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袁氏宗親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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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群豐有座龍門寺，龍門寺坐落在南嶽七十二峰之一的五雲峰山腰。當地有個石塘村，村裡有個砍柴放牛的少年，在晚清傳奇性地做到兩廣總督。他還十分熱心家鄉的公益事業，捐資助學，修橋修路，擴建寺廟。
袁樹勳
這個人就是天元區群豐鎮石塘村袁氏家族的第十四代袁樹勳（1847年—1915年)。
當年的石塘山村、袁氏祠堂等，因袁氏家族的顯赫而變得十分熱鬧，如今這裡卻找不到半點舊時的痕跡了，恰應了辛棄疾的話：“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探秘群豐石塘袁氏家族
石塘袁氏家族的第一代叫袁杲。
袁杲（1465—1539），字正東，號扶桑，祖籍安徽壽州。明末，他曾在茶陵衛做官，將家遷到湘潭十三都八甲石塘山，即今天的株洲天元區群豐石塘村。
根據《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譜》記載，袁杲是明代貢生，也就是國子監的太學生，曾官居“建威將軍”，但正史難以考證。袁杲交遊很廣，傳說他頗崇信佛教，曾結交過一位西藏的喇嘛。解甲歸田之後，他便邀該喇嘛到五雲峰建喇嘛廟一所，當地人稱為“袁氏家廟”。
袁杲家教很嚴，留下了“孝子思親、忠臣愛主、賢人立品、義士誠身、寬平接物、忠厚存心”的家訓，用以規範子孫的日常行為。
石塘袁氏家族到第十代開始在地方上有點小名聲，袁遇春在乾隆年間當過江蘇盱眙縣縣丞等職，算是當地有見識的人物了。
到清末民初，石塘袁氏中的袁遇春這一支非常顯赫，人才輩出，如兩廣總督袁樹勳，進士、著名的藏書家袁芳瑛，民國藏書家、學者、詞人袁思亮等等，堪稱那時株洲一帶的第一家族。
充滿傳奇色彩的官場晉升之路
袁樹勳的祖父袁建伯當過地方鄉紳。袁樹勳13歲的時候，祖父病故，家境日漸衰落。這個從小聰明機靈的孩子因貧失學了，開始砍柴、放牛、務農生涯。
俗話說，亂世出英雄，如果不是晚清農民起義，袁樹勳或許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村夫。
太平軍進入湖南的時候，袁樹勳還是個小孩子，經常為鄉團站崗放哨，獻計獻策， 連跑龍套的角色都算不上，但卻耳濡目染很多鄉民因鎮壓太平軍而升官發財。1864年，太平軍被鎮壓，袁樹勳只有17歲，因沒有軍功，只得跟隨叔父在山東蘭陵縣做佃工，又在淮浙間販鹽，協助官方收稅。
平庸的生活不需要勇氣，結束平庸確實需要膽氣。1865年，18歲的袁樹勳不甘心一輩子碌碌無為，僅僅當一名小鹽商或稅務幹部，於是投身湘軍，參與征討捻軍。他的長處是搞後勤，負責為前方辦糧餉，因功累保至江蘇高淳縣令、銅山知縣，從此，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1891年，他由南匯轉任上海縣令，1895年，轉任江西景德鎮知府、天津知府。
義和團運動是袁樹勳人生命運的又一重大轉折點。
當時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光緒狂奔西逃。此時待在天津可謂凶多吉少，袁樹勳靈機一動，以“勤王護駕”的名義帶領援兵5營一路往西，直到西安附近的潼關，面見慈禧太后。慈禧問其退兵之策，他一個個小小的知府哪能知道？一時無語，只是叩頭大哭。逃難中的慈禧滿懷感慨，說：“小小知府，如此忠君愛國，不可多得”，立即提拔，將他從天津知府提升為湖北荊宜施道道員。
袁樹勳“勤王護駕”面見慈禧太后叩頭大哭的故事後來廣為流傳，成為官場茶餘飯後的談資。
1901年，袁樹勳又調任上海道臺，位置更加重要，1906年後歷任江蘇按察使、順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1907年升任山東巡撫，成為封疆大吏。
1909年，袁樹勳出任兩廣總督，達到他人生官運的頂峰，1910年因主張設立責任內閣被免職。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授意閒居上海的本家袁樹勳打電報向清廷施壓，要求皇帝退位，實行共和。
袁世凱擔任總統後請他出任直隸總督，一輩子官欲燻心的袁樹勳卻出人意外地拒絕了，或許是見慣了官場的詭異，他很想守著積累的鉅額財富去享受清福了。
一個頗有作為的晚清要員
袁樹勳晉升官場雖然頗多機緣巧合，但他並非無為無能之輩，而是有一番作為的。
袁樹勳曾擔任過上海縣令、上海道臺、山東巡撫、兩廣總督等重要職務。這些地方地緣十分複雜，稍有不慎，即可能誤國誤民誤自己。但他辦事圓熟，在晚清政壇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他走馬出任上海道臺，眼見江南歉收，便千方百計採取措施，平抑米價，停徵米捐，民眾生活得以平穩下來。他積極支持紳商參與政事，修築或改建道路、橋樑、駁岸、碼頭，整頓市政、交通、衛生，設巡警，裁批所，積極處理民刑訟訴案件。他發展教育與慈善事業，不遺餘力維護國家主權。他離任後，上海紳商士民還給他立了“湘潭袁去思碑”以紀念。
宣統三年的上海道臺衙門
他還特別擅長解決突發事件與極端棘手的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具有幹部應急的本領，在上海道臺上處理了影響全國的大鬧會審公堂案和《蘇報》案。
調任山東巡撫時，他在山東首開諮議局，裁汰冗員、整飭吏治；重視教育，給朝廷打報告修建山東圖書館。他巡訪青島，暗查外國人在山東內地侵害主權的問題，要求對國外人採取強硬態度，在清朝外交上，實是難得。
他從小失學，因此對民間愛心助學的人內心充滿敬佩。山東省堂邑縣的武七7歲喪父，乞討為生，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屢受欺侮與歧視，但卻建起了三處義學，教育了無數窮家子弟。武七死後，袁樹勳就其30餘年行乞辦學之事奏請朝廷給予在國史館立傳，清廷採納，還賜武七為“武訓”。
調任兩廣總督，袁樹勳嚴申賭禁，奏請設立廣東大學，又奏請改革鹽稅，停徵賭餉，召開國會，“以饜時望而遏亂萌”。
袁樹勳的雙面人生
晚清亂世，混跡官場的，如左宗棠之類能千古流芳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像李鴻章之類背千古罵名的也是少數，大多數官員基本上是譭譽參半。袁樹勳就屬於最後一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侷限，我們不必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過去的人。對袁樹勳，同樣如此。
袁樹勳既有竭力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一面，又有進步的一面。
他親自處理了蘇報案，當時《蘇報》連續發表《讀〈革命軍〉》、《序〈革命軍〉》、《介紹〈革命軍〉》等文章，大罵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資產階級“中華共和國”，袁樹勳 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將章太炎等逮捕，鄒容後被折磨致死。但他又積極參與維新，1910年，他與雲貴總督李經羲、吉林巡撫陳昭常等上奏清廷要求設立責任內閣。他甚至搭救過革命黨人黃興。辛亥革命後，黃興還寫了《致袁樹勳書》一信，請求袁樹勳“勉籌現款，以資接濟”，捐助革命。
袁樹勳既有貪腐的一面，又能熱心關注家鄉公益事業。
袁樹勳沒有顯赫軍功，沒有科舉功名，沒有祖先蔭封，而能從小吏一路做到總督，實在是官場奇葩。他靠的是金錢開路，近代筆記野史記載頗多。傳說他花13萬賄賂李蓮英而昇天津知府，做山東巡撫時，魯人贈以對聯：“二分村氣二分喜；半為功名半為財。”1909年，直隸總督楊士驤病重，已無法勝任，袁樹勳預測官場自然有一番異動，便派兒子帶40萬兩銀子進京活動，終於升任兩廣總督。退居上海後，他曾在老家株洲、湘潭等廣置田宅，“致資600萬，當時湖南富豪，舉無與比”。清末御史胡思敬、饒芝祥曾上奏稱袁樹勳收受賄賂，要求清廷予以處罰，清廷以其退位為由沒有受理。辛亥革命後，馮國璋曾以沒收他在武漢、長沙等地財產相威脅，逼迫他捐助50萬，袁樹勳捐獻了10萬元。
袁樹勳也為家鄉做了一些好事，1904年，黃興等在長沙興辦明德學堂，袁樹勳捐助一萬元，給學堂購置了一批理化儀器及博物標本。他捐資1.6萬元開辦湘潭師範學堂，對湘潭育嬰堂、保節堂也有捐助。值得一提的是，龍門寺原來屬袁氏家廟，他捐資4千銀元修復並擴建後改名為“龍門寺”，向社會開放。
山東人的揶揄或許很能概括袁樹勳的一生， “二分村氣二分喜；半為功名半為財”，這話的意思是：為人有點土，圓熟招人喜，自己發了財，也還有政績。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如今都成過眼雲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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