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The Perfect Score
在收到自己孩子參加 PSAT 考試的試題和答題卷後，科羅拉多州家長切裡·凱塞克（Cheri Kiesecker）驚訝地發現，答題卡里居然有關於孩子私人信息的問卷。
問卷設置得相當詳細，除了常規的學生姓名、年級、性別、出生日期、學生號、郵箱、GPA、所修課程等問題之外，還有宗教、家庭住址、社保號、種族/民族、軍事背景、父母學歷、收入等敏感問題。
更重要的是，除了寫明該問卷屬於“學生搜尋服務（Student Search Service）”之外，既沒標明哪些問題必答哪些問題選答，也沒事先告知父母會有敏感問題。而根據聯邦《學生權利保護法修正案》，想問學生宗教或收入等敏感問題，必須事先通知父母並取得同意。
PSAT是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設置的針對8~10年級學生在SAT之前的“摸底”考試，普及範圍不算很廣。大學理事會旗下另一大考試——SAT，與其他考試機構旗下ACT同為美國大學申請的標配考試，才是學生信息採集的重要來源。
即便學生可能覺得許多問題很私密，但看到“如果學生選擇回答這份問卷中的相關問題，將有助於一些學校或者獎學金項目瞭解學生信息”的提示，很多學生最終還是選擇了回答每個問題。
但在學生填寫問卷的那一刻，個人信息就已經被洩露了。
大學理事會正是利用這個號稱“美國最大、最有效的招生搜索數據庫”，將學生信息賣給其他相關機構並賺取鉅額利潤。納稅申報表顯示，2017年，大學理事會包括出售學生數據在內的業務收入達1億美元，遠高於2010年的6300萬美元。
這簡直就是無本生意。在收取考試費的同時採集學生信息，這些信息還能被多次出售。同時為了規避風險，大學理事會不直接將學生信息提供給買家，而是出售進入數據庫的權限。
在各類買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大學。
大學理事會表示，每年有1900所學校購買200萬至250萬個考生信息。按照每個學生名字47美分的標價，收益相當可觀。在買賣學生信息的交易中，大學理事會牢牢掌握著遊戲規則，又與大學互相配合，互相依存。
大學理事會由東海岸一些私立大學於1899年創立，旨在尋找中西部公立高中的優秀學生。1926年，大學理事會組織了第一場SAT考試，隨後地位不斷提高。到了二戰後，申請讀大學的人數激增，SAT就成了區分學生水平的重要方式。
到了1972年，在一群大學申請顧問的提議下，大學理事會創建“學生搜尋服務”便於學生了解更多大學信息，同時開始售賣學生資料。隨著近年來申請大學的學生越來越多，這種做法越來越變味。
大學理事會聘請了麥肯錫前顧問也是K12數學和英語課程國家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架構師大衛•科爾曼（David Coleman）對SAT考試進行重新設計。科爾曼去除了難度很大的數學題和許多不相關詞彙，使得考試整體難度有所降低，學生獲得高分的可能更大。
但更多學生獲得好成績意味著申請人的區別不斷縮小和大學准入門檻的整體提升。想要進入滿意的學校，學生只能申請更多學校、考更高的成績，於是越來越多人報考SAT並不斷刷分，而大學理事會就可以藉機賺取多次考試費。
對於大學來說，隨著申請的學生越來越多，學校更需從大學理事會購買學生信息，既方便進一步審查學生背景，也能篩選出更多潛在申請人。
哈佛校報文章顯示，哈佛一直熱衷於購買學生信息。發言人瑞秋·丹恩（Rachael Dane）表示，通常在當年進入哈佛的學生裡，超過60％都在購買的名字當中。對於少數族裔學生來說，這一比例甚至高於80%。
哈佛每年都會提前物色有潛力的優秀學生。按照常規招生流程，招生官會奔赴各大城市尋找候選人，特別是低收入學生和少數裔學生。他們需要參觀初中和高中，特別是少數裔本科招生計劃工作人員，每人至少需要參觀2所學校。但就算如此，招生官能跑的地方、能物色的學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購買大量學生數據，通過姓名、種族、成績等信息來篩選適合的候選人就顯得很有幫助。
也就是說，填寫問卷提供個人信息確實對將學生資料展示給學校有一定幫助。按大學理事會一位發言人的說法，同意讓學校訪問其信息的學生，比同齡人進入四年制大學的可能性高12％。
但過分的是，除了正常的學生背景調查之外，越來越多大學特別是排名前10%之後的學校，惡意利用學生信息來提高本校排名，營造競爭激烈的假象。
《華爾街日報》報道，芝加哥高中生喬麗·約翰遜（Jori Johnson）參加完SAT考試後就收到了範德堡大學、斯坦福大學、西北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寄來的招生宣傳冊。於是她滿懷信心地遞交了申請材料，卻被這些大學和另外三所也給她發出邀請的學校給拒絕了。
實際上就連約翰遜所在高中成績最好的那個學生，也達不到上述大學大部份學生的分數，那為什麼這些頂尖大學還給她寄招生手冊暗示她遞交申請？
這就是美國大學刷排名和競爭力的慣用伎倆了。
一方面，學校通過向大學理事會購買學生數據篩選出一大批根本達不到入學標準的學生，針對性地吸引他們向自己遞交申請用以擴充自己的“申請池”；另一方面，學校又毫不留情地將這些不合適的申請人拒絕。這樣一來，學校得以保持較低的錄取率顯得更有競爭力，在排名上也更好看。
比如前面提到的全美排名前20的範德堡大學，錄取率從2002年的46%下降至2017年的11%，申請人數卻增加了三倍以上，就是從大學理事會購買了學生信息。對學校來說，只要花不多的錢就“買”到了好看的排名，而眾多像約翰遜這樣的學生卻淪為了炮灰。
ACT官網營銷文案說，“購買種族和少數族裔學生信息是增加校園多樣性的好方法。”而實際上，考試機構出售的信息遠比大學需要的信息多得多，大學也根本不是唯一購買學生資料的機構。其他教育機構、考試培訓機構、學生貸款公司、信用卡公司等也是主要購買方。根據問卷調查，這些機構能輕易拼湊出年紀、成績、家庭經濟狀況、教育需求等要素在內的學生畫像，並針對性推送營銷廣告。
去年，馬薩諸塞州一所大學的體育場內舉辦了一個名為“未來科技領導人大會”的付費活動，吸引了來自美國各地的三千名高中生。在活動幾個月前，他們收到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簽名信，恭喜他們被提名參加該活動。
此前，這些GPA都在3.5分以上的高中生或參加過SAT/PSAT考試，或參加過一項名為MyCollegeOptions的大學規劃問卷調查，而該公司目前已被運營ACT的考試機構收購。
在不斷收到各類營銷廣告後，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了信息洩露的危害，呼籲大家不要參加類似涉及敏感信息的問卷調查。還有家長擔心，因為問卷包含孩子的公民信息，如果被盜用將存在巨大隱患。
去年5月，美國教育部發布重要指導，要求公立學校向學生和家長明確指出SAT和ACT考試中的問卷不是必填的。通知強調，該問卷的確可以為大學申請提供更多機會，但家長可以提前瞭解問卷包含的問題，也有權讓學生不回答宗教、政治、家庭收入等敏感問題。
還有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大學已經表示不再強制要求學生提供SAT/ACT成績。學校認為，標化考試並不能科學地衡量學生在校學術水平，因為家境富裕的學生更容易獲得高分，他們可以參加昂貴的補習班並不斷考試來刷分。
但剩下的大學仍然要求標化考試成績，而且從申請者的立場來說，只要申請的多所學校裡有一所沒有取消該要求，學生還是得參加考試。在名校低錄取率的現實下，只要標化考試還存在，為了能進好學校，學生們就不得不花更多錢申請更多的學校，考更多的試，併為了能讓更多大學和獎學金項目看到自己的信息而填寫涉及私人信息的問卷。
比起虛無縹緲的錄取率，完整填完問卷的學生可能對信息洩露帶來的後果印象更深刻，因為私人信息一旦交出，成堆的垃圾郵件、推銷電話和大學拒信也就隨之而來，這對學生大學申請的信心也是種打擊。
而本該為考生服務的考試機構，卻淪為了信息販子。從教育產業化的角度說，考試機構的確物盡所用，把學生資料用到了利益最大化。但把學生信息“複製黏貼”N份賣給包括大學在內的各種機構，又將讓學生進入補補補的不歸路，或者仍舊把種族作為招生重要參考因素，進而繼續擴大教育的不公平。不論如何，受害的都是學生。
For Sale: SAT-Takers’ Names. Colleges Buy Student Data and Boost Exclusivity
https://www.wsj.com/articles/for-sale-sat-takers-names-colleges-buy-student-data-and-boost-exclusivity-11572976621
College Board Student Search Program Under Fire For Selling Prospective Students’ Information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19/11/15/college-board-student-names/
How the SAT and PSAT collect personal data on students — and what the College Board does with i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7/03/30/how-the-sat-and-psat-collect-personal-data-on-students-and-what-the-college-board-does-with-it/
For sale: Survey data on million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ttps://www.nytimes.com/.../for-sale-survey-data-on-millions-of-high-school-stud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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