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 村。”
出基杜牧的詩《杏花村》，每年二三月間，當那一樹樹杏花綻出欲放或是都客開之時，-些遷客騷人文士博學者，不禁會吟吟此詩。而杜牧詩中的香為村在何處呢?數百年來，人們眾說紛紜;近數年來，爭論更加激烈。
一說在山西省汾陽縣，近年來報刊雜誌上首先提出此說。理由是自南北朝以來，汾陽即以產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釀”之譽;天下杏花村之多難以勝數，而有這般名酒的杏花村確實獨在汾陽。但繆鉞編著的《杜牧的年譜》(載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一、二兩集)中關於杜牧的生平事蹟、每年行動，歷歷可考，卻沒有他到過幷州(唐代幷州相當今山西陽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區。開元中改為太原府)和邊塞的記載。所以，杜牧“問”酒家，牧童“搖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陽縣了。
二說在安徽貴池縣城西。 理由是杜牧在會昌四年(844 年)九月由黃州刺史遷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會昌六年九月又遷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兩年;並且貴池縣城西有杏花村，素產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寫了《貴池縣杏花村志》，將杜詩《杏花村》收入:後來《江南通志》亦將該詩收人，並言杜牧詩中的杏花村在貴池。這個理由較山西汾陽縣說法充分。但細體味杜牧(杏花村》詩，疑竇也便接連而來:一是 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會昌四年九月作此詩，離清明時節尚遠，何以會提及路上的斷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為官時所寫，從會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時節，近半年之久，這位暗酒的大詩人，難道不知城西數里的香花村有好酒賣嗎?焉有向牧童“借問”之理呢?三是杜牧在貴池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當差人的服侍，怎會獨自尋覓酒店？因此，貴池說也有不妥之處。
三說在江蘇豐縣城東南十五里處。其理由是: (一)根據詩意，詩為杜物演中房寫，由“路上”、“借問”說明杜牧對周圍的情況並不熟悉。那麼，社牧在什麼時候路過豐縣的呢?查杜牧年譜，杜牧生自外郡遷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過豐縣境:大和九年由揚州節度掌書記遷監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楚州刺史遷司勳員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遷考功郎中，皆取道運河，經楊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開封)人京。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寧陵縣記。豐縣杏花村即在運河至宋州的道上。遠古，豐縣曾屬宋;並且豐縣是劉邦的故鄉，所以杜牧過豐縣境，寫一首《杏花村》的詩，是合乎情理的。(=)宋人蘇軾寫了一首關於豐縣朱陳村嫁娶圖的詩，詩中寫道“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衣曾人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言宋時豐縣香花村勝景已被破壞，猜舉行令豪夥美酒已被縣吏打門代替，其詩暗合杜牧《花村詩。蘇生活的年代離社牧僅晚一百餘年，他對杜牧杏花村的地址他後的人乎消想，因期較為可信，(3)《豐縣志最草修子明代從康早版本的豐縣志》始，版版皆收人杜牧《杏花村》一詩;之後的《徐州府志》亦屢次收人。而安徽貴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遲於明版《豐縣志》，更遲於宋代蘇軾的作品。然而如今豐縣城東南15裡一帶並沒有杏花村。只有村，今名張杏行，至今家家門前院裡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該村向不產酒，看來豐縣說亦難以讓人置信了。
四說是泛指而非特指。理由是中國杏花村很多，詩人不可能指專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認為此說“非矣";村牧是一位憂國優民的大詩人，豈能無病呻吟?假如他沒有親眼見到一個杏花村，他的詩興豈能無感而發呢?
看來，杜牧詩中杏花村是確有其地的，這位才學顯赫的文學大家，寫的是哪個杏花村呢?這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謎，何日能解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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