝應該居廟堂之高,養尊處優。那麼天子怎麼會放下身段去“守國門”呢?又有人問到了,“天子守國門”是御駕親征嗎?


(明成祖朱棣)

在我國古代封建王朝中,一直存在威脅,內憂外患,何為內憂,就是來自本國藩王、地方割據勢力和農民的揭竿而起,這是內憂,那麼,外患呢?就是邊疆外族的入侵。此內憂外患從封建王朝制度確立以來,從未杜絕和根除過。

那麼,怎麼解決沒有外患呢?

解決內憂引起外患

這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必須要維持利益的一致性。在這裡,以漢武帝的“推恩令”為例,鑑於漢景帝時的“八王之亂”,到漢。。武帝這裡,聽從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強幹弱枝,由此削弱地方權力,強化中央權力。

但是,削弱地


方的權力之後,在抵禦外敵方面上,勢必要吃虧了,在抵禦外敵上有點力不從心。

解決外患引起內憂

面對邊疆少數民族的蠢蠢欲動和騷擾,唐朝設置了節度使制度,剛開始的時候,節度使只是掌握軍事權力,後來,節度使開始掌握財政、稅賦、土地等權力。這下,人財物都有了,自然有些飄了,有時候也對朝廷的命令愛答不理。直到安祿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亂”的爆發,在大唐的心臟狠狠的插上一刀。

(唐朝節度使分佈圖)

那麼,有什麼兩全齊沒的方法沒,有。那就是把中央和邊疆合二為一,在這種背景下,朱棣從南京遷都到北京,還修建了明長城,這樣一來,加強中央力量,又守住邊疆,是一個兩全齊美的好辦法。朱棣還立下“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戒訓,這樣一來,您就理解“天子守國門”的意義了吧。

俗話說,居安思危,京城作為邊疆防線,在中央強大的基礎上,在位的君主就會時時警惕,注意邊疆入侵者的一舉一動,畢竟守不住的自己的小命就要丟了,有直接利益相關性。這也使得在明朝,基本很少有外遇入侵的災難,政局穩定,百姓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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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汁歷史


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歷來這句話被明粉封為圭臬,是對大明皇帝最高的褒獎。

這話是誰首先說的呢?

說這話的人明粉恨之入骨,恨不得抽他倆嘴巴子,這人就是講清史的閻崇年。

閻崇年說這話是為了奚落不戰而逃的咸豐皇帝,看看人家崇禎寧死不逃,再看看你奕詝,逃跑前為了自己的性福,先把女人們都送去了避暑山莊。

天子守國門有意義嗎?有,但是沒有那麼大。

當年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守國門的是建文帝,顯然他沒守住,城破之日建文帝不知所蹤,不存在守國門這回事。

奪位成功的永樂帝,在南京待著不舒服,他的治所一直在北京,在那裡他經營了很多年。

南京一直是他老爹朱元璋和他侄子朱允炆的天下,這裡的人對他是不是有二心,會不會害他,朱棣心裡沒底。

為了自己的安全,他啟用了被朱元璋廢除的錦衣衛。

另一方面,從永樂四年開始,朱棣開始動手改造北京城,使其更具京城的樣子。

永樂帝數次北征蒙古,都把北京當成行在,大約在北京待著比在南京舒服很多,所以朱棣在永樂19年宣佈遷都北京。


因為朱棣北征,太子朱高熾長期在南京留守監國,對南京很習慣很喜歡,朱棣死後他屢次想把都城再遷回南京。

但是他剛想遷都南京開始連續地震,朱高熾在皇帝這個很有前途的崗位上就幹了一年多,遷都這事兒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見習慣對一個人影響很深。

朱棣遷都習慣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朱棣通過靖難奪權,他不希望別的藩王效法自己,所以他駐守邊境,逐漸削奪邊疆那些手握兵權的藩王的勢力。

這算是真正的守國門了,既抗外敵,也抗內鬼。




到了崇禎皇帝的天子守國門時,李闖兵峰直指城下,一開始崇禎還有很多選擇。

可以遷都去南京,那裡有整套的行政班子。

也可以送太子去南京,一旦北方有變太子立即繼承皇帝位,讓各路軍馬前去勤王,大明王朝也算群龍有首,基本盤不會丟。

崇禎和大臣們商量來商量去那一個主意也不想採用,他自己去南京,把太子留在北京,怕自己像宋徽宗那樣,京城守住了,太子繼承皇位,自己被架空。

自己留守北京城,太子去南京,太子被擁立咋辦,自己不就變成唐明皇了。

崇禎不想放權。他還好面子,不想背鍋,一旦棄守京城,以東林諸賢的品性肯定會有人問責,這責任誰擔,崇禎的原則是誰擔都行,反正別是我。

只想撈好處,責任一點不想擔,即使你是皇帝也總幹這事兒隊伍也會散的。

所以,崇禎這個亡國之君最後國門沒守住,只有死社稷這一條路了。


死時眾大臣都離他而去,崇禎想去大臣家混頓豬肉燉粉條都沒人給他開門,大家都在家裡磨刀霍霍向豬羊,準備款待入城的闖王。

崇禎這人緣混的……



當年建文帝國破時,還有鐵鉉方孝孺效忠,甘願為其搭上全族性命,崇禎死時身邊只有一個閹人,想想蠻悽惶的。



薛白袍


明朝天子守國門這個認識首先是錯誤的,明朝自始至終就沒有守過國門,不要以為距離蒙古比較近,就是守國門了。

北京是形勝之地,位居天下之中,遷都在北京可以東掌女真,西握吐番,南統中原,北御蒙古,極大的鞏固了明朝江山社稷,最重要的是,北京做為遼金元故都,漢人皇帝朱棣主動遷都北京,並以北京為中心建立了華夷秩序,促進了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大一統的基礎,這次遷都的歷史意義影響之大,可比秦皇中央集權,漢武獨尊儒術。

永樂皇帝朱棣雄才大略,在位二十二年,《長歌行.永樂》這首詩基本上講述了他的豐功偉績,從詩中可以知道,明成祖擁有偉大的思想和格局,如果把遷都北京說成是天子守國門的話,這也太小看朱棣了,還原真實的歷史,明朝是:天子御四方,君王主華夷。


大明錦衣衛士


明朝一度被稱為最有骨氣的朝代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分別講了兩個皇帝,前者是朱棣(明朝第三位皇帝),後者是崇禎帝(明朝最後一位皇帝)。

“天子守國門”,是明成祖朱棣做出的重大決定,他在成為皇帝之前是駐守在北平的藩王,起兵造反一路攻打到南京城應天府,在應天府稱帝,後來遷都到北平。



朱棣在南京稱帝,然北方邊軍戰事不斷,韃靼、瓦剌、蒙古等強敵環伺,朱棣多次率軍親征,期望換取幾十年的邊境平安,他是一個不懼打仗的帝王,這是遷都的原因之一。

原因二,明成祖朱棣在還是藩王的時候,他的封地就在北平,因謀逆篡位在南京即位,多少心裡有些硌應,再加上多年在北平的駐紮與建設,比起南京,這裡才是他起兵發家、根基深厚的地方,選擇這裡作為國都,也有穩固皇位的考量。

祖宗初心固然是好,怎料想後代並非個個有徵服天下的勇猛和野心?


嘉靖帝在明朝歷史上也算是一位奇皇帝了,不住紫禁城,偏居西苑二十餘年,沉迷於修道成仙,將御史和大臣們的骨頭打軟打怕,將帝王權術運用到極致的皇帝。



怕麻煩、無野心,只想好好守著祖宗留下來的江山,沒有徵服天下的宏願。這樣一位皇帝,讓他“天子守國門”,堪堪守住就已經很不錯了。

恰恰,嘉靖二十九年,蒙古軍隊在嘉靖帝的眼皮子底下,侵犯明朝領地,一路燒殺搶掠,行軍至國都城外。城內人兩股戰戰,奸臣嚴嵩竟派人給俺答送去銀兩,請求攻打別處,不要攻打京都……

俺答在城外要求開放互市貿易,城內嘉靖帝暴跳如雷,臣子倉促間想出辦法,提出文書上須有漢蒙兩種文字,而俺答送來的文書只有漢文,不具有效力,要求退回俺答部重新起草,等俺答將重新起草的具有漢蒙兩種文字的文書送來時,這一來一回幾天時間,周圍勤王的軍隊也趕到了,俺答只得退兵。


這一次重大事件史稱“庚戌之變”。

可見,“天子守國門”,只是個美好的期望,明朝幾百年歷史,真正有魄力強守的帝王寥寥無幾。不過,這也還是體現了不屈的民族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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