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設立的處理蒙古和藏疆等少數民放事務機構。 據《光緒會典事例》記載，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祿，定期朝會，正其刑罰”。與內、外蒙古的商貿也屬理藩院主管，對去外蒙經商的商人簽發“院票”，無院票為非法經營。 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焚燒搶掠了三山五園及許多寺院、民宅、私苑，他們在焚燒搶掠東西黃寺時，將外館的建築也燒燬，眾多商號也被洗劫一空，使外館的商貿一度一蹶不振，二三十年後才恢復。
等待朝拜活佛的蒙古察哈爾地區的婦女。 察哈爾原是蒙古大汗的護衛及內務管理機構，都是由百夫長以上的人擔任，在忽必烈時代，以藍旗上都為草原活動中心。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平登基作了皇帝，開始了上都、大都間皇家驛路的歷程。元代實行兩都制。大都、上都間元朝的皇帝每年巡幸往返，大批的官員隨從理政，驛路和驛站就是行進中的朝廷。扈從文人寫下的詩文記錄了沿途的風情，成為珍貴的史料和文化遺產。
外館出發的“走東口”商隊以“京幫”為主，也有少數天津商人加入，他們與外蒙交易的貨物以“洋貨”為主，如玻璃器皿、煤油、洋藥、洋布等； 北京商人則以傳統商品為主，如日用百貨、絲綢布匹、佛教供品、銅鐵器具、菸草、白酒、糕點、糖、茶葉、糧食等。 商人們在張家口集聚，將物品分類、包裝、起運。貨物在張家口裝入木箱或荊條筐內，裝在駱駝或騾馬身上。
大同歷史比宣化還要悠久，當年是北魏國都。後為應對北方其他遊牧民族而依次設立的軍鎮，包括懷朔鎮、武川鎮在內的北魏六鎮西起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東至河北張北縣，均勻地分佈在古長城的沿線，是北方草原通過“秦直道”、“稒陽道”、“白道”等咽喉要道連接中原與西北地區的重要通道，同時承載商貿往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歷史功能，也是古代歐亞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商道。
獨石口邊關要塞，張家口沒有扒開豁口建大境門之前，獨石口是通往蒙古地區的重要通道，元朝時是皇家“輦道”，輦道兩旁50裡之內，不準有人居住。 清順治年間決定長城以北50華里，縱貫2000多華里的地界“禁墾地”，不準邊民來此地開墾種地。 鴉片戰爭後，為了解決外國列強賠款銀兩問題，道光皇帝同意了放墾長城外邊關要地，准許內地邊民越過長城，到蒙古地墾荒耕種。
走西口系列圖片，草地上的人把春出秋回的種地戶，叫“跑青牛犋。當時蒙旗王府只讓搞這種春來秋去的跑青牛犋，不準安家落戶。因為跑青牛犋的多為身強力壯的青壯年，時間長了，和草地的姑娘們一來二往混熟了，難免產生互相愛慕追求之心，此乃人之常情，天長日久，便難捨難離。
張家口開關互市後，成為京城通往蒙古的主要通道和大市場，到了明末更是商店鱗次櫛比,延及清代,邊市貿易繼續進行,加上政府採取鼓勵保護和減免關稅政策,互市政策繼續發展,日益開放的民間民族貿易市場逐漸發展為繁華的商業城鎮。 《萬曆武功錄》言：“邊外復開小市,聽虜以牛羊皮張馬尾換我雜糧布帛,官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當時宣府鎮所屬的張家口堡、新開口堡都是大市。
旅蒙商分坐商和行商，一些旅蒙商隨著貿易額的增大，逐漸改變了春入秋歸的“雁行”貿易方式，開始在蒙古各地開設固定的商業網點。坐商開設各種貨棧，有雜貨棧、皮毛棧、牲畜棧、布棧、糧棧、茶棧等。在歸化城、張家口、多倫諾爾等地，大小商號和貨棧林立，有許多行商小販也因資本的擴大而在王府、寺廟附近居住下來。他們一面進行固定的交易活動，一面深入草原腹地流動經商，甚至俄國境內都有旅蒙商的活動的足跡。
清廷對旅蒙商的活動進行了種種限制，但是民族間互通有無、互相交往的趨勢是禁止不了的。清政府“雖經查辦飭禁，而蒙民仍復私行交易”。 清政府規定旅蒙商，不準攜帶家眷、娶妻立戶、建築房屋；嚴禁輸入除鐵鍋、小鐵器以外的金屬物品；嚴禁放貸白銀等。並須在指定的蒙旗境內經商貿易，由當地盟旗札薩克衙門監督下進行。 此外還有課徵各種稅賦，對違反規定的要處以罰金，沒收財物、驅逐出蒙古、取消經商權、甚至依法治罪。
張家口皮毛產業所產的皮毛，具有皮板潔白，皮毛舒展，豐滿柔軟，富有彈性等特點，被稱"口皮"。早在東漢時期這裡就有了皮毛交易，明朝後期，有了較為昌盛的皮毛加工業，到乾隆年間，又出現了新的裘皮行業，每年生產大批的皮毛新產品銷往國內外。解放後"口皮"的花樣品種，發展到１３０多種，有綿羊皮，山羊皮，羔皮，兔皮，貂皮，狐皮，其中羔皮是"口皮"中的一顆明珠。皮板細膩輕柔，而且色澤光潤，絨毛舒展，享有盛名，
1635年後金皇太極征服察哈爾部以後，為了徹底消除察哈爾部的反抗，清朝政府一方面採取“摻沙子”，“大內遷”，“分散安置”，“以蒙制蒙”的反動政策，把察哈爾蒙古王公扎薩克旗改為察哈爾八旗，直屬清廷嚴加管制。在滿清統治的267年間，察哈爾蒙古地區竟沒有一所學校，卻在察哈爾八旗群建立了80座寺廟。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難河畔建立大蒙古國時，矗立起象徵和平、和諧和發展的察罕蘇力德於金頂大帳前。 1217年成吉思汗賜給木華黎察罕蘇力德，任國王，治理中原。 1223年木華黎佔領咸陽同年逝世。 1634年，大蒙古國的最後一位皇帝林丹汗在青海逝世後，他的家眷攜帶著玉璽和察罕蘇力德投降後金，在青海遣返京都的途中，護衛察罕蘇力德的軍隊在烏審草原隱匿下來。因此，烏審草原與察罕蘇力德結下不解之緣。
清代皇帝每年秋天到木蘭圍場巡視習武，行圍狩獵。這是清代帝王演練騎射的一種方式。為了舉行"木蘭秋獮"，清政府還專門在內蒙古昭烏達盟、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蒙古四旗的接壤處設置了木蘭圍場。這裡林木蔥鬱，水草茂盛，故群獸容易聚以繁殖。為了便於進行木蘭秋獮，清政府還從康熙四十一年開始，在北京至圍場的沿途設置了許多行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熱河行宮，又稱為避暑山莊。
走西口是憑吃苦耐勞精神，給人家攬工受苦，爭取勞動報酬，養家餬口。與內地相比，草地攬工受苦的收穫相當豐厚，只要去幹幾個月，比在內地苦受幾年都強得多，收的都是好錢好糧。有的人春天草頭髮青時，趕上一兩條牛，拉馱上口糧行李和工具，上草地挖搭上個茅庵住下，租上三四十畝荒地，開墾耕種，秋天割倒糜子，分過股子，自己能收十幾二十石，拉回口裡，夠好幾年享用，這在口裡是連做夢也不敢想的美事。
清政府籠絡，羈縻察哈爾蒙古封建上層，享受文化教育的只限於封建子弟，而97%以上的察哈爾勞動人民處於文盲狀態。清政府還厲行封禁政策，不但禁止蒙古族人民學習和使用漢文，嚴格限制蒙漢人民交往，而且還不提倡學習和使用本民族文字，衙門中強制推行使用滿語，以至於現在使用滿語最好的在蒙古地區。尤其在上層官員裡，這樣的情況更為普遍，所有這些，使察哈爾蒙古文化教育未得到任何發展。
當年，山西陝西人走西口，也是無奈之舉，“棉蓬窩窩苦菜湯，不吃放在鍋蓋上。”“二細麻繩捆鋪蓋，一狠二狠走杭蓋。”“明沙壓了牆，老母豬上了房。”這是當時的悽惶情景，也是歷史的實況 白龍過江一碗水，爾下卿卿上草地。 走三步來退兩步， 後腿好比鬼拉住。 二餅餅牛車拉鋪蓋， 撧心要命我走杭蓋。 沙巴拉爾大路彎彎多，不走這條路路無奈何。
隆慶元年，張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在如何消除北元對明朝的軍事威脅這一重大問題上，他積極爭取明穆宗的支持，採取了“兩手抓”的戰略措施。 一手整頓軍隊，任用賢能，切實加強長城沿線的防務，做好與北元長期對峙的軍事準備。他調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鎮守薊鎮等重鎮，提拔謀勇兼備的王崇古、方逢時、劉漢、馬芳、趙岢等人任總督、巡撫、總兵，大大加強了長城沿線的防禦能力。
勒勒車是草原上最普遍的複合性交通工具。“勒勒”一名來源於趕車牧民吆喝牲口的聲音。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敕勒部就能製作車輪大，輻數多的木車，被譽為“高車部”。 後來，蒙古民族沿用這種高輪大車，今天草原上仍然可以看到它。車輪高大是勒勒車的最大特點，這種特點非常適合跋涉茂密的草叢，深厚的積雪和連綿的沼澤，在平緩無路的大草原上通向任何地方。
集市貿易是以寺廟和兵營為中心進行的定期交易活動。蒙古地區的集鎮和集市貿易在蒙民中影響很大。初期的集鎮貿易點有張家口，歸化城、多倫諾爾、庫倫、烏里雅蘇臺、，後來都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城。比較有名的集市、廟會有甘珠爾廟(呼倫貝爾)、大阪(巴林右旗)、經棚喇叭廟(克什克騰旗)、貝子廟(錫林郭勒盟)、準噶爾廟，百靈廟(烏蘭察布盟)、南寺(阿拉善旗)等。
兩千年前，匈奴冒頓單于曾寫信給漢朝皇帝：“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在內地，人們用“胡”泛指居住在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咱們生活中帶“胡”字的東西，往往來自上述地區，比如，胡琴、胡椒、胡蘿蔔。 蒙古地區荒地初闢，流離困苦之民，囊資匱乏，置產不易，往往樂彼厭此，春去秋來，如同社燕又年易一處，並不固尋舊巢，終非土著。
契丹建立的遼王朝，使草原絲綢之路更加貫通。北宋與遼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互通有無。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新城、朔州等榷場。 遼朝政府還在上京城內的同文館設置驛館，為諸國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條件。當時，西夏佔據河西走廊，遼朝與西方國家的往來主要依靠草原絲綢之路，遼朝以上京、中京、東京、南京、西京為骨幹，形成渤海國。
王府有鐵的禁令，尤其是蒙漢結婚，絕對不行。最後決定讓結婚，但必須先入蒙古籍，才可落戶安家。此策一出，於是就有了不少漢族男子與草地蒙古族女子成家立業，留在了草地。 黃米撈飯羊雜碎， 哪墶見你哪墶喜。羊肉炒米奶茶泡，看見卿卿由不住笑。 山藥芥芥炒沙蔥， 越看卿卿越惹親。 黃淋淋炒米紅灩灩茶， 蓋世上朋友咱們倆。 茅庵房房沙土坑，山羊皮被子夥蓋上。 剝皮皮山藥燉羊肉， 香缽缽叫人親不夠。
20世紀初，西伯利亞鐵路、中東鐵路以及京張鐵路、京綏鐵路的通車，使俄國將對華貿易的中心由蒙古轉移到東北。中南地區如漢口對俄輸出磚茶，向來依靠經張家口到恰克圖的路上運輸，而修了中東鐵路後，茶葉出口改為先由內地至天津，然後經大連到俄國，俄商還利用攫取的通商特權，直接深入中國內地進行貿易，這種狀況使中國商人在對俄貿易中的中介作用喪失殆盡，並導致張家口、歸化城、庫倫、恰克圖等傳統邊貿中心日趨沒落。
察哈爾蘇尼特草原地處沙漠邊緣，是一片無人問津的鹽鹼地。再加周邊沙丘的滾動和蠶食，除了星星點點的芨芨草，再看不到任何生命跡象。 歷史上，這裡是由蒙古柳、沙柳和酸刺組成的綠洲，是良好的牧場，當地牧民有“天旱灘地，雨澇梁地，夏牧灘地，秋牧梁地，冬天放巴拉的柳灣地”的說法。 “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
察哈爾藍旗成為元朝上都後，元代詩人形象地描繪了市場繁忙景色：“西關輪輿多似雨，東關帳房亂如雲”“老翁攜鼠街頭賣，碧眼黃鬚騎象來”；“煌煌千舍區，奇貨耀日出，方言互欺詆，談笑合膠膝”。市場上，草原黃鼠、黃羊、蘑菇、蕨菜、高麗生菜、西夏枸杞、大宛葡萄乾、海紅、花紅、香梨、巴攬仁等水果，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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