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電影節落下帷幕。
金獅獎影片[羅馬]好評如潮。
看完這部影片感觸最深的一點在於,導演阿方索·卡隆在上一部科幻影片[地心引力]大獲成功之後,竟然主動放棄了繼續在好萊塢拍攝商業片。
他選擇了回到故鄉墨西哥,重拾起自己的年少往事,拍攝了這部高度私人化的電影。
[羅馬]完全採用黑白影像,以40年前動盪的墨西哥為背景,通過散文化的方式描寫了一個普通家庭在社會劇變下游離的命運。
將細末的家庭生活與宏大的時代背景相結合,突出時代對個人的影響和塑造。
這不禁讓人想起29年前的一部故事格局、鄉土氣息都十分相似的金獅獎影片。
這便是中國人在威尼斯第一次奪得最佳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在侯孝賢導演冷靜、客觀而又充滿詩意的敘述下,將臺灣地區的一段沉痛歷史和極具地方色彩的生活景象,真實、細膩的呈現到觀眾眼中。
[羅馬]中70年代的墨西哥城,[悲情城市]裡二戰後的臺灣島。
表面上,兩者毫無干係,但實際上卻不約而同地都給予了身處遙遠的觀眾親切而熟悉的感覺。
最平常的生存、死亡和生活,世界各地的人們,並沒有什麼不同;任何一個時代,也都是驚人的相似。
無論是阿方索·卡隆,還是侯孝賢,他們都抓住了人類社會這種共同而永恆的情感。
如今,當我們再次回顧這部[悲情城市]時,竟發現它所散發的風味,仍在隨著時間不斷地發酵,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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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中的城市,本指基隆。
侯孝賢原來是要講述一個關於基隆港走私的故事,後來趕上國民政府解嚴,於是就把故事的時間提前了一代。
故事的地點也從基隆港延展到了周邊的九份和臺北,甚至無形中涵蓋了整個臺灣省。
故事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為開端,林家長子林文雄的孩子,正好在這一天出生。
這樣一個場景已經預示了,這個家庭的未來與時代之間有著無法割離的聯繫。
那真是一個多事之秋。
日本人走了。國民政府來了。臺灣島的格局,正悄然發生著改變。
電影主要有兩條線索,一條是本地的林文雄一家與“上海幫”之間的衝突,另一條則是陳儀政府對臺灣島所犯下的“二二八事件”。
陳儀藉此次事件,對當地抗議的群眾進行了大規模鎮壓,屠殺了諸多臺灣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悲劇。
悲情,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面容。
電影並沒有直接而激烈地去展示那個時代的衝突和憤怒。而是通過聚焦一個普通家庭的變遷,反映了普通人在那個時代遭受的影響。
這也正如今年的[羅馬]一樣,鍾情於用這樣平視的歷史視角,抒發自己的人文關懷。
一個家庭,一座城,便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林家一共四個兄弟。其中老二在戰爭期間被徵去菲律賓,從此杳無音訊,並未在電影中出現。
長子林文雄經營商行,是全家的經濟支柱。因三弟的事情,與“上海幫”發生衝突,在搏鬥中喪失。
老三林文良從上海歸來,精神很不穩定。受“上海幫”慫恿,走上走私販毒的道路,後來遭陷害被捕入獄,再出來時已成廢人。
老四林文清自幼耳聾,以照相為生。與吳寬榮等民主進步人士結為摯友,常常相聚。後來和吳寬榮的妹妹成婚。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牽連,最終被抓。
林家四兄弟瘋的瘋,死的死,一代人就這麼靜靜地消亡在時代的洪流裡。
而留下的人們,繼續生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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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的意義,不止在於觸及到了那個沉痛的年代。侯孝賢所採用的獨特敘述方式,也成為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侯孝賢自臺灣新電影運動開始後,不斷豐富自己的電影語言,幾乎完全憑藉自己的直覺,建立起了一種獨特的影像風格。
正如曾任《電影手冊》影評人的奧利維耶·阿薩亞斯所評論的,侯孝賢是一個“自然的導演”。
這種風格,在[悲情城市]之前主要由一些追憶青春、反思成長的寫實電影而產生和發展,到了[悲情城市]時,手法已十分成熟。
得益於政府的解嚴,宏大而沉重的歷史背景與這種敘述風格,相得益彰。
侯孝賢利用自己的方式,在講述這段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時,既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又富含時空相隔彌留下的韻味。
目前已經有太多關於侯孝賢電影藝術風格的研究和探討。
大體上,基本包括了:
- 固定長鏡頭形成的時間性;
- 遠景構建的旁觀視角;
- 大景深傳達的空間感;
- 反戲劇化敘事;
- 非職業演員與方言運用;
- 間離 的情緒表達;
- 詩意化的光影構圖,等等。
首先,固定長鏡頭的技巧,由於操作簡便,節省經費,成為許多年輕導演效仿的模板。
但這種看似簡潔的拍攝方式,背後卻有著深厚的功底支撐。
這裡面實際上反映了侯孝賢對電影藝術本質的理解,也是對於時間的體驗結果。
就像是他常用的畫框鏡頭,利用房間的縱深、傢俱的形狀等,讓鏡頭營造出豐富的空間感。
侯孝賢所拍攝的大部分場景,無非就是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吃飯、工作、喜事、喪事。他通過這些日常點滴,匯成一場對時代的記錄。
而他在主觀的情緒控制上,又做到了十足的剋制。他總以一個遠處的旁觀者視角,冷靜地觀察故事的發生、發展。
還有在敘事間隙插入的遼闊的空鏡頭,即是導演希望借景抒情。
另外,在情節的推動方面,他又儘量避免了任何一點的戲劇化的表現。
例如,在[悲情城市]中多次採用的閃回手段,讓時間總是發生一定的跳躍,再通過角色的敘述,平靜地道出不久前的一段回憶。
侯孝賢尤為喜愛拍吃飯的場景,也許在他看來,這才最能反映出那個年代下人們最真實的狀態。
世事再怎麼艱難,最後還是得繼續著生存。掙錢,吃飯,哺育後代。
因此,[悲情城市]也用了一場日常的吃飯場景,結束了整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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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悲情城市]獲得金獅之前,侯孝賢的大名早已被國際電影人所熟知。
1984年,一部[風櫃來的人]成為他最早走向世界的代表作。而後的[鼕鼕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讓侯孝賢越來越成為世界電影關注的焦點。
侯孝賢在26歲時,才由著名導演李行帶入電影界,從場記開始做起,歷經副導演、編劇等多種身份,終於在33歲自己獨立執導了第一部電影[就是溜溜的她]。
初期他以拍攝帶有瓊瑤色彩、節奏輕快的愛情喜劇為主。不久之後,他便與楊德昌、吳念真等人開啟了臺灣新電影運動。
[悲情城市]可以算是侯孝賢的集大成之作,融合了過去幾年創作的所有方法和元素,並且又在此基礎上做出了進一步的突破。
他的御用編劇吳念真、朱天文,也為電影譜寫了清澈而雋永的文字,充滿詩意。
而且電影中涉及到了極其繁多的人物和線索,卻在侯孝賢的掌控下毫不紊亂,碩然蓬勃。
如鍾愛侯孝賢的作家阿城寫到,[悲情城市]赫然已經長成了“一棵大樹”。
當然,侯孝賢這種極具原生性的風格常常引起觀眾兩級相反的評論。
最著名也最有趣的例子,是在1993年戛納電影節上。同為那一屆的評委,伊朗導演阿巴斯表示看完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後振奮得睡不著覺,而加里·奧德曼卻抱怨這部片子連個演員的臉都看不清。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侯孝賢電影的藝術價值對後輩電影人的意義越來越凸顯了出來。
即使到了今天,諸多功成名就的導演都坦承自己多少受到了侯孝賢電影的影響。
今年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得主是枝裕和就曾說過:“如果沒有通過電影認識侯孝賢的話,他可能都不會成為一個電影導演。”
2005年的戛納頒獎禮上,獲得評委會大獎的賈木許在感謝詞中,特地表達了對侯孝賢的感謝,並坦誠自己永遠是侯孝賢的學生。
李滄東看完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後,非常震撼,驚呼:這個導演怎麼知道他的全部秘密。
而我們熟悉的賈樟柯,也曾坦言自己受到侯孝賢映像風格的影響很多,覺得侯孝賢的電影親切,又有力量。
事實上,這種對下一代電影的影響,至今還在繼續蔓延。
而侯孝賢對於年輕導演的價值,不僅僅是那些實際的技巧和手法。更重要的是,他對於作者意識的秉持,和對於真實表達的追逐,值得每一個電影創作者學習。
正如他自己所說——
“拍電影,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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