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20多個城市緊急推出樓市“救市”新政。
這符合我之前的預測：“疫情後，地方政府放鬆房地產調控的可能性增大，會出臺政策刺激地產保增長。”
只是各地救市之急切、行動之迅速、花樣之豐富、加槓桿之兇猛，令人眼花繚亂。
如河南駐馬店下調首付比，公積金貸款首付比從30%下降到20%，這相當於將購房的槓桿放大到了五倍。
浙商銀行也放大了購房槓桿，將非“限購”城市的首套房首付比從原來的三成調降至二成。
如蘇州的土地新規，取消現房銷售和封頂銷售的限制，試圖促進地產商快速“回血”。
這種加槓桿的樓市寬鬆政策，在去年是萬萬不敢出臺的。畢竟，守住高首付比是中國防控樓市風險的關鍵政策。
又如湖南衡陽用財政補貼樓市，購買新房和存量住房，所繳契稅稅率為1%的，由市財政按所交契稅對購房人予以全額補貼；稅率1.5%的，補貼2/3；稅率2%及以上的，補貼50%。另外，新房項目地下車位首次出售的，財政補貼1000元/人。
還有浙江杭州搶人才、救樓市兩不誤，A類高層次人才最高可享受住房補貼800萬，B、C、D類人才分別給予200萬元、150萬元、100萬元購房補貼等。
這種直接補貼樓市、補貼高層次人才的做法，令人感到困惑：財政稅收到底該用在何地？救助窮人，還是補貼精英？補貼購房者、開發商，還是無立錐之地的窮人？
本文以疫情之下的樓市新政為切入點，分析疫情對樓市的衝擊，政府該不該救樓市，以及公共政策該如何合理“救市”。
01. 疫情對地產的衝擊
對房地產行業來說，新冠疫情是一次突發的現金流“事故”。
疫情信息公開後，房地產銷售、建設、投資及土地拍賣全面停止，房地產的韌性備受考驗。疫情中斷了房企高週轉，現金流壓力大增及負債率上升。
疫情對樓市的打擊，“顆粒無收”事小，終結高週轉事大。
近些年，中國房地產已演化為一種高週轉、高槓杆的金融項目。
可能很多人不瞭解，高週轉對房地產的重要性，高週轉可以說是大型開發商的“生命線”。
高週轉模式，極限壓縮從拿地、建設、去化到資金回籠整個週期時間。開始是萬科提出來的，即萬科5986高週轉模式：拿地5個月即動工，9個月銷售，第一個月售出八成，六成產品必須是住宅。
後來，因擔心施工安全及房屋質量，萬科放棄了高週轉模式。但是，碧桂園繼承了這一模式，並在近些年將其發揮到了極致。
碧桂園的高週轉被業內稱為“456模式”，即拿地4個月開盤，5個月資金回籠，6個月資金再週轉。
中國地產業高週轉提速，大概在2015、2016年開始。當時，中國剛剛全面啟動“供給側改革”，全國房地產進入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的關鍵階段，樓市調控升級，市場走勢撲朔迷離。
這一政策轉向，對房地產供給來說意味著：
一是供給端產能過剩，需要快速出清。
二是房地產企業“喜提”貨幣的年代結束，資本面緊縮，融資成本大增。
2016年，資管業務監管政策密集出臺，過去三年的資管大潮快速退潮。資管新規落地後，小型地產商通過資管、私募融資的渠道大幅度縮窄，融資成本攀升。
此時，房地產企業，怎麼辦？
2016年左右，房地產企業面臨一次拉開級別的戰略選擇。
很多小型地產商，陷入流動性困境，不得不壓縮產能，快速“回血”求生。
而中型地產商和部分地產巨頭，卻採取了相反的策略。中梁、泰禾、陽光城等中型地產商，紛紛效仿碧桂園的高週轉模式，逆勢加槓桿，玩轉高週轉，虎口奪食，狼吞虎嚥，試圖快速躋身全國性大型地產梯隊。
為什麼這些地產商逆勢而行？
當時，“跑步進入行業前30，否則死掉”，成為業界的共識。
中型地產商面臨“生與死”的兩難選擇：
要不逐漸收縮，控制成本和現金流，甘願做地方小企業；
要不放大槓桿，快速躋身前30強，邁過千億大關，依靠規模與商業銀行、地方政府形成利益共同體。
於是，大型及中型地產商攻城略地、速戰速決，將高週轉玩到極致。
根據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佈的“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500強”報告，2017年，500強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存貨週轉率從0.35驟降至0.16，到2018年又下降至0.13。
三年下來，高週轉給中國地產業帶來什麼？
一、中國地產規模快速膨脹，三四線城市價格普漲。
房地產，是一個地方性極強的行業，地產商只能避重就輕，攻擊三四線城市，借棚改貨幣化之勢，在三四線城市攻城拔寨，全國房價應聲上漲。
例如，從2016年到2018年，中梁控股，銷售規模從一百億躍升為千億，挺進地產前20強。
2016-2018年，中梁分別拿到63塊、119塊、221塊地，其中有34塊、88塊、168塊地位於三四線城市。這匹黑馬，採用極致高週轉模式，攻佔三四線城市，被業內稱為“三四線城市收割機”。
二、經濟槓桿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家庭以及房地產企業的負債率快速上升。
房地產高週轉，是一種“大而不倒”的商業邏輯，本質上是一種金融邏輯。
高週轉，相當於快速地將地產推入金融高速軌道，即利用最少的時間，最大的槓桿，把規模做到最大。其實，這是一種無限接近“空手套白狼”的玩法。
為了快速擴大規模，中型開發商大量採用合作槓桿，使用資管、信託等高成本融資手段。
大、中、小型房企的合作槓桿率分別為0.19、0.24、0.16，中型房企的合作槓桿率明顯高於大型房企。
我們還看中梁，中梁的擴張資金主要來自信託、資管——一個叫忠信資本的資本運作平臺。去年中梁招股書數據顯示，截止2018年底，中梁還有109個信託或資產管理計劃尚未償還，總額達到147億元，佔借款總額約54.5%。
我們再來看這家公司的負債率變化：2015年為1335%、2016年為1790%、2017年為339%、2018年為58%。
猶如過山車般驚心動魄的負債率曲線，說明中梁高週轉是一種極端槓桿模式。
這些年，高週轉放大了房企的槓桿，加劇了房地產的脆弱性。事實上，過去兩年，銀行信貸收緊，地產商融資成本增加，一些中小房企資金鍊斷裂。
但是，這條負債率曲線也說明，一旦房企拿到“安全門票”，便容易通過傳統渠道融資，如銀行信貸、股票市場，從而降低負債率。
所以，高週轉導致房地產市場更加脆弱、銀行風險更大、土地財政依賴度更高。通過這輪高週轉，大型房企與銀行、政府形成高度關聯的利益共同體。
終結高週轉，深層次的壓力在銀行和政府身上——金融風險、政府債務風險以及土地財政。
目前，中國經濟槓桿率屬於什麼水平？
2019年，中國政府部門槓桿率為51%，居民部門槓桿率為52%，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為154.5%。
目前，中國的宏觀槓桿率已經超過美國，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意味著中國未富先“債”，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於債務。
再看土地財政到了什麼程度，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100%的城市，有廣州、武漢、南京、杭州、昆明、南寧、太原、長春。
所以，政府救樓市，表面上救開發商，其實是在救銀行、救財政。
疫情期間，地方政府准許開發商延期繳納土地出讓金、延期繳稅，減免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降低信貸門檻，給房企提供信貸支持；開放售樓處，降低預售門檻。
房地產商與所有企業一樣對這次疫情毫無準備，打斷了房企的高週轉，勢必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甚至加劇房企倒閉。
蘇州的土地新規，取消現房銷售和封頂銷售的限制，這其實很明顯地在支持高週轉，促進地產商快速“回血”。
很多人會問，地產商賺了這麼多錢，難道扛不過這幾個月嗎？
在高週轉的推動下，每一個項目就像接力跑，從拿地到銷售，一環套一環，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資金快速滾動。公司利用快速週轉的現金流及快速獲得的土地，從銀行、資管等渠道獲得資金。
這就相當於負重快速奔跑過浮橋，是停不下來的，一旦停下來則掉進河裡。一旦銷售終止或銷售快速下降，新項目融資成本高企，同時支付利息的壓力巨大。
那麼，樓市非救不可嗎？
02. 到底該不該救樓市？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這次疫情，政府必須施以援手。
通常，經濟正常波動，政府不需要救市，更不能深度介入市場。但是，這次不一樣，因為疫情的突然爆發導致市場中斷，這並非“正常”的經濟波動。
疫情爆發初期，疫情信息未能流動，市場沒有接收到信息，導致供給系統失靈。當疫情信息公開後，政府接管、嚴控，市場被迫中斷，企業猝不及防，打亂了企業主的預期。
政府救市的目的是，修復企業及家庭資產負債表，幫助市場恢復正常的供給系統，幫助企業主重構市場預期及信心。
但是，政府出手，不應該是救樓市，或是救車市，亦或是救任何一個產業、市場或企業，而應一視同仁地“救市”。
什麼意思呢？
救助任何一個產業、一個市場或一家企業，都是對市場競爭規則的破壞，對其它企業、競爭對手及個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我們習慣於站在集體的角度，民族大義的角度，國家利益的角度，支持救樓市，等於穩增長，等於救經濟，等於救每一個人。
其實，這種觀念，不但錯誤，而且富有欺騙性。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救樓市其實是救開發商、救銀行，跟普通人沒有關係。
即使救樓市，跟你有關係，對別人來說也是不公平的。比如，政府拿稅收補貼樓市或車市，為什麼這筆錢不給傢俱、電子、農業、互聯網呢？為什麼不用這筆錢來補償新冠肺炎患者？為什麼不用這筆錢來補償因疫情破產的企業主、因疫情失業或被降薪的工人？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所謂有益的補貼是有害的——尤其是對比較貧窮的階層人士來說——其有害程度甚於任何一種對生活必需品的沉重課稅。
斯密的追隨者、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用“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解釋的更清楚。
他曾經寫過一篇反諷文章叫《蠟燭製造商關於禁止太陽光線的陳情書》。這篇文章說，陽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後，蠟燭工人的工作減少了，所以蠟燭商希望國會議員阻止大家使用陽光。
國會的力量阻止人們使用陽光，可以讓蠟燭銷售量更高，利好於蠟燭廠商及工人，這是看得到的。
但是，難以被發現的是，人們使用陽光，不需要這麼多蠟燭工人，這些工人也可以幹別的工作。只是具體的別的工作，不容易看到。
其實，消費者本來可以免費使用陽光，如今卻要花錢買蠟燭，這無疑是用消費者的損失來填補蠟燭行業。
巴斯夏認為，國家不能補貼高雅藝術。他的理由是，當國家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高雅藝術的時候，那些錢就不能用到別的地方去了，就肯定有人在別的地方受損了。
市場競爭的基本原則是公平競爭。救助了一家犯錯誤的企業，實際上是在懲罰許多決策正常的企業。救助一家企業，其實是破壞了市場規則，破壞規則的代價卻是全體國民來支付的。
有些人說，哪來的這麼多公平，政府只能顧及整體、大多數人的利益。
其實，這不是少數人利益、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這裡麵包含了一個深刻的市場理論，那就是私人契約。
市場競爭，不支持公共契約，不支持大多數人的利益，甚至不支持民主投票，只支持個體的私人利益。
什麼意思？
比如說，通過民主投票，即使多數票贊同救樓市或救某一家企業，也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即使救助某一企業或市場，表面上利好於大多數人，但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樣做，短期損害了那些被忽視的少數人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同等重要），長期則不利於所有人的利益（社會福利的損失）。
如果自由競爭訴諸於民主規則，其實屬於“多數人的暴政”。奧派經濟學家哈耶克有一個著名的觀點，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但是不是自由競爭的規則。
那麼，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及聯邦財政部救助兩房、花旗銀行、美國國際集團等又是怎麼回事？
這種行為也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在美國同樣遭受詬病。
這裡的核心問題是，貨幣是私人契約還是公共契約？
當年，美聯儲的出資人是美國各大私人銀行，從出資人的角度來說，它是一家“私人企業”。它成立的目的，便是為這些出資人（即各聯儲銀行，後擴展到投資銀行及大型集團）兜底，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在危機時施以援手。所以，美聯儲與聯儲銀行之間其實屬於私人契約。
但是，美元又是法定貨幣，具有強制性及國家屬性，屬於美國國民的公共契約。美聯儲是一家公共貨幣發行機構，而不是聯儲銀行的私人企業。
這個公共性質，與前面的私人契約就形成了衝突。危機爆發時，美聯儲就陷入兩難，如果不施以援手，其實是違背了最初成立的契約，也不符合最後貸款人的定位；如果救助聯儲銀行及大型企業，則侵害了公眾利益，相當於用公共資源補貼私人企業。
根本上，經濟學家需要反思白芝浩原則：央行作為公共機構，貨幣作為公共契約，為特定利益群體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其實是違背市場規則的，即使經濟學家一再將這一施救的程序變得更加嚴謹、“正義”。
貨幣是市場中唯一的公共合約，剩下的都是私人契約。啟用貨幣手段、財政手段救市，應該“一視同仁”，不宜針對性施救。政府幹預市場讓一些人得利，定然導致另外一些人受損，更是破壞了私人契約、市場競爭規則。
所以，任何打著公共利益的救市政策，都值得警惕。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尤其不能刺激樓市。為什麼？
原因有三：
一、刺激樓市，助長樓市泡沫化，加劇經濟的脆弱性和風險。
受疫情衝擊，信貸資金流向樓市的閘門在鬆動，降低首付比的口子打開，這些政策其實是在增加經濟槓桿率。
很多人認為，房價下跌，樓市萎縮，房企倒閉，經濟衰退，政府救樓市，不一定讓房價上漲，支持維持市場穩定，從而穩增長。
這種觀點是樸素的，但不瞭解經濟運行的規律。
刺激樓市，即使房價不上漲，至少造成三個糟糕的結果：
一是負債率上升，泡沫風險更大。
新冠疫情是一次非典型的壓力測試，看看中國經濟的韌勁，看看中國企業及家庭還有多少現金流來支持負債。
若繼續刺激樓市，房地產將進一步吸收中國家庭的現金流，負債率進一步上升，其實是用一個更大的泡沫覆蓋原來的泡沫，試圖將風險往後推。
二是投資邊際收益率持續下降。
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經濟規律。
近些年，中國投資收益率，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自2014年開始，央企及民企（上市公司）的投資率從40%左右下降到了20%左右。
為什麼呢？
最近，山東、江蘇、安徽、河南、貴州按下基建投資“快進鍵”，涉及投資規模逾萬億元，試圖快速追回疫情的經濟損失。
但是，當技術沒有進步，持續追加投資的結果是，邊際收益率持續下降。過剩的高速、機場等基建，帶來的效益是負的。
有人說，保樓市，是保信心。刺激樓市保增長，如抱薪救火，何來保信心。對有識者而言，這種觀點，屬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對無識者而言，這種觀點，如謊報疫情，屬瞞天過海、糊弄國人。
三是貧富差距擴大。
房子建起來，並不是有人買就是好事。樓市，是消費市場，也是投資市場。樓市火熱，有可能是貨幣現象。
所以，刺激樓市可以給經濟帶來規模，但卻無效益；給一部分人帶來財富，但給另一部分人帶來損失。
二、刺激樓市導致中國在貿易摩擦中更加被動，阻礙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局。
過去一年多，中國樓市的調控主旋律是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嚴控信貸資金流向樓市。
為什麼？
中美貿易戰給中國樓市設置了高壓線，房價繼續上漲或泡沫繼續擴大，匯率風險則更大，資金外流的風險也更大，進一步開放尤其是金融開放的壓力就更大，中美貿易談判就更加被動，宏觀政策更加乏力。
今年1月份，中美簽署了第一階段的經貿協議，雙方達成共識，維持匯率穩定，避免競爭性貶值，避免干預匯率，保持匯率市場的透明度。
如果釋放貨幣，刺激樓市，泡沫增加，會促使資產及貨幣貶值的壓力增大，影響匯率的穩定性。這時，若逐漸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外流和匯率市場的風險難以預料。
有人覺得，保樓市實則穩增長，穩增長與促改革兩不誤。這種觀點是理想主義的，阻礙了改革的進程。
如今只要發放貨幣能度日，刺激樓市能保增長，則無決心啟動真正的改革，導致改革拖而不決。
所以，於理論於形勢，於規律於問題，不可刺激樓市。
03. 政府應該如何“救市”？
我曾說過：“需要提防的是，宣佈偉大勝利後，反而強化了對市場的不信任以及對舉國體制的依賴；此後，再以抗擊疫情、恢復經濟之名，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大搞低效基建投資，放鬆房地產調控，刺激房地產保增長。”
被很多社友言中了，這一擔心很快得到證實。
當然，我不反對救市，正如上面所說的，這次疫情，我主張救市，關鍵看怎麼救，政府救市的正確方式是什麼？
一、救市，重在政府讓利。
真正的救市，不是救某個產業、某個市場、某家企業，而是重新劃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利益格局。
為什麼這時政府要向市場、國人讓利？
企業及國人納大量的稅收供養龐大的公共系統，希望爆發戰爭、大蕭條、自然災害時，政府能夠動用公共資源及公共權力，維持社會及市場的穩定。
疫情之下，政府需要向市場讓利，修復企業及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比如，政府大幅度減稅、降費、降社保，甚至短期內免稅、免社保。
我們看到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舉措，但我認為，中國的稅費、社保還有相當的下降空間。
為什麼？
因為中國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國有資產，這些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肩負的責任是什麼？說白了，就是幫助我們納稅，支撐政府及公共系統。
按全口徑統計，中國的宏觀稅負為35.2%，高於美國的26.3%（澤平宏觀）。所謂全口徑，除了公共財政收入外，還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讓金，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主要是央企及國企上繳的利潤。
因為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這兩部分存在，企業及國人上繳的稅費應該大幅度下降。只有這樣才能降低中國的宏觀稅負，真正做到讓利於民。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義先驅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賦稅論》闡述了這一方法。
威廉·配第在談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徵稅時，提出了另外一種辦法：從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部土地中劃出大約六分之一的土地，大約四百萬英畝，作為國王的領地。國王收取地租，大約為兩百萬鎊，作為稅收以支持公共開支。
威廉·配第認為，國有地租等同於納稅，那麼民眾就可以免稅，或減少納稅。他說，這種方法比較適合新的國家，比如愛爾蘭。如果愛爾蘭實施這種辦法，那麼任何在愛爾蘭購買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繳納原本英國繳納的免疫稅。
威廉·配第說：“如果一個國家平時就把地租的一部分以徵收土地稅的形式留給國家，而不需要對國民徵收臨時的或突然的稅收，那麼，這個國家一定是一個幸福安康的國家。”
有人會說，政府負債率也在上升，疫情也導致政府收入下降，財政沒錢怎麼辦？
我們國家所有的土地，都是國有性質和集體性質（遠超配第所說的六分之一），還有數額驚人的國有資產，每年出售土地的收入以及央企的利潤驚人，僅菸草公司的利潤就達萬億之巨。
更重要的是，央企及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偏低，且存在繳納不足的現象，政府還有很大的徵收空間。
根據財政部與國資委制定的管理辦法，中央企業紅利的上繳分三種類型：菸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五個資源性行業，上繳比例為10%；鋼鐵、運輸等一般競爭性企業上繳比例為5%。
我們對比一下其它國家，法國國企稅後利潤上繳國家50%，瑞典、丹麥、韓國等國國企利潤需上繳1/3甚至2/3。
柳傳志曾建議政府收回大型國企利潤的一半，用來增加居民消費能力。若將利潤上繳比例提高到30%，菸草、石油等壟斷行業提高到50%，同時，大幅度劃撥國有資產填充社保賬戶，那麼政府財政則更加充裕，更能切實可行地降低企業及個人的稅費、社保負擔。
這次疫情來襲，民間對經濟憂心忡忡，主要還是因為政府有錢、央企有錢、極少部分人有錢，但是大部分國人現金及資產有限。
每次災害來襲，政府應多向市場讓利，向國人讓利。國人手上有錢心中不慌，也不給政府添亂，藏富於民才是抵禦經濟危機及不確定性的災害的良策。
二、救市，重在公共用品。
政府需要儘可能地將更多的錢還給市場，讓市場去支配錢，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
那麼，政府手上的錢，該怎麼用呢？
財政應該發放給高級人才作為住房補貼，還是投入到廉租房建設上？應該給比亞迪百億補貼，給房地產商補貼，還是應該給創業型企業、低收入者免稅。
救災與救市是兩回事，干預市場與建設公共用品也是兩回事，救災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責任。公共財政，應該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場補貼上。
完善的公共用品，有助於我們抵禦災害及風險。這次疫情給我們一個重大的教訓是，公共衛生系統建設不足、效率低下。
鍾南山院士說，中國疾控中心只是技術部門，地位太低，沒有行政權。他還說，SARS之後，很多研究就不搞了，對突發性事件重視不夠，沒有持續的科學研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在治療上有點束手無策。
事實上，SARS後，中國政府投資了7.3億，建立了一套“全國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但是這套系統在這次疫情面前沒有任何作用，甚至很多地方醫院根本就不知道或不會使用這套系統。
目前，中國有些領域的公用用品投入巨大但效果有限，比如反覆挖路，浪費驚人，給市民帶來不便；有些領域的投入則奇缺，比如基礎教育。
政府建設公共用品的經濟學邏輯是，降低市場的交易費用。完善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務，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場交易費用，有利於企業提升科技水平，有利於國人提高收入水平，從而更好地抵禦不確定性的衝擊。
三、救市，重在改革開放。
目前，我們最擔心的是，財政出錢，央行買單。
上面政府讓利和公共用品建設的錢，都應源自財政系統，而不能是銀行系統。為什麼這個錢只能財政出，不能銀行出？
首先，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實在太大了。最近七年，中國的M2從100萬億增加到了現在的200萬億。疫情之下，央行又推出了幾萬億。
其次，中國財政不缺錢，缺的是使用效率和效果。
第三，財政出錢、央行買單的模式，不是救市，而是加劇風險，拖延問題。
所以，真正的救市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目前，銀行系統和財政系統表面分開、實際關聯。這種制度存在諸多隱患，政府借錢太容易，增加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降低施政效率，擠出私人投資。
怎麼改革？
先看貨幣系統，貨幣系統缺乏獨立性，央行服務於宏觀經濟目標，政府刺激經濟便找銀行。這樣，貨幣閘門守不住，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央企投資，而私人企業融資成本很高。
貨幣系統的問題，不是數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旱的旱死，澇的撐死。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採取什麼樣的貨幣政策，而是改革貨幣制度。
具體建議如下：
一、明確央行的目標。
西方國家的央行目標非常明確，如歐洲央行、澳大利亞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通脹率。美聯儲有三個目標：通脹率、就業率及金融穩定。
目標明確，貨幣政策執行變得公開、透明且有效。當通脹抬頭時，緊縮貨幣；通縮時，擴張貨幣。
理論上，貨幣政策目標只能服務於貨幣價格穩定本身，不能服務於任何宏觀經濟目標（歐根貨幣目標優先理論）。通脹率作為單一制目標，其實是抓住了貨幣的本質。
目前，中國的央行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如此“清閒”。但是，央行還是需要明確其政策目標。什麼情況下擴張貨幣，什麼情況下緊縮貨幣，標準是什麼。
否則，央行就會忙成了四處救火的“央媽”：股市缺錢，放水；樓市缺錢，放水；股權質押暴雷，放水；財政缺錢，放水；疫情來了，放水。
貨幣作為公共契約，貨幣政策作為公共政策，任何為了非公共利益的“傾斜”，都可能帶來巨大的利益“輸送”，導致貧富差距擴大。
二、銀行系統與財政系統逐漸獨立。
雖然這兩個系統不可能一下子獨立，但這是大勢所趨，且到了不得不做的時候了。
央行與中央財政逐漸獨立。
貨幣政策目標只服務於貨幣價格穩定本身（如通脹率），而不服務於政府、企業或任何組織的利益，其實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央行系統的獨立性。
目前中國還很難做到，但是央行推行明確的目標，可以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至少是起到制約作用，“督促”財政政策更加有效。
2018年，央行與財政部“掐架”，“央媽”實在忙不過來，忙到最後貨幣政策被“掣肘”。左右為難之下，只希望“財爸”能夠積極一點。
商業銀行與地方政府逐漸獨立。
商業銀行的信貸為什麼多數流向國企，而不是私企？
這是體制的天然歧視。行長聽市長不聽市場，發行再多的貨幣，私營企業依然缺錢。
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打破行政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商業銀行也好，地方國企也好，都面臨市場競爭，自然向效益看齊。
打破壟斷的改革動力來自哪裡？
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是，開放倒逼改革。
三、逐漸降低利率，進而實現利率市場化。
這次疫情給我們一個大教訓是，在市場時代，任何一個機構都無法駕馭如此龐大複雜的資源配置系統。
近些年，金融整治後，貨幣調配權明顯向上集中，信貸市場收得很死，央行用盡渾身解數地調配貨幣，設立各種專項貸款、定向降準、降息。近期，央行設立了3000億元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還有1000億新增支農再貸款、3000億支小再貸款。
其實，貨幣的調配，還得交給信貸市場，由市場價格（利率）來決定。
目前，中國的利率水平太高，需要逐步降低利率，然後推動利率市場化。但是，這一過程不能“放水”，具體做法可以收回更多的基礎貨幣。
只有掐住了“錢袋子”，財政過“窮日子”，政府才能告別土地依賴和信貸依賴，進而想辦法推動改革，想辦法搞好經濟，提高稅收收入，提高國企經營效率。
這才是深層次的“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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