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3 文學,應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丨汪曾祺

文學,應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丨汪曾祺

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的自己

汪曾祺

作家需要認識自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是一個作家對自己為什麼寫,寫了什麼,怎麼寫的,往往不是那麼自覺的。經過評論家的點破,才會更清楚。作家認識自己,有幾宗好處。一是可以增加自信,我還是寫了一點東西的。二是可以比較清醒,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可以心平氣和,安分守己,不去和人搶行情,爭座位。更重要的,認識自己是為了超越自己,開拓自己,突破自己。我應該還能搞出一點新東西,不能就是這樣,磨道里的驢,老圍著一個圈子轉。認識自己,是為了尋找還沒有認識的自己。

我寫的小說的人和事大都是有一點影子的。有的小說,熟人看了,知道這寫的是誰。當然不會一點不走樣,總得有些想象和虛構。沒有想象和虛構,不成其為文學。

想象和虛構的來源,還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積累,二是長時期的對生活的思考。一個作家發現生活裡的某種現象,有所觸動,感到其中的某種意義,便會儲存在記憶裡,可以作為想象的種子。其次,更重要的是對生活的思索,長期的,斷斷續續的思索。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義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我有些作品在記憶裡存放三四十年。好幾篇作品都是一再重寫過的。《求雨》的孩子是我在昆明街頭親見的,當時就很感動。他們敲著小鑼小鼓所唱的求雨歌,不是任何一個作家所能編造得出來的。《職業》原來只寫了一個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這個孩子我是非常熟悉的。我改寫了幾次,始終不滿意。到第四次,我才想起先寫了文林街上六七種叫賣聲音,把“椒鹽餅子西洋糕”放在這樣背景前面,這樣就更蒼涼地使人感到人世多苦辛,而對這個孩子被職業所固定,感到更大的不平。思索,不是抽象的思索,而是帶著對生活的全部感悟,對生活的一角隅、一片段反覆審視,從而發現更深邃,更廣闊的意義。思索,始終離不開生活。

我對筆下的人物是充滿同情的。我的小說有一些是寫市民層的,我從小生活在一條街道上,接觸的便是這些小人物。但是我並不鄙薄他們,我從他們身上發現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於是我寫了淡泊一生的釣魚的醫生,“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歲寒三友。我寫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連這些可笑處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對他們的嘲笑不能過於尖刻。我的小說大都帶有一點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稱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我的小說有一些優美的東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溫暖,但是我的小說沒有什麼深刻的東西。

我是一個極其平常的人。我沒有什麼深奧獨特的思想。年輕時讀書很雜。大學時讀過尼采、叔本華。我比較喜歡叔本華。後來讀過一點薩特,趕時髦而已。我讀過一點子部書,有一陣對莊子很迷。但是我感興趣的是其文章,不是他的思想。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大。一箇中國人或多或少,總會接受一點儒家的影響。我覺得孔子是個很有人情的人,從《論語》裡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孔子編選了一部《詩經》,為後代留下這樣多的優美的抒情詩,是非常值得感謝的。“國風”到現在依然存在很大的影響,包括它的真純的感情和迴環往復,一唱三嘆的形式。《詩經》對許多中國人的性格,產生很廣泛的、潛在的作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我就是在這樣的詩教里長大的。我很奇怪,為什麼論孔子的學者從來不把孔子和《詩經》聯繫起來。

我年輕時受過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也可以說是摹仿。後來不再摹仿了,因為摹仿不了。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使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完全一樣。中國文學要全盤西化,搞出“真”現代派,是不可能的。因為你是中國人,你生活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裡,而這種傳統是那樣的悠久,那樣的無往而不在。你要擺脫它,是辦不到的。而且,為什麼要擺脫呢?

最最無法擺脫的是語言。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東西是語言。漢字和漢語不是一回事。中國的識字的人,與其說是用漢語思維,不如說用漢字思維。漢字是象形字。形聲字的形還是起很大作用。從木的和從水的字會產生不同的圖像。漢字又有平上去入,這是西方文字所沒有的。中國作家便是用這種古怪的文字寫作的,中國作家對於文字的感覺和西方作家很不相同。中國文字有一些十分獨特的東西,比如對仗、聲調。對仗,是隨時會遇到的。有人說某人用這個字,不用另一個意義相同的字,是“為聲俊耳”。聲“俊”不“俊”,外國人很難體會,但是作為一箇中國作家是不能不注意的。

我是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有人問我究竟從沈先生那裡繼承了什麼。很難說是繼承,只能說我願意向沈先生學習什麼。沈先生逝世後,在他的告別讀者和親友的儀式上,有一位新華社記者問我對沈先生的看法。在那種場合下,不遑深思,我只說了兩點。一、沈先生是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二、他是我見到的真正淡泊的作家,這種淡泊不僅是一種“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種“人”的境界。沈先生是愛中國的,愛得很深。我也是愛我們這個國的。中國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是我的國家。正如沈先生所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喪失信心。

我沒有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我並不反對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但是我覺得我們這樣的社會,不具備產生這樣多的感的條件。如果為了贏得讀者,故意去表現本來沒有,或者有也不多的荒謬感、失落感和孤獨感,我以為不僅是不負責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學,應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於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點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騙讀者。

《小說月報》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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