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中國古代也有座“羅馬城”嗎?


《漢書·陳湯傳》有這樣一段記載:公元前36年的秋天,由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率領的四萬漢軍分兵兩路,一路順大漠南緣,另路由北穿烏孫境至伊塞克湖,在康居與匈奴郅支單于的軍隊對峙。在漢軍營地,可以“望見單于城上立五彩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

中國古代也有座“羅馬城”嗎?


這支會列布“魚鱗陣”的軍隊引起了歷史學家極大的興趣。因為“魚鱗陣”一說,在中國古籍中是絕無僅有的記載。要將軍隊列陣佈局成為魚鱗狀,需經高度的組織訓練並有相應有陣列條規來指導。這對於任何遊牧部落或其他未開化民族來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像匈奴人這樣的遊牧部落,打起仗來多憑藉勇敢,一擁而上,往往無章法可循。而佈局周密的陣列只有在訓練有素的職業軍隊中方可實現。於是,這支訓練有素、會擺“魚鱗陣”的軍隊就成了一個始終未解的謎。


中國古代也有座“羅馬城”嗎?


1955年,英國牛津大學學院研究員德效蹇(H·H·Dbs)教授在一次演講中提出,中國人在郅支都城見到列於城門兩側的是典型的羅馬陣列龜甲刑攻城陣,這種陣列其他軍隊不曾用過,他們使用的是長方形盾板,其正面呈圓凸狀,手持盾板上端的土兵並肩站在一起,這種景象若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平視繪畫者看來,必然極似魚鱗。1957年他在《希臘與羅馬》( Greece and Rome)刊物第2期上發表了長文《古代中國的一座羅馬城》,認為甘延壽陳湯在這次戰爭中斬郅支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凡1500餘人,生擒145人,降虜千餘人,並將這些人分配給了派兵助戰的城廊諸邦15國。德效蹇斷言上述145人即布以魚鱗陣的“百餘人”,因為145名羅馬人並未投降,當他們見到郅支被殺後,立即停止了抵抗,並且很可能仍然保持其難以攻克的隊列。他們也可能自願選擇降服於中國人。於是,他們被安置在一個特設的邊境城鎮之中,該城就以漢代對羅馬國或羅馬人的稱謂“驪靳”命名。他還從文化語言學上加以論證驪軒”一名,是希臘 Alexandria-名的縮音,本指埃及的亞歷山大,因為中國人無法分清羅馬與亞歷山大兩個地方。《漢書地理志》稱:“驪靳莽曰揭虜”,即王莽篡漢帝位後根據孔教“正名”之訓,將驪軒改為“揭虜”可以理解為,一為“攻城之戰中俘虜之夷敵”,二為“夷人聚居繁衍”。也從另一側面證實,這確是中國俘虜了這些羅馬軍團的兵士並將他們集中於靠近西部邊境的這座城使其戍邊。


中國古代也有座“羅馬城”嗎?


這座中國境內的羅馬城,到公元746年西藏(吐藩)人佔領之泡一存在著。唐代著名學者顏師古曾考察過這座城中居民對該城名的奇音,認為當地人將該城中國名稱中間的兩個音合併為一個音,讀成- ghian,他們很可能是用那種方法來表達 Alexandria這一詞中X的發音因為這個音在漢語中是沒有的。

澳大利亞專家戴維‘哈瑞斯為搞清這一支會擺“魚鱗陣”的外國軍下了大量的功夫,得出了與德效蹇教授相類似的結論。

他所掌握的材料表明,公元前60年,羅馬的龐培因征戰有功而受元老院的褒獎。但當他以一個普通市民身份返回羅馬時,他發現自己在政治上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這時愷撒和克拉蘇與他聯合互助,形成“三頭同盟”。


中國古代也有座“羅馬城”嗎?


公元前5年出任敘利亞總督的克拉蘇因為缺乏羅馬人所敬重的軍事上的建樹,不顧手下將領的勸阻,急不可耐地發動了對帕提亞的戰爭。公元前54年,他率4.2萬人的軍隊入侵帕提亞。帕提亞軍在卡雷(ahae)迎戰。帕提亞軍主要以陣地弓箭手組成,他們包圍了羅馬人,發箭如雨,經久不斷帕提亞騎兵在羅馬步兵的衝鋒之前便開始撤退,並在坐騎上向後張弓放箭,致使羅馬人束手無策,他們唯有組成一方陣,立盾牌於方陣四周。這是一典型的羅馬戰術隊形,即迭鎖盾龜甲形攻城陣( estudo),而帕提亞軍卻從盾牌的上方及下方射入利箭,殺傷大量羅馬軍,克拉蘇在這場戰爭中被殺羅馬軍2萬喪生,1萬被俘。有近14的士兵逃至敘利亞。一支部隊則由克拉蘇的兒子率領,經過10多年艱難曲折,成為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漢軍與匈奴一戰之後,他們消失在中國境內。


中國古代也有座“羅馬城”嗎?


然而,1962年著名的史學家余英時在其英文著作《漢代中外經濟交通》一書中對德效蹇的論點予以駁斥。他提出依照漢朝制度,設縣至少要有幾千人口,145名羅馬軍不可能設縣。德效蹇的推測根據不足,

可能是受了王先謙(漢書補註)的誤導。臺北專門研究秦漢史的學者那義田也認為以上兩說,誰是誰非很難認定。

1989年澳大利亞的戴維哈瑞斯再度來華,尋求破謎途徑。他與蘭州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的關意權和在蘭州大學任教的前蘇聯專家,維瓦謝尼金合作,在一份公元前9年的地圖幫助下,已確定了“羅馬城”位於蘭州西北約300公里的永昌鎮附近。並準確地找到了這處廢墟,至謎案的最後破譯,我們還有待於確鑿的考古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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