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至今，還不到兩年，已經有 831.9 億美元的公司市值因為 CEO 個人醜聞而蒸發。
最近的兩個因為 CEO 醜聞而市值跳水的例子都是科技公司。
先是馬斯克兒戲般在社交網絡上宣佈了私有化特斯拉的計劃，兩週又改口放棄，風波沒過接著在視頻直播裡抽起大麻。宣佈私有化之初，特斯拉股價當天上漲 12.6%，但之後一個月內隨著醜聞一路下跌、多位核心成員離職，截至 9 月 7 日時市值已縮水 229 億美元。
另一個則是被美國警方發起強姦刑事調查的劉強東。京東數次關於調查內容、調查原因的公開申明被美國警方直接推翻，公司股價也在兩天時間裡暴跌 16%，市值蒸發近 58 億美元。已經有多個律所在準備針對京東誤導投資方的集體訴訟。
特斯拉和京東的 CEO 醜聞還在發酵，而更多 CEO 在惹出大麻煩之後，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2017 年以來，至少 20 家公司因為 CEO 的各種不當行為，導致公司市值暴跌、估值調低甚至業務正常運營也受到影響。這 20 位 CEO 當中，有 18 位已經離職或被解僱。
根據《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不完全統計，它們導致公司損失價值超 831.9 億美元，都發生在 CEO 的醜聞被揭露或 CEO 辭職/解僱之後。
過去十年，因醜聞下臺的 CEO 的數量在快速增加。
普華永道 2016 年對 2500 家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2012 年-2016 年因行為不當辭職或被解僱的 CEO，比 2007 年-2011 年增加一倍多，其中位於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金磚國家的公司 CEO 因醜聞而下臺數量增速最高。
雖然多為道德醜聞，但 CEO 們離職的根本原因還是投資人損失了錢
因 CEO 不當行為導致公司短期內暴跌的導火索主要分兩類，像劉強東這樣的性醜聞，以及馬斯克表現出強烈的情緒不穩定。
馬斯克參加的直播節目所在地是加州，抽大麻在當地是合法行為。如果是在幾年前，馬斯克的舉動可能還會幫助他塑造自己特立獨行、挑戰傳統汽車和能源公司的反叛者形象。但現在這事發生在特斯拉和他自己一系列負面事件之後，則會是另外一種結果。
馬斯克一系列引來質疑的行為
5 月 2 日
財務分析師在特斯拉一季度財務會議上提問一個財務問題“特斯拉計劃今年將資本支出降到 30 億美元以下的影響，以及詳細計劃” ，馬斯克直接切斷了音頻：“不好意思，下一個下一個。”還丟下一句“無聊，蠢蛋問題一點也不酷，下一個”。另一位分析師問到 Model 3 預定進展，得到的回應是“我們要去回答 YouTube 上的問題了，你的問題太枯燥了，問得我想死。”次季財務會議上，馬斯克對此道歉。
7 月 13 日
為泰國政府提供建議、幫助搜救人員找到 12 名被困學生的英國潛水員 Vernon Onsworth 稱，馬斯克送來的微型潛水艇什麼忙也幫不上，參加救援只是一種“公關噱頭”。
馬斯克隨後在社交網絡上稱 Vernon Onsworth 是個戀童癖，但並未展示認證證據並很快刪掉了推文；9 月 5 日，馬斯克再次在給媒體的郵件中提及此事，稱他是戀童癖，同樣沒有任何證據。本來已經被網絡淡忘的醜聞又一次被引入大眾視線。
8 月 7 日
馬斯克在 Twitter 上宣佈將以每股 420 美元價格私有化特斯拉。外界頗懷疑交易的可能性。一週後，馬斯克宣稱，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多次表示將提供資金；8 月 24 日，馬斯克表示將放棄特斯拉私有化。
8 月 16 日
馬斯克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談到持續工作缺乏休息、缺乏社交生活等狀態，需要依賴藥物才能入睡，情緒激動之餘落淚表達了自己壓力很大。
9 月 6 日
在一檔有 45 萬觀眾收看的直播視頻節目上，馬斯克接過主持人的大麻且抽食，感慨汽車公司生存艱難。
一系列鬧劇後，投資人和分析師開始懷疑馬斯克的精神狀況是否足夠穩定、能否領導公司走出困境。
資本市場眼裡特斯拉最直接的危機是 Model 3 生產速度不及預期以及資金緊張等經營問題。
特斯拉今年二季度季財報顯示，其債務總額約為 226.4 億美元、自由現金流負 10.5 億美元。上市 8 年了，特斯拉至今仍未實現年度盈利。
而讓馬斯克捲入輿論風波的事件都和特斯拉毫無關係，比如泰國的搜救行動，不過是數位搜救參與者對特斯拉的救援方案表示懷疑和輕視。這些事情不僅不能改善公司的經營狀況，還總是導致其股價下跌。
大麻更是如此。雖然加州法律允許吸食大麻，但事實上美國多個銷售大麻的公司都禁止員工在工作時間抽食大麻。而且，馬斯克同時也是 Space X 的 CEO。Space X 和美國空軍有多項合作，按規定，持有美國政府安全許可的人禁止吸食大麻。此事引起了美國空軍將對馬斯克進行調查。
巴菲特在被問及馬斯克表現後回答，公司 CEO 在熱門的社交平臺上公開談論交易意向，確實有可能引發法律問題，“我覺得發推對他（馬斯克）沒什麼好處。”
而在馬斯克直播抽大麻前後，特斯拉三位核心成員相繼離職，他們分別是首席會計師戴夫·莫頓、全球財務與運營副總裁賈斯汀·麥卡納，以及首席人力官加布裡埃爾·託萊達諾。
在這三人離職前，美國投資顧問公司 Kynikos Associates 的總裁和創始人詹姆斯·查諾斯統計，2018 年特斯拉已經有 41 位高管離職，包括全球銷售和服務總裁喬恩·麥克尼爾、 自動駕駛部門副總裁吉姆·凱勒、財務副總裁蘇珊·萊波等人。
劉強東捲入的性醜聞是更普遍的原因。我們統計的 20 位導致公司短期市值暴跌的 CEO 中，有 11 位的原因就跟性騷擾相關。
領頭的肯定是韋恩斯坦。他名下影視公司每年發行的電影票房，排在傳統的六大影視發行公司之後，能佔據當年度北美票房市場 2% 的份額，是一家舉足輕重的中型製片廠。它曾參與製作/發行的電影包括《卡羅爾》、《帕丁頓熊》、《烏雲背後的幸福線》、《國王的演講》等。不少作品或主角都拿過奧斯卡，導演昆汀·塔倫蒂諾也是由韋恩斯坦影業捧紅的。
但在 2017 年 10 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挖出韋恩斯坦的性騷擾醜聞後，他和他的公司就遭到好萊塢藝人和政界的集體抵制。原計劃發行的 《電力之戰》、《帕丁頓熊 2》等多部電影推遲或暫停。不到半年，這個估值曾達到 9.8 億美元的公司宣佈申請破產。這還沒算上它在北美超過 100 億美元票房市場中所佔的份額。
“公眾對 CEO 不當行為關注越來越高，甚至過度關注，董事會必須迅速果斷地做出反應並採取行動。”品牌諮詢企業泰明公司的 CEO 戴維亞·特明說。
由於信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輿論環境，7x24 小時的社交媒體讓宣傳和負面信息放大，讓公司價值在更短時間內暴跌。
而且，媒體的傳播影響並不是一時的。《哈佛商業評論》曾對 2000-2015 年間 38 起 CEO 不當行為的新聞進行跟蹤，發現媒體報道平均在事發後 4.9 年內被廣泛引用。
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基本上所有人，包括董事會在內都不願意接受一位有道德瑕疵的 CEO。公司越快讓 CEO 道歉甚至辭職，就越能降低公司損失。而這也是最快平息輿論的方式。
最終掌控所有決策的 CEO 突然因為醜聞離職，必然影響公司運作。這也是京東股價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離開了劉強東，京東就沒法正常運作。
根據京東章程規定，劉強東不在場的情況下，董事會不得舉行正式會議，除非他自己迴避。京東甚至明確指出“任何違揹他意願的限制”都不應成為這條規則的例外，除非他精神或身體永久喪失能力。《華爾街日報》稱，劉強東因涉嫌強姦被捕時，技術上讓京東董事會寸步難行。
再風光的 CEO 當不能給股東提供回報時，還是會受到挑戰。甚至一人控制過半數董事會投票權的扎克伯格，在過去兩年裡都不斷被激進投資人要求其卸任董事長的提案，只是被僱來打工的人就走得更快。
畢竟與 CEO 帶來的市值損失相比較，給一筆遣散費讓其走人的財務損失小得多。今年 6 月，英特爾 CEO 布萊恩·柯再奇因曾經的辦公室戀情曝光而離職。受此消息影響，英特爾的市值減少了 266.5 億美元。不過路透社報道，被要求辭職後，柯再奇獲得公司 3800 萬美元補償金——比英特爾市值損失零頭還要少。
CEO 逐漸被塑造成明星，也放大了醜聞的影響
CEO 醜聞今天對公司影響巨大的原因在於，他們已經被塑造成明星、財富故事的主角。他們本身就是偉人敘事理論 （Great Men Theory） 在今天的重要組成。
偉人敘事理論提出者，蘇格蘭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有一句名言：“世界史不過是一些偉大男性的自傳”。這曾是人類對數千年曆史的總結方法，雖然近些年它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成功的 CEO 被稱為“Visionary（遠見者）”、他們的工作被總結為“改變世界”。CEO 們的日常習慣也被用來佐證他們不是凡人：蘋果 CEO 庫克、迪士尼 CEO 鮑勃·艾格 4 點左右起床的習慣，或者為了節省時間，扎克伯格和喬布斯永遠穿一套行頭（扎克伯格在政府活動上的正裝、喬布斯 40 歲之前對各路奢侈品牌的偏愛永遠在這些勵志故事裡被抹去）。
雖然有挺多渲染，但事實上，CEO 們責任確實越來越大，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今天大公司 CEO 們管理的財富規模比 60 年前要多十倍。以《財富》500 強門檻變化為例，1955 年排前十的公司裡，CEO 掌管至少 159.18 億美元的生意。到 2018 年，這個數字已經乘以 10，變成了 1573.11 億美元（已按 2018 年幣值計算通脹）。
這些變化從 1950 年代開始。二戰之後，波及整個大陸的戰爭再也沒有發生過，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商業增長環境，公司業務不再只侷限幾個區域，開始遍及全球。
與此同時，人們加入公司，作為一個“公司人”工作一輩子，用自由換來穩定收入和可期的未來。而管理這些公司的人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最早意識到這個趨勢並推波助瀾的公司可能是麥肯錫，它的合夥人阿奇·巴頓（Arch Patton） 從 1951 年代開始發佈的報告超過 60 篇，論述公司管理層收入的增長速度遠不及員工收入。這個論述幫助麥肯錫拿下一個個公司重新設計薪酬體系、拉大管理層與員工收入差距的諮詢業訂單。
雖然巴頓在很久以後說自己對此感到愧疚，但過去半個多世紀裡公司薪酬體系的變化確實是越來越傾向於管理層拿高薪，推動公司增長、為股東帶來更高收益。
彭博社的數據顯示，1950 年至 2013 年以來， CEO 跟員工的工資比例增長了 1000%。500 強的 CEO 拿到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 204 倍。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數據也表明，標普 500 的公司付給 CEO 的薪水與其公司的市值成正比。CEO 治下的公司市值漲得越高，他的薪酬也就越高。
我們經常能在各大上市公司的財報上可以看到該公司股價的階段漲跌情況，這是華爾街最關心的事情之一。
而 CEO 薪水則跟公司股價高度掛鉤。比如庫克，達到股東對股價漲勢的要求時，拿到的獎金遠比工資要高。2017 年庫克拿到的薪酬總額為 1.02 億美元，其中 8900 萬美元為股票形式發放的獎勵。股票獎勵源於他任職期間蘋果公司的股東回報率、超過了標準普爾 500 指數公司中三分之二的公司。在他拿到的 56 萬股股票的獎勵中，一部分是限制性股票，作為繼續留任公司 CEO 一年的獎勵。
在這樣一種激勵和考核機制下，CEO 的經營策略免不了會更著眼於如何提高公司當下的股價。一年有四季財報，這會讓 CEO 傾向每三個月為一個週期做一個計劃，而不再專注公司長期發展策略。同時，一旦 CEO 形象出現大問題或者經營決策失誤導致公司市值受到損失，也更容易被董事會不留情面的解僱。
但對於由創始人擔任 CEO 的公司來說，董事會要開除他們並不容易，即使他們已經對公司和股東利益造成影響。
馬斯克 8 月被《華爾街日報》問及誰能取代他時，說沒有人比自己更合適特斯拉 CEO。“不是我堅持要做 CEO，”馬斯克說。他表示擔心如果他辭職了，特斯拉會陷入危機。
而 Uber 的前 CEO 卡蘭尼克，在其二把手傑夫·瓊斯 3 月離職後，一直消極牴觸公司繼任者，最終引發投資方與其攤牌。
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阿斯沃斯·德莫達蘭說，現行的激勵機制下，科技公司是由一群患有所謂“史蒂夫·喬布斯綜合症（Steve Jobs syndrome）”的人管理。“CEO 都想成為像喬布斯那樣的明星——推動一間公司成長為巨頭的人。”
創始人們尤其如此，在喬布斯的傳奇大逆轉之後，有了越來越多公司創始人重新出山的故事。
星巴克舒爾茨 2008 年迴歸拯救停滯的公司業務；張忠謀在金融風暴中回到臺積電；攜程、華住、宏碁、戴爾、Twitter……甚至早已變成大慈善家的蓋茨也在 2014 年微軟舵手交替之時再次擔任顧問、拿出 30% 的時間來管理公司。
但就像德莫達蘭教授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的，“每一個成功的蘋果背後，都有 100 家想要達到同樣成就的公司，重重摔在谷底。”
研究也證明 CEO 走得越來越快，而創始人被取代同樣普遍。哈佛商學院的教授諾姆·沃瑟曼針對 1990 - 2000 年初的 212 家美國初創公司調查，發現在拿到風投的第三年後超 50% 的創始人不再是 CEO，大多數創始人都在公司壯大過程中交出了公司的控制權。
新的防範機制正在討論之中
無論是學者的研究統計，還是局外人的直接觀感，董事會解僱醜聞在身的 CEO 在大多數地方已經司空見慣。但這畢竟是一種事後急救措施，對公司股價、業務、聲譽的負面影響多數時候也已經切實發生。
因此，關於董事會如何制約 CEO 的權力以及減少甚至隔離其不當行為對公司帶來的影響，多年來一直是最熱門的企業管理話題之一。目前多數上市公司分割董事長和 CEO 的職責（中國公司法中的“總經理”其實就是 CEO），就是這種探討的成果之一。
醜聞的頻髮帶來更多制衡方式的討論。思略特數據顯示，CEO 集權的現象正在減少，從2012 年的 48% 降至 2016 年的 10%。這也是 CEO 容易被開掉的一個原因。
隨著醜聞頻發，更多的制衡方式仍在討論，並且陸續出現。
“董事會還需要設立更高的標準，“Bagley 戰略諮詢公司的 CEO 康斯坦斯·巴格利在談到降低 CEO 不當行為對公司造成的風險時，提出包括任命道德委員會、組建綜合性且可以制衡 CEO 的董事會的建議。
倫敦的投資公司 Governance for Owners 合夥人 Simon C.Y. Wong 也在一篇博客中撰文寫道，要建立能夠制衡 CEO 的董事會，要確保非執行董事地位與 CEO 同等或者更高。
他舉例在英國，董事長通常能夠獲得管理層的尊重，因為他們的年紀一般都比 CEO 們大十歲左右，而且他們成功領導過大型公司，或者是通過其他途徑取得過突出的成就。Simon 援引一位英國獨立董事解釋說：“得有這麼一個人，在必要時敢對 CEO 說‘你簡直像個白痴’。”
曾看好特斯拉的風投公司 Loup Ventures 的董事總經理基恩·蒙斯特，在給特斯拉董事的公開信時提及，該公司應該創建一個綜合性董事會。他拿了蘋果的董事會為例，其成員包括 Genentech 前 CEO 亞瑟·萊文森、迪士尼 CEO 鮑勃 ·伊格爾、波音前 CFO 詹姆斯 ·貝爾等擁有管理經驗豐富的國際公司高管。
對於未上市公司內高管、創始人的權力制衡也在進行。韋恩斯坦事件後，華爾街多了一個“韋恩斯坦條款“，指的是在併購交易中加入相關條款，除了要求賣方就其高管行為符合社會行為規範的陳述與保證之外，還要求賣方對於買方因賣方高管的不良行為或者醜聞（包括性醜聞、性不當行為等）而導致的公司損失進行損害賠償。
這些提議和方案的確能在各方面有效約束 CEO 的行為，減少不當行為對公司的影響。
但是另一個現實是，從來都沒有一個可通行天下的最佳公司治理機制。而在談論 CEO 功過的時候，一個事實往往被忽略：綜合公司內、外部的利益相關者，解聘 CEO 的行為更像是拋出替罪羊，而不是在尋找解決方案。
製圖/鄭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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