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鋼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金吾倫先生
金吾倫先生（1937年11月-2018年1月20日），浙江蕭山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
先後出版有《生成哲學》、《物質可分性新論》、《科學變革論》、《跨學科研究引論》、《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分析與國際比較》、《科學革命的結構》、《知識管理》等十八部原著及譯作。主持了社會科學院、國家科技部的多項重要課題。參與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負責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與國家創新體制建設研究。
《劉鋼：懷念我的恩師金吾倫先生（上）》此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劉鋼老師懷念恩師金吾倫先生逝世一週年所寫。
六、金吾倫先生竭盡所能，成就更好的我
我的論文答辯順利通過。但我的工作又是另外的問題。畢業了，我就跟金先生商議，我要離開您回中國科學院工作去了。可另外感到意外的是，他卻說，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也不錯呀。當時我猛然一驚，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當時我想得很簡單。
花了三年時間，得到了正規的學術訓練，又有了博士學位，都是我所期盼的。可是金先生卻不讓我走，這著實令我我感到意外。當時我沒有立即答應他，而是說回去和家裡商量一下。畢竟我畢業時也有44歲的樣子了。要把以前的罈罈罐罐打碎重來，還是要慎重。當時在武漢已經購買中國科學院分給我的房子。如果我那時離開武漢，所有這些統統都要失去。這對我來說的確是個兩難的選擇。
我們家基本是夫人當家。回家跟夫人商議，她也經過反覆的考慮，認為各有利弊。夫人從小在北京長大，到了文革下鄉才到了湖北工作的。我們在湖北相識並結婚生子，也是費了相當大的周折。後來她還是覺得她的發小基本都在北京，於是就決定同意金老師的建議，把在武漢的家連根拔掉，進京度過我們的後半生。可是這只不過是我們這邊，包括金先生的一廂情願而已。果真能留下嗎？這誰都沒底，包括金先生似乎也是一樣。
劉鋼老師（左）、金吾倫先生（右）
我記得當年留所指標只有一個。同年畢業的另一同學也希望留所工作。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他的優勢都比我強。首先就是年齡，那時他才20多歲，而我都40好幾了，我經常跟同學開玩笑說，我們是恰同學中年。所以在年齡上我無任何優勢。
其次是學歷上，他的學歷從大學本科一直到博士，都是完整的。尤其是他在北京大學拿到的碩士學位，我根本就無法跟他比。
第三是專業，他是學馬哲的，我是學科哲的，這也完全不同啊。馬中西，是“紅花”，我們是“綠葉”，在我國哲學界誰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專業上也無法比。這該如何是好呢？
我想，這回金吾倫先生或許也有點兒發憷了。可是他並未知難而退，而是用盡他所能調動的一切能量，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為我留所工作操碎了心，費足了勁。
上天不負有心人，最後由我的學長出面勸說我那位同學，中南海也要人，乾脆你去那邊吧，反正都是搞研究。這場關於我留所的問題終於解決了。曾記得事情辦妥後，師母告訴我，你師父為你留所可是費了大勁了。師母的這句話表面上輕飄飄的，可我作為一箇中年人，自然聽出了金先生為我留所是費了多大的周折。畢竟1998年的就業形勢已經開始有些嚴峻了。我也簡單地回答師母說，我知道！其實我這三個字的意蘊包含這以後要為金先生“赴湯蹈火”。同時也終於明白了當年他為何不讓我從他的課題中選題的重要意義。換句話說，如果我沒有做哲學，估計金先生再怎麼費力我恐怕也無法留所工作。
七、眼界與見識，重新認識信息哲學
畢業留所工作後，我就一直跟隨金先生幹各種課題。由於金先生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在科技部等單位常常能接到各種課題，我也協助他的工作。當時我住在通縣華興園的集體宿舍，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金先生給我配備了一臺尋呼機。有事情就呼叫我。然後我就從通縣前往北京，一去就是一整天。可是就在那種情況下，金先生還是要求我繼續跟蹤國際動態，進行研究。而且告訴我，他和我的情況不一樣。我想也是，他畢竟是研究員，可以隨心所欲。而我則是新人，不能向他那樣揮灑自如。
但金先生明確告訴我，不要把眼光只盯著國內。因為我們從1994年開始，就對國內的研究狀況基本摸清楚了。我們的研究在全國還是屬於最前沿的。社科院哲學所的一大任務就是發現國際上新的研究動態。就像社科院發現未來美國新型社會資本的核心，把研究和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作為美國科技戰略的關鍵部分和國家最優先的任務那樣，剛一露頭社科院便立項對其進行研究。
金吾倫先生
2001年金吾倫先生退休了，和他一起退休的還有其他老先生。新任命的研究室主任也調走了。研究室處於人員青黃不接的年代。於是所領導便把我任命為研究室的副主任。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必須為研究室的學科建設貢獻力量。而非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我在跟隨金先生幹課題的幾年裡，時刻關注國際上信息哲學研究方面的動態。
在2001年底，我在網上發現了旅英意大利學者Luciano Floridi的一篇文章“什麼是信息哲學”。當時由於跟隨金吾倫先生幹課題，雖然看了該文幾遍，但也沒有太往心裡去。可是當我被任命為室副主任時，我覺得這篇文章似乎還有點兒意思。
到了2002年我看出來，這是國際哲學界關於信息的哲學研究的新動態。我馬上寫了“當代信息哲學的背景、內容與研究綱領”一文，發表在2002年第2期的《哲學動態》上，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國第一篇介紹國際哲學界關於信息的哲學研究的趨勢的文章。
我又回過頭來仔細研究那篇“什麼是信息哲學”的文章。發現它堪比維也納學圈重要成員費格爾所寫的“邏輯實證主義：歐洲的一個新哲學運動”的宣言性文章。該文所闡發的思想和觀點曾在國際哲學界進行過廣泛的論辯。
Luciano Floridi 意大利科技哲學和倫理學方面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
譬如，1996－1997學術年Luciano在意大利巴里大學就“認識論與信息技術”這個題目作過系列講演；然後是1999—2000年，他作為認識論的訪問教授在羅馬第三大學教授信息哲學；在《應用邏輯》學術報告會（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和威斯特學院，1999年11月26日）；在《計算與哲學》學術報告會（倫敦大學國王學院，1999年2月19日）；在1999年美國哲學會東區會議由APA委員會安排的關於哲學與計算機的特別會議（波士頓，1999年12月28日）；在第四屆世界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多主題年會（佛羅里達奧蘭多，2000年7月23－26日）等。
八、金吾倫先生，謝謝您的鼓勵
我在2001年底，將我發現“什麼是信息哲學”這篇文章的事情告訴了金先生。他非常高興，讓我繼續對其進行深入研究。他告訴我，你外語好又相對年輕，要格外珍惜這次把握到的機會。在他看來，我這回是碰到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有了金先生的鼓勵，我於2002年回家探親時，將“什麼是信息哲學”一文翻譯出來了。在翻譯過程中，我發現這不只是個信息的哲學研究問題，它不是對一個問題的研究，而是圍繞著“信息”，建立的一門新的這些學科！這真是太好了。我也沒想到，在關注國際動態上我能見到這麼大一塊資源。我後半輩子就做信息哲學研究便足夠了。任何一小塊內容都夠我做很大的文章。
過完春節回到所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世界哲學》的編輯，把我翻譯的稿件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儘快將其刊出。同時我也去電子郵件和作者取得聯繫，當時那篇文章在國際上也沒有發表。後來作者和準備刊登其文章的《元哲學》編輯部的主編協商，又經《元哲學》與其出版商和版權部門的同意，最終的答覆是希望先出版英文本再出版中文本。
Luciano的這篇文章是第一篇首次用英文之外的語言發表的。英文和中文同時發表在同一年。經過我的研究，寫出“從信息的這些問題到信息哲學”一文，刊發在2003年第1期的《自然辯證法研究》上。這是我國學者撰寫的首篇研究性質的文章。從此“信息哲學”，而非“信息的哲學問題”便在中國誕生了。從某種意義講，這也是金先生要一個會外語的學生的良苦用心吧。畢竟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西方國家相差挺遠。
Luciano還主編出版了一冊《布萊克維爾計算與信息哲學導論》的“入門”書。我發現後立即找到商務印書館，請他們趕快下手買下版權，由我領銜將其譯成中文。
《布萊克威爾計算與信息哲學導論》.作者：Lociano Floridi .劉鋼譯
該書也是布萊克維爾公司出版的一套叢書之一冊，據說該套叢書的版權被哪所大學買斷。可唯獨《計算與信息哲學導論》被商務“搶”到手。我則從2004年的樣子便領銜翻譯該書。一共經過五個年頭，該書終於在2010年由商務印書館分上下兩冊出版。比山西大學領銜翻譯的著名大部頭《科學哲學手冊》中的《信息哲學手冊》早問世整整五年。更重要的是，《導論》和《手冊》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前者是教學參考書為學生服務，後者是工具書為專家服務。前者屬於學科基礎，後者屬於學科建設。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又通過中國社科會科學院和英國學術院的官方協議，在2008年將Luciano請到中國。分別在北京（4場）和西安（1場）兩地做了五場學術報告。為我國信息哲學的下一步發展進行了“活生生”地佈局。從2001年到2010年這10年中，我的主要任務都放在信息哲學的翻譯和研究上。尤其是我自己的獨立研究更是富有特色。
九、術業有專精、理論有創新
曾記得我於2005年到瑞典開國際會議時，講到萊布尼茨，同行學者卻不知道萊布尼茨與中國有過如此深的淵源。萊布尼茨畢生生均有中國情結，生前曾出版過《中國近事》。臨終前最後的哲學著作也是關於中國的。把萊布尼茨帶到信息哲學的探究便順理成章了。而且萊布尼茨還是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傳統的邏輯學到萊布尼茨那裡產生了新的變化。萊布尼茨是數理邏輯的先驅。
《中國近事》.【德】.G.G.萊布尼茨.
我從2001年的左右開始研究國際上新興起的信息哲學。至今差不多有20年的樣子了。2008年國際上信息哲學的創始人Luciano Floridi來華所做的第一場講演在哲學所，題目是“理解第四次革命”，即他所謂的“圖靈革命”，前三次他也以三位科學家命名，哥白尼、達爾文和弗洛伊德。
他這樣講有他的道理。“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曾說，他的工作受益於布爾和圖靈的思想。現在我們用的計算機都沒有脫離馮·諾依曼架構，具體地說，現在計算機的就是布爾-圖靈工作的外殼。
“第四次革命”很有時代感，因為現在計算機可謂無孔不入。可是我又覺得缺點兒什麼，也就是說，他所謂的“革命”不夠大氣。完全拘泥在圖靈身上似乎抹殺了其他學者的貢獻。由於他講的是信息哲學，而非單純的邏輯學。邏輯學自然是哲學的一部分，可也僅僅是一部分而已。那麼講哲學應該從哲學方面講。我就提出了信息哲學的問世是一種大的哲學傳統的轉換，這種傳統就是形式傳統。牟宗三先生稱其為萊布尼茨-羅素傳統。後來我又覺得我這樣做似乎還不行，不足以將中國的貢獻完全體現出來。
萊布尼茨曾見到過法國來華傳教士白晉送給他的邵雍的六四卦方圓圖。正是他們共同發現邵雍根據其先天學所建立的伏羲六十卦序，本質上就是六位二進制數序表。萊布尼茨的二進制算數的問世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可是他的二進制算數世界上但他的二進制算數和當代的計算機無關。因為當代的計算機用的是布爾代數，而非萊布尼茨的二進制算數。
我提出過兩個理論，模態信息論和計算結構論。這就是我的理論創新。模態信息論曾在多個場合講過。專業人士能明白我講的是什麼。我曾在斯普林格所辦的英文版《中國哲學前沿》發表過一篇文章，“信息哲學與未來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基礎”，其中重點講了這個問題。國外學者對我的理論非常感興趣。
例如，俄羅斯科學院主辦的《哲學問題》在其創刊60週年之際，俄羅斯學者專門到哲學所找我，希望我同意將我發表在《中國哲學前沿》英文版上的一篇文章翻譯成俄文。我所專門從事俄羅斯哲學的同事告訴我說，我在俄羅斯和白羅斯還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是因為《哲學問題》上的這篇文章。
2018年8月北大承辦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我應邀出任第72分會“信息和數字文化哲學”的中方主席，會後白俄羅斯學者順訪我所。現代外國哲學室的同事給我發來照片，說A. A. 拉扎列耶夫教授便是欣賞我的在《哲學問題》上發表論文的學者之一。
十、別讓柏拉圖腳註成為中國哲學的奴隸
英國哲學家和數學家懷特海曾說過，“整個西方哲學史不過是給柏拉圖做註腳”。金先生對這一點大不以為然。他自己的《生成哲學》就是根據老子的“道”展開的，而不是從柏拉圖開始。所以他對我也特別強調，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去給柏拉圖做註腳，要給中國的哲學家做註腳。
那麼如何避開不給柏拉圖做註腳？還是要回到我的理論創新的工作上。模態信息論只是講了信息這部分，可以說半脫離了柏拉圖的註腳。可是計算結構論基本就是提出個名稱，沒有做具體的工作。由於沒有這部分的工作，我提出的形式傳統，在哲學上就不能完全立住。布爾代數與中國一點兒關聯都沒有。這時我又想到了萊布尼茨，他發現邵雍的六四卦方圓圖為二進制數表。那麼布爾代數也是二元的邏輯運算。可是如何將邵雍的先天易圖與布爾代數聯繫起來？如果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我就不去為柏拉圖做註腳了。如何讓邵雍的先天圖和布爾代數銜接起來，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之一。
離散數學是計算機的理論基礎，其中有一個重要分支就是格論，德國的數學家戴德金和數理邏輯學家施羅德都對格論做過研究。1900年戴德金在研究對偶集時發現了格。於是便從數論的角度進行研究，由於看不到應用前景也就放手了。施羅德又從數理邏輯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對格論有了很大的推進。最終美國數學家伯克霍夫於1940年出版了《格論》一書，徹底使其成為離散數學的一個分支。後來，數學家發現布爾代數就是一種特殊的格，叫有補分配格，又叫布爾格。
格論就是我所尋找的數學工具。早在1989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董光璧先生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易圖的數學結構》。裡面專門就是講易圖的。我對這些圖非常感興趣。而且也根據該書寫過遞歸論的文章發表。後來我認為易圖中還有可以挖的資源。傳統的易圖大都是二維的，很難看出哈斯圖的影子。這可能與中國人缺乏透視感有關。
從二維的先天八卦圖中，我就對其進行了三維的哈斯圖重構。我構造出的偏序集哈斯圖恰好就是格論中的有補分配格（布爾格）。這樣便將先天圖和布爾格銜接起來。這個跨度有1000多年。我用現代的數學工具，從歷史上將形式傳統的根徹底上溯中國，2017年底，我在《哲學動態》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論先天易圖與布爾代數的等價性——從格論的觀點看”，將邵雍的先天圖和布爾代數銜接起來。把形式傳統的根徹底回溯中國。我認為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在數學上都很有意義。同時也圓了我構建計算結構論的夢。那麼我提出的形式傳統的轉換也就站住腳了。這不僅僅是理論創新，而且也滿足了金吾倫先生要我不為柏拉圖做註腳的囑託。
都說一個人要有點兒成就，需要幾個條件。
一、三分才華；
二、六分運氣；
三、一分貴人。
這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一分貴人，更是在你關鍵的時刻讓你的才華和運氣發揮出來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金吾倫先生就是我這一生所碰到的貴人！我這一生碰到了金先生這樣一位好師長，可以說是我最大的福分！
轉眼之間，金吾倫先生離開我們一年了。我寫這篇文章就是為了悼念和回顧他生前對我的影響和教誨。
2019年1月2日定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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