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就變成手雷了。”
這句話，來自馮小剛2003年出版的唯一的自傳性回憶錄《我把青春獻給你》。
如今看，手機沒變成手雷，《手機2》倒是風波不斷。
2003年的馮小剛，處於一個什麼事業心態呢？
2002年，馮小剛因傷缺陣，整整一年沒有電影面世，對於一個“沽名釣譽”（馮小剛原話）的人，那無疑是十分煎熬的。
賦閒在家的馮小剛，寫了一本回憶錄《我把青春獻給你》（下簡稱《青春》）。
“令我欣慰的是，雖然這一年沒有電影面世，但是已有《手機》懷胎，總算沒有虛度…在中國電影的叢林裡，我不是一隻沉默的羔羊，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這個比喻可能不太恰當，但它真實地反映了一種掠食者的心情”。
在《青春》中，馮小剛如此形容野心勃勃的自己。
馮小剛的妥協和堅持
1989年11月，龜縮在家無所適從的馮小剛，接到王朔的電話。
“鄭曉龍約我們攢一個喜劇，寫一編輯部。”
在王朔的邀請下，馮小剛跟王朔、朱曉平等人成為了《編輯部的故事》的編劇。
《編輯部的故事》成為1990年代初風靡一時，並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情景喜劇。這也是馮小剛在影視行業的起點。
可見，馮小剛以喜劇為起點，純粹是被動的、偶然的，既不是他主動追求的結果，也未必出於熱愛與興趣。
在《青春》一書中，馮小剛講述了自己在1990年代創作的電影，包括《月亮背面》《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一地雞毛》《永失我愛》《情殤》，除了後三部有幸面世，其餘作品全部胎死腹中。
被“槍斃”的電影，普遍是由於“整體感覺有些低沉，調子比較灰，缺乏正面力量的引導”。
馮小剛對此自然是憤憤不平的，“按照這個標準衡量，《紅樓夢》、《圍城》，包括關漢卿和老舍先生的作品都應該好好'修改'”。
現實主義作品老是不過審，讓馮小剛一籌莫展。
彼時，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韓三平，有些過意不去：馮小剛那些胎死腹中的電影，都是拿到了北影廠下發的“生產令”了的，最後都無奈夭折於電影局的一聲禁令。
於是，韓三平對馮小剛說：“你還是應該發揮你的特點，可以拍一部賀歲片。”
就這樣，選擇有限的馮小剛，開始了喜劇創作之路，先後執導了《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等賀歲喜劇片，在這種不經意間，開創了他的“賀歲片時代”。
在訪談類節目《十三邀》中，馮小剛表示，當初同意拍喜劇片，出於電影局承諾，“拍夠三部賀歲片，就可以拍《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
於是，馮小剛拍完《甲方乙方》、《不見不散》之後，還差一部賀歲喜劇片，於是，一部為了“充數”的《沒完沒了》誕生了。
然後，馮小剛朝思暮想的《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得以開拍了，並改稱為《一聲嘆息》。
《一聲嘆息》的主題與風格，跟後來的《集結號》、《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都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現實主義與人文關照。
“如果不是那些電影被斃了，我可能直接奔《我不是潘金蓮》的路子上來了”，《十三邀》中，馮小剛確定無疑地說。
馮小剛的事業軌跡，隱約透露著馮小剛的“能屈能伸”和“以柔克剛”。
馮小剛說，喜劇片積攢的口碑、人脈、資源、朋友，讓他在轉型到現實主義作品之際，有無數的貴人伸出援手，傾囊相助。
“60了，有限的時間內，不想再功利地拍電影了，現在我就想拍對得住自己良心的作品。”
就像馮小剛說的，明知《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蓮》沒有商業優勢，明知它們很可能在市場遇冷，但他還是願意拍這樣的電源，那是喜劇片生涯積累下來的條件和資本。
他曾經的妥協，成全了今天的“自我”。
他的嬉笑怒罵，快意恩仇
在《青春》中，馮小剛寫下了一些“自謙語”。
在他信馬由韁地“偏題”一陣後，他說“請讀者原諒，我心猿意馬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在這胡扯，你們就全當是買了我的鐘陪你們聊天吧”。
在他誇誇其談地羅列偉績時，他說“親愛的讀者朋友們，你們就原諒我的膚淺吧”。
當他怒罵演藝圈的亂象時，他說“對不起，我有點惱羞成怒。這種怨婦式的寫作會令讀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須一吐為快”。
自序中，他說，“書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違傳統的價值觀，甚至讓人反感，但我原本也沒有期待博取全體人的好感”。
這些話雖然客氣，背後卻是馮小剛的我行我素。
現實中，“排片少”“票補亂象”“垃圾觀眾”這些都曾是馮小剛聲討的對象。
顯然，這些行為對於一名倚重市場和觀眾的導演來說，是相當出格和激進的，同時也容易把自己的優缺點都暴露無遺。
《青春》中，馮小剛這樣評價葛優的銀幕形象：“對於人性的弱點毫不掩飾，私心雜念也是層出不窮。可貴之處在於能夠將心比心，對別人也能對自己一樣寬容。這就跟讓觀眾不拿他當外人。”
這或許能解釋馮小剛為何會成為“小鋼炮”。
他不樂於給自己營造一個方方穩穩、恰當完美的公眾人設。像王朔一樣，他厭惡偽崇高，寧願真實，哪怕有一點不圓滑。
他的不甘和奮鬥
就電影而言，如果分個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喜劇無疑是後者。這種約定俗成、來處不明的觀念，曾困擾了馮小剛很久。
“在中國，只有演悲劇或正劇的演員，才被認為是藝術家，才被認為是表演功力深厚。演喜劇的，最高的評價也就是，表演生動自然”。在《青春》中，馮小剛憤憤不平道。
馮小剛以喜劇起家，從《甲方乙方》《不見不散》嶄露頭角，到《大腕》《手機》時聲名遠揚，到了《非誠勿擾》時，其賀歲片喜劇導演的第一把交椅，已經牢牢坐住。
然而，雖然他的名氣，已經可以比肩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等一線導演。但後幾位皆有國際大獎加持，陳凱歌《霸王別姬》拿下金棕櫚，張藝謀《紅高粱》斬獲金熊獎，姜文《鬼子來了》摘得戛納評審團大獎。
後起之秀如第六代導演中的賈樟柯、王小帥，也在國際上拿過重量級獎項。
反倒從影近三十年的馮小剛，大獎全無。名氣躋身一線，可是大獎的缺失，讓這名氣落得有些不安。
自稱“餓狼”的馮小剛，心裡或許是憋著一股氣的。
在《十三邀》中，馮導說，曾經有一座電影宮殿，第五代導演跑進去後，嚴守大門。
但仍抵不住第六代導演從窗戶闖了進去。
於是他們兩撥人一邊守大門，一邊守窗戶。
結果，第七代導演就從電影殿堂的地下鑽出來了。
他們三撥人就又守大門，又守窗戶，又守地板。
但，始終沒有他的位置。
於是，他另闢蹊徑，在宮殿的旁邊，另起爐灶，建起了帳篷。後來帳篷越來越多，越蓋越大，漸漸成了一個院落…成了另一座宮殿。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馮小剛憑著這股志氣，秣馬厲兵，一部部鏗鏘有力的電影作品誕生，不想只被人看做一名“喜劇片”導演。
於是，他開始拍《一九四二》，這似乎有看齊《黃土地》《紅高粱》的意思。
《我不是潘金蓮》，又有比肩張藝謀《秋菊打官司》的意味。
在李安的《臥虎藏龍》斬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之後，從來沒拍過古裝片的馮小剛也拍起了《夜宴》。
喜劇片拍得好，固然可以贏得人們的尊重。可是，跟那些拍宏大敘事、民族苦難、家國曆史的大導演一比，彷彿又有那麼一點“名不正言不順”。這是影視界與社會不成文的偏見，或許也是馮小剛的內心困擾。
而且，就像《甲方乙方》拍得再好，也被人當做是一個“小品”而已。小品是通俗藝術，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就是因為要高雅深刻。這是藝術的邏輯。這種邏輯具體起來，就是馮小剛說“演員出了名，就輕易不想演喜劇了”。
《青春》中有一句話，“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嚐盡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沒有白受”。
最有力的鞭策，莫不是來自最至親的人。為了給自己“正名”，馮小剛卯足了勁，撇開“票房中心”的創作取向，開始關注家國命運與前程。
於馮小剛而言，所謂出息，或許就是：不再住帳篷裡，要住到宮殿裡。
《芳華》中，被人群排擠、孤立、冷落的何小萍，被塑造得感人細膩，除了編劇的設計和演員的努力，馮小剛也是有大功勞的。
畢竟，曾被孤立在宮殿之外的馮小剛，對何小萍的遭遇，應是心有慼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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