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經被稱為與大熊貓最親近的人，在野外長達8年的觀測讓她能夠自由出入產仔大熊貓的洞穴，研究成果獲得多方關注；她為了保護熊貓，走下學術的聖壇，推動區域性生態保護；她積極推動普通老百姓成為生態保護主體，用經濟償付的方式建立生態公平；她從一個人寫信給中央呼籲環保，到在從鄉村村民至城市精英中培養綠色領袖，帶動全社會用科學的方法關注生態保護。
她就是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始人呂植。自1985年至今，她一直在從事中國自然保護的研究、實踐、能力建設和政策推動。她所領導的野外保護和研究項目遍及中國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雲南，陝西和甘肅。曾獲“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全國環境保護傑出貢獻獎”“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全國五一獎章”等榮譽。
呂植生長在蘭州，從小喜歡讀書，最喜歡達爾文的《貝格爾號航行日誌》，達爾文遠航經歷和他創造的科學傳奇，對她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她對書中介紹的探索與發現、對那種“非常規的生活”，充滿無限神往。
從1985年春天起，呂植開始進行系統的野外研究工作。長年的野外生活需要非同尋常的堅忍，而呂植一呆就是8年。這8年中，她成了大熊貓最信任的第一個“人類朋友”。
曾有人把一隻患病熊貓交給她治療。病癒後，這熊貓居然纏上了呂植，放歸山林沒有幾天又自己跑了回來。她甚至可以隨意出入大熊貓的洞穴，對於這種疑心很重的動物來說，呂植是世界上第一個被它們允許這樣零距離親近的人。
“長期和大熊貓在一起，很自然和它們產生了感情。”呂植說，“看到它們的生活環境遭到破壞時，你很難做到今天觀察研究它們，明天就離開了，任它們在艱難的處境中自生自滅。”
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呂植也意識到，作為一名科學家，光呼籲是不夠的。她說：“知識分子在說與做或者想與做之間的差距，是一個普遍問題。無論問到誰，環境重不重要，保護自然是不是應該做，沒有人會說不應該。但怎麼做，在什麼情況下能做，這才是關鍵。實際的例子很少，成功的更少。既然我受了這麼多年訓練，看到了這麼多國內外的案例，有機會學習了這麼多東西，我就要把這件事當成自己的使命。”
從此，呂植從一名單純的科學家，變成了科學研究的社會實踐者。而環境保護到底能不能讓人們獲益，也成為呂植最感興趣的問題。在長期的考察經歷中，呂植接觸過很多貧困地區的山民，從他們身上發現，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並不像很多一味主張“經濟優先”的人們所表達的那樣尖銳與不可調和。相反，在一些貧困地區，居民對周圍的自然環境有著一種純樸、天然的敬重與珍惜。
關鍵是政策、法律上的支持與引導，呂植意識到。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整個國際大背景也為環境的“贏利”提供了可見的未來。“原來對於樹木，只有木材價值，現在已經有額外的碳價值。我們已經開始交易。水的價值，馬上就會出現。”呂植說，今後，一片林子的價值，也就不會單純是一個林子的價值，它所產生的清潔的水、純淨的空氣，它所抵禦的自然災害、所保護的物種，都會受到市場認可，環境與經濟的矛盾也就會被調和。而這麼做的前提，是要有相應的國家法律和政策。
在呂植和同道的一起努力下，北京大學成立了“自然與社會研究中心”，目的是通過政策研究、領導力的培養，將生態保護推向中國主流的發展政策與實踐中去，其中就包括嘗試用市場途徑來解決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
呂植說，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與實踐，運作出幾個“環境與經濟雙贏”的成功案例。比如先買一片林子，在創造人與自然和諧的同時，也能在經濟上實現可持續發展。她說：“如果有一天，社會效益都能直接轉化為經濟效益，那麼，我們的國家、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就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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