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正史、野史，明代的歷史處處散發出血腥、黑暗、荒誕的氣息，既有長達二十年不上朝的荒唐皇帝，也有把握朝政、顛倒是非的昏庸宦官，但無論明代的歷史再怎樣不堪，都不能抹殺明代藝術文化領域的輝煌——當時的青花瓷、書法等藝術品令藏家愛不釋手，在現今的拍場頻頻創出天價。即便是在明代，從士大夫階層的富裕人群到民間販夫走卒皆對藝術品的收藏一擲千金，趨之如騖，完全忽略了北方慢慢崛起的少數民族部落，直到打扮另類的滿人打到自家門口，一屋子的奇珍異寶並不能改變他們改服剃髮的亡國命運。
從玩物喪志到玩物長志
從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即位稱帝開始，到1644年在景山歪脖樹上上吊自殺的崇禎帝朱由檢為止，明朝一共經歷了17位皇帝，從1368年到1645年，統治共277年。無論從人口、國力、疆域上來說，明朝絕對是一個以實力取勝的朝代。在擊敗了元朝統治之後，朱元璋通過屯軍大大鞏固了那些前朝雖然列入版圖，但實際上中央政令並沒到達的地方，比如雲南、貴州、廣西。又通過移民加強了對中原地區的財富重新分配和開發。
《地理志》中關於明朝的版圖是這樣說的：“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十里。南海的“千里長沙，萬里石溏”盡入版圖。其聲教所訖，歲時納貢，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縻者，不在此數。嗚呼盛矣!”從許多方面看，這個朝代都擁有中國人所沉醉的“盛世”所具備的因素，無論軍事、邦交、文化、民生，只除了一個方面，那就是政治。
明朝初期，作為中國歷史上出身最寒賤的皇帝，曾經食不果腹的朱元璋對於歷代君主縱慾禍國的教訓極其重視，生活極為節儉，恨不得不吃不喝也要把所有的錢都收歸國庫，也就是自家的保險櫃裡。這從傳世的洪武瓷器上即可得到驗證，那時期盛行的釉裡紅瓷器大多紅中泛灰，而青花則髮色黯淡，所以至今不甚美貌的洪武瓷都不是藏家追逐的重要目標，市場價格一直處於明代瓷器的底部。
明朝初期皇帝的節儉為後世積累了大量財富，到了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年號宣德)在位時，政治清明，君民關係融洽，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當時，僅景德鎮一處，就有上萬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擁有制瓷的高超技術，有設備完善的官窯。永、宣時期景德鎮創造的“祭紅”，永樂時的“甜白”、“嬌黃”、成化鬥彩等，還有從國外進口的蘇麻離青鈷料，使得青花髮色豔麗，這些瓷器的精美都達到令人“歎為觀止”的程度。
尤其是明“隆慶”開關之後，海外大量的珍貴木材、犀牛角、象牙的進口及從海外傳入的琺琅器工藝製作的日趨影響，古玩雜項工藝製作名人輩出。如明開創嘉定派竹刻的竹刻大家朱松齡、制玉大家陸子岡、制銅手爐大家張鳴岐、制墨大家方於魯、版刻大家黃應光，還有明式硬木傢俱的興起、明宣德爐的競相仿製。隨便一件在現在的拍場上都可稱為“神器”。除此之外，宣德年間、景泰年間和嘉靖、萬曆時期的景泰藍製品，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明朝是中國漆器工藝史上的黃金時代，特別是明代藝人周翥所製作的“百寶嵌”，蘇州高手蔣回回的金器，姜千里創制的“姜千里式”螺甸鑲嵌，以及嘉興和雲南不同風格的雕漆等等，都異常出色。正是由於明代手工業及工藝美術的高度發達和經濟繁榮為當時人們的收藏活動提供了必要條件。
為國庫斂財的風氣和習慣到萬曆皇帝時發展到了極致，但卻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斂財，萬曆皇帝想出了一個“奇招”，就是讓地方官吏定期向他進貢，還把進貢錢財的多少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不僅如此，萬曆皇帝還豢養了許多官宦到各地去橫徵暴斂，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即使是養一隻雞也要向皇帝繳納一定的稅金。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豐厚。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宦官們進獻給萬曆皇帝的白銀就達90餘萬兩、黃金1575兩，此外還有大量的珠寶。萬曆皇帝搜刮了這麼多錢卻捨不得花，全都囤積在府庫裡。尤其令人稱奇的是，邊境四處發生戰事，朝臣們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點無濟於事的小零頭，而且銀子竟然因為窖藏太久已經變黑髮黴了。
有了這樣一個愛錢的皇帝，朝廷各級官員的斂財之風可謂上行下效。社會局勢和思想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日常消費也開始不象當初一樣節儉。首先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一些士人手中積聚了大量的社會資財，這為他們進行奢侈性消費準備了條件。
萬曆《兗州府志》記載定陶縣時寫到，“國初宮室尚樸，服不錦綺，器用陶瓦。成化以後，富居華麗，器用金銀，陶以翠白，市井有十金之產，輒矜耀者有。士大夫開始求田問舍，營聲利、蓄伎樂;讀書士子，投贄幹名，挾娼優、耽博弈，陳說是非。這些人“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僱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蓄”甚至有些“昏惰者流，附於安靜，萬姓死生，渾如醉夢”。 很明顯的，世俗化、享樂化在士林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時尚。“名利不如閒”，這是明代的“常語”，而所謂的“閒情逸致”，一部人理解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宵歌舞之場，半畫妝笫之上”，更有相當多的人寄情於收藏，並提出了“鑑古可以進德，收藏可以成才”的“玩物長志”理論，民間收藏熱形成使得古董收藏觀念受到社會認同，這為後世皇家與民間共同介入的收藏熱奠定了基礎。
無序的皇家收藏
明朝收藏可以分為公藏和私藏兩部分，公藏指的是帝王的內府御藏，私藏為帝王之外的民間收藏。明成祖朱棣常與侍從之臣賞鑑古玩，滕用亨待詔善鑑古器，獲得朱棣的賞識。皇帝於舊藏之外，還費心蒐羅新品，增加御藏。明宣德、成化年間，朝廷數度派太監至民間採集珍異古玩。萬曆時期，張居正當朝，將太祖皇帝在南京置下的寶玩盡取北京，以充實內府。然而，明朝帝王收藏儘管數量不菲，但流失相當嚴重。皇家收藏曆來就像是皇室的禮品店，皇帝可以隨意支配這些珍寶，愛拿什麼就拿什麼，想送給誰就送給誰，以便收買人心，加強王朝的統治。洪武皇帝就是如此。他從皇家收藏中拿出大量的東西來賜給臣下，以加強對方對自己的忠誠。在他兒子朱棣(1358—1398年)1378年被封為晉王時，朱元璋就下賜了大量的藝術品。儘管這次賞賜的具體數目不清楚，但就現存的古玩藝術品來看，蓋有晉王章的有33幅重要的繪畫，而這33幅畫作中不少於15幅帶有半印標識。在朱棣40歲死後，他的收藏散佚，被民間的一些收藏家買下。
另一個接受洪武皇帝大量賞賜的人是他的養子沐英將軍。後者甚至因此而建立了自己頗為重要的家庭收藏。而朱元璋的外甥也即沐英的兒子沐晟(1368—1439年)則是另一個熱心的收藏者，明代一百多幅不錯的繪畫作品上都留有他的印章，其中，很多畫上還兼有宋朝皇室的印章和明代的半印標識。
洪武皇帝在南京建都，在修建皇宮的過程中，大量藝術家和工匠積極接受招募，為宮廷服務。據說，當時的情形盛大非凡。作為明朝的第一個國都，南京成了“文人墨客雲集的中心，幾乎全國能詩善畫的人都集中到了這裡”。在那裡，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都響應號召，不遺餘力地進行創作。當時，許多有才能的藝術家都來自江南，即南宋時期以蘇州、杭州、揚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這些地區水準極高的宮廷藝術歷經元朝的統治而猶存。其中，尤其是蘇州、杭州周圍的南方地區，自南宋以來一直都是藝術家、作家和文人彙集的中心地帶。 他們的作品都成為皇家收藏。
隆慶萬曆時，國庫空虛，皇帝竟將內府書畫充作官員的“折俸”之物，明末軍餉不足，亦倒賣內府珍物，並將御藏銅器發寶源局鑄幣，其藏品管理相當混亂。因此，明朝的公藏在歷史上是不如宋朝及清朝。
明朝的公藏不甚發展，內府珍物流散在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太監還控制著下面各省和外國使節呈送給皇室的貢品，負責這些貢品的收藏和看管。置身於皇家的奇珍異寶當中，他們很容易偷出一些來行賄或者收買親信，以便謀得私利。從15世紀中期以後，太監逐漸篡奪了皇帝對宮廷藝術家的遴選權，一些太監有相當數量的收藏就毫不奇怪了。
私人收藏名家輩出
明代不乏著名的私人收藏家，他們的收藏品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是現今任何一個藏家都無法企及的。如明代的嚴嵩、嚴世蕃、華夏、韓世能、項元汴、陸完、王延、董其昌、錢謙益等人，均以藏品富綽著稱於世。嚴嵩、嚴世蕃父子的收藏冠絕古今，其罪罰抄家的清單中，有“古銅龍耳等鼎犧樽獅象寶鴨等爐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大理石倭金等屏風一百八座，金徽玉軫等古琴五十四張，二王懷素歐虞褚蘇黃米蔡趙孟等墨跡三百五十八冊，王維小李將軍吳道子等清明上河、海天落照、長江萬里、南嶽朝天等古名畫三千二百卷冊，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軸”。以及其它許多金玉珠寶、珍異奇器(《居易錄》卷二十五引王世貞《朝野異聞錄》)。
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山人，是明代私家收藏的巨擘，他的一生即是明代私人收藏家的典型代表。項元汴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富x代”，完全沒有靠考科舉做官光耀門庭或自食其力謀生的壓力，從年輕時起就厭倦科舉，淡於仕途，是一位鄙夷官場的另類人物。朝廷徵召他入仕也堅辭不去，而把畢生精力投入到鑑賞與收藏之上。後人寫道“子京好古博雅，精於鑑賞。嗜古人法書如嗜飲食，每得奇書，不復論價，故東南名跡多歸之”。如仇英一幅《漢宮春曉》長卷，項元汴竟出資高達200金而藏之。他將鑑賞心得題於書畫上或著書立說。有《宣爐博論》、《墨林山人詩集》等著作傳世，為後人積累了許多鑑藏知識與經驗。當下收藏家考查一幅古書畫的源流時，如果有了項元汴的題跋，那基本可以身價倍增。他貯藏金石書畫的處所名曰“天籟閣”，因得古琴“天籟”而命名。曾有人將墨林與同時代的文壇巨匠、亦是著名藏書家的王世貞相比，王氏小酉館藏書三萬，其爾雅樓所藏宋版更是名聞天下，但時人以為“不及墨林遠矣”。墨林收藏之富由此可見。天籟閣所藏古籍善本與金石書畫皆精妙絕倫。就書畫而論，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的72幅絕世書畫珍寶中，大多經天籟閣收藏過。徐邦達先生所著《古書畫經眼要錄》，僅《晉、宋代書法分冊》統計，天籟閣舊藏品就有74家129種，這也僅是天籟閣舊藏書畫一斑而已。當年項氏藏品是以《千字文》編號管理的，亦從一側面反映了項元汴收藏之富。例如著名的唐韓《五牛圖》卷，有“此”字編號，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有“摩”字編號，元王蒙的《稚川移居圖》軸，有“聖”字編號等等。被乾隆視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傳為晉王獻之所書)、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韓的《五牛圖》、李唐的《采薇圖》、楊無咎的《四梅圖》、趙孟 的《鵲華秋色圖》、王羲之的《蘭亭序》(馮承素本)、《遠宦帖》、《十七帖》、晉朝索靖《出師頌》等都被項元汴收藏過。項元汴傾畢生的精力和財力用於收藏古籍善本與歷代名人書畫，使得大量的古籍善本與歷代書畫珍品，
通過他的天籟閣得以保存，大幅度地減低民間散佚和毀損。項元汴為保存中華珍貴文物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有史可鑑。可惜他死後尚不足六十年，項家累世之藏並不能阻擋清兵進入嘉興，反而招來千夫長汪六水，其藏品盡被劫掠，散失殆盡。後有些藏品歸於皇宮，現仍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館。
儘管是富而好古的大收藏家，但項元汴的一些收藏習慣一直讓時人和今人覺得可笑。例如一旦被告之他買到的藏品“價浮”時，必定後悔不已，於是又會把那些藏品按購得之價讓給同樣是大收藏家的哥哥項篤壽。所謂“價浮”，即是認為不值那些錢的。另外項元汴每得名跡就遍鈐收藏印記，如“子京”、“墨林”等等，有時多至數十方，是歷來在書畫上鈐蓋收藏印記最多的一個。他鈐印的格式沒有一定規律，有時一方印前後重見多次，其印章又多為俗手所制，令人不忍卒睹。他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是出於對所藏書畫的喜愛，不願再落入他人之手。
明朝書畫收藏規模和數量不可小覷。明張應文《清秘藏》著錄古今書畫賞鑑家，計有明30人，而元代只有11人。藏書家更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記載元藏書家23人，明234人：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收明藏書家265人，而元藏書家為31人，李玉安、陳傳藝編撰的《中國藏書家辭典》收錄明代藏書家203人，而元代藏書家38人。兩個朝代藏家人數相差懸殊。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藏書家中固然有隻收藏書籍的，但也有不少人除藏書外，也收藏鼎古物、法書名畫及其他藏品。特別是明中後期，民間收藏異常活躍，收藏者人員之多，藏品之富已遠遠超出宋代氣象，堪稱民間收藏發展的全盛階段，其在收藏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應予以充分的肯定。
收藏成為社會時尚
明代收藏者中固然有藏品盈幾溢奩，兼艙壓棟者，但更多的是僅有數件藏品的普通收藏者。都穆《寓意編》記述其親眼歷見的藏品，提到四十多位藏主，其中既有像李應幀、沈周、朱存理那樣的知名人士。也有許多不出名的收藏者，有的僅留下姓稱或職業，如郡城楊氏、城西張氏、無錫鄒氏、寧波人謝某、王醫士、裱褙孫生等，收藏者也不盡是生活富裕的，有的甚至生活比較貧窮，如長洲人邢量行醫兼占卜，其族孫邢參以教書謀生，兩人都酷愛收藏，但生活困窘。邢量隱居葑門，家中只有“折鐺敗席”，“肅然如野僧”;(《姑蘇志》卷五十五)邢參家中“客至或無茗碗，薪火斷則冷食，嘗遇雪，累日囊無慄，兀坐如枯株”(《列朝詩集小傳》)。可見飯都吃不上了也不忘收藏，真是餓死事小，收藏事大。
明中後期江南等地收藏風氣很濃，收藏者隊伍有從社會上層的達官顯宦、豪門富戶向一般的士子、商人、普通百姓發展的趨勢，甚至連一些身份低下的奴僕也有此好。沈春澤在《長物志》序中說：“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姚廷遴《歷年紀》記明末松江城的風俗也說“至如極小之戶、極貧之弄，住房一間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畫古爐、花瓶茶具，而鋪設整齊。”(《清代日記匯抄》)想必當時人們見面第一句話不是問“吃了嗎”，而問“淘什麼寶貝了?”的可能性極大。收藏者隊伍的擴大，收藏風氣向社會下層浸潤，表明收藏已由原屬社會上層的喜好逐漸成為社會的時俗風尚，這是民間收藏發展的重要特徵。
藏品種類擴大
明代民間收藏發展的另一特徵是藏品種類的豐富擴大。從宋代至明末，綜合性收藏論著記載的藏品分類越來越細緻。宋人趙希鵠著《洞天清祿》論收藏物品，分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研屏、筆格、水滴、古翰墨、古今石刻、古畫十門。明初洪武時曹昭撰《格古要論》，分藏品為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古琴、古硯、珍奇、金鐵、窯器、古漆器、錦綺、異木、異石等十三項。天順年間，王佐增補該書，分十三卷，所記藏品有古琴、古墨跡、古碑法帖、金石遺文、古畫、珍寶、古銅、古硯、異石、古窯器、古漆器、古錦、異木、竹、文房、古今誥敕題跋等十六種。後來張應文撰《清秘藏》又把藏品類目進一步細化。分為玉、古銅器、法書、名畫、石刻、窯器、晉漢印章、硯、異石、珠寶、琴劍、名香、水晶瑪瑙琥珀、墨、紙、宋刻書冊、宋繡刻絲、雕刻、古紙絹素、奇寶、唐宋錦繡等二十一類。《長物志》還提到佛像、佛經、古版書籍及傢俱。這些論著記載的藏品細目也越來越詳細，如《洞天清祿》記玩石有靈壁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格古要論》所記為土瑪璃、紅絲石、竹葉瑪瑞石、雲母石、南陽石、川石、英石、湖山石、石琉璃、霞石。《新增格古要論》在原有名目上又增加了靈壁石、永石、試金石、不灰木石、烏石、神龜石、崑山石、太湖石。綜合性收藏論著記載藏品分類的細緻化，反映收藏者對藏品認識的深化，隨著時代的推移，收藏者的視野越來越廣。
明朝藏家喜愛“當代藝術”
明代萬曆年間，藏品概念在原有基礎上又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即由重視古玩轉為古玩與“時玩”並重。所謂“時玩”是指近世或當代的物品，如近當代書畫、永樂漆器、宣德銅爐、蟋蟀盆、永樂宣德成化窯器、摺疊扇、紫砂器、紫檀紅木器等，為世人競相收藏，以至價格飆然上升。這和現在拍場上當代藝術屢創天價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如王世貞《觚不觚錄》說：“書畫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列有“時玩”專條，稱：“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時玩”價格上揚，與古玩爭雄，是在收藏風氣熾盛的背景下出現的。它是收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當今的”時玩”收藏甚至已超過古玩成為民間收藏的主流。衡量一個時代的收藏水平如何，主要依據的條件應是收藏者和藏品兩項，而且民間收藏的狀況更為主要。
收藏理論著作頻出
收藏者可分為“好事者”與“賞鑑家”兩類，前者僅是憑藉財貲從事收藏，意在誇耀財富，標謗風雅。後者才屬真正篤好收藏，對收藏有鑽研，有心得。明朝時的一部分大收藏家的藏品非常豐富而且品位高超令人欽佩，同時他們對所收藏品進行流傳有序地考證與研究，費盡畢生精力著書立說，為今人研究古代收藏史提供了詳實可靠的依據，這也是明朝收藏活動盛極一時的重要佐證。這些收藏文獻有明代曹昭《格古要論》、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張應文《清秘藏》、高濂《燕閒清賞箋》、文震亨《長物志》、屠隆《考粱餘事》，以及託名項元汴的《蕉窗九錄》等。明代的綜述性收藏論著涉及的藏品種類超過宋代，所記內容也更加豐富。如趙希鵠《洞天清祿》記書畫裝裱僅有數語：“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跡法帖亦然。”《長物志》有同樣的內容，並對裝潢書畫的最好時節，裝潢的紙質，裝潢的步驟、定式，軸，裱錦的選擇等一一進行詳述。董其昌《骨董十三說》等從養生的角度談收藏的意義，稱：玩骨董可以“怡生安壽”，“可以舒鬱結之氣，可以斂放縱之習。”“有卻病延年之助。”
各個門類均有收藏著作
書畫是古人收藏的大項，明代有陶宗儀《書史會要》、朱謀(上西下土)《續書史會要》、《畫史會要》。王世貞《書苑》、《畫苑》、趙宦光《寒山帚談》、唐志契《繪事微言》、項穆《書法雅言》等。明人的此類著作有兩個特點，一是比較完備，如王世貞《書苑》初纂時彙集前人書家之言多至八十餘卷，後以十數種付梓。其《畫苑》亦萃集了前人畫論的主要著述，可謂一書在手，群賢畢覽。二是藏品收藏鑑賞方面的內容有所增加，如《繪事微言》論及蓄畫、鑑賞、品評、收藏。《書法雅言》提出賞鑑因人品而殊，識見亦有異，有耳鑑、目鑑、心鑑之分。這些內容與早期的畫論、書論著述已有不同，顯示了收藏發展的時代影響。
還有一類收藏著作不是泛泛概述書畫作者作品，而是收藏品的實錄，因而堪稱真正的收藏類著作。明人的此類著作不僅數量多，而且體例有創新，如《珊瑚木難》首創著錄書畫原文及款識、題跋，《南陽法書表》、《清河書畫舫》等以列表形式記述藏家藏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人著錄書畫的翔實程度超越前代，故為收藏家寶重。《四庫提要》稱：《清河書畫舫》“百餘年來收藏之家多資以辨驗”。《珊瑚網》“與張醜《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並駕”(《四庫全書總目》)。
明代不少收藏家對書畫有較深的鑑賞功力，如董其昌某日在京師楊太和家見有一幅畫，上有宋徽宗御題，筆勢飄舉，乃畫中奇品，藏家檢索宣和畫譜，認為是宋代的《山居圖》，然而，董其昌仔細察看圖中的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畫法，斷定是唐人作品。他進一步察看此圖，否定大李將軍(李思訓)所作，認為是摩(王維)作品無疑(《太平清話》)。項元汴一次見到一幅五右軍(王羲之)的《二謝帖》，上面密密麻麻題了十多位宋人的題識，看來必是真品無疑，然而項公題曰：“此右軍二謝帖，結構疏緩，紙弊黑渝，了無晉人風度，迨後人贗本。宋諸公之題俱佳，恐非原帖。”(《續書畫題跋記)卷一)。
明代的私家藏書風氣很盛，特別是明中後期藏書活動極其活躍，藏書家大量湧現，撰寫了大量的藏書目錄。明代不少藏書家編有藏書目錄，如葉盛有《竹堂書目》、陸容有《式齋藏書目錄》、吳寬有《叢書堂書目》、茅坤有《白華樓書目》、陳第有《世善堂書目》、徐渤有《紅雨樓書目》、祁承有《澹生堂書目》、錢謙益有《絳雲樓書目》、趙琦美有《脈望館書目》、董其昌有《玄賞齋書目》、沈節甫有《玩易樓藏書目錄》等。這些書目為後人瞭解明代的圖書及藏書狀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於書目編排等目錄方面的研究也有頗多價值。明人圖書收藏研究的貢獻之二是撰寫了一批藏書約，如曹溶的《流通古書約》。範欽的《天一閣藏書禁約》、祁承的《澹生堂藏書訓略》等，對圖書的收購、鑑定、閱覽、庋藏、流通等提出了有相當價值的觀點。曹溶提出，藏家應公諸藏書，互相抄書，或刊佈私藏秘書，使“所藏日以富”，又能“有功於古人”，不至使珍貴古籍散軼湮沒。範欽及其子孫規定了嚴格的藏書禁約，對圖書的完好保存意義甚為重要，這些都是古代圖書收藏的寶貴經驗。
書畫、金石、圖書是古人收藏的主要物品，除此之外，其他藏品著錄及研究也很可觀。如《陽羨茗壺錄》是第一部紫砂陶的專門著述。《新增相古要論》、《燕閒清賞箋》等有論述瓷器的專門篇章。傢俱方面，有《長物志》、《蝶幾譜》等記述。香料方面，周嘉胄的《香乘》是宋代以來卷帙最多的香料專著。其餘如摺疊扇、漆器等藏品都有專門的文字記載。
以上洋洋數千字描繪出明代人豐富而高雅的收藏世界，但無論收藏活動再怎樣熱鬧和繁榮，在當時整個世界版圖中仍屬於小事一樁，高度集權的皇權政治，在明代晚期變得更為黑暗，帝王昏聵，吏治腐敗，宦官專權，朋黨傾軋，邊患不斷，但凡生活能夠滿足溫飽的人們看到當官治國反而得不得什麼好下場，乾脆極力追求生活享受，躲進自己收藏世界怡然自樂，然而這許多小事對歷史發展方向的作用不容小覷。以至於史學家黃仁宇的著作《萬曆十五年》的英文名乾脆就叫《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距萬曆十五年僅僅57年後，來自關外的滿族皇帝順治取代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崇禎，成為中華大地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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