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球后喜極而泣的內馬爾
俄羅斯世界盃自開賽以來，我對其缺乏興趣。連意大利、荷蘭這種傳統強隊缺席的消息我也是在微信朋友圈裡看到的。
我本來不想觀看一場這屆世界盃的比賽。我已經過了熬夜看球賽的年齡，更沒有熱情呼朋喚友去一個酒吧便喝啤酒便看球。我以為這只是年輕人揮霍荷爾蒙的一種方式，於我而言，四年一屆的世界盃提醒自己韶華已逝，青春不再。如一篇題為《青春不過幾屆世界盃》說的那樣：
每個球迷的青春，不過幾屆世界盃而已。
我連偽球迷都算不上，自然更不必在世界盃期間為遠去的青蔥歲月而心懷淡淡的憂傷。但是，因為兒子，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讓我不得不帶著他，完完整整地看完6月22日晚巴西對哥斯達黎加的比賽。
週五放學回來，兒子很失落地告訴我，班上的同學（應該指男同學）都在議論世界盃，他最好的朋友劉某某熬夜看球，上課時都睡過去了。
我知道一個男孩子的心思，當同學們都在眉飛色舞地說世界盃時，他插不上話，會覺得被群體拋棄，自信心可能受到打擊。其實在我年輕時代，看球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迷戀足球，而是需要和同齡人有共同的話題。
兒子就讀的府學衚衕小學，似乎還是足球特色校，這幾年“足球從娃娃抓起”的調門又高了起來（原因你懂的），北京各小學對足球尤其重視。但是在選擇學校業餘體育興趣班時，我沒有給他報選擇人數最多的足球班，而是選了跆拳道班。除了雙休日我偶爾帶他去家旁邊一個野草叢生的足球場胡踢一氣外，他沒有其他渠道瞭解足球的ABC。
我決定陪著他看一場足球。他高興得跳了起來。晚上8:00，我打開幾個月都不開一次的客廳電視，調到了CCTV5。
首先我搬來地球儀，讓他找到了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和南美洲的巴西。兒子大聲地說：
哥斯達黎加這麼小，巴西這麼大，巴西肯定贏！
我告訴他，你看看巴西球員左胸球衣上的五顆星，那是說明巴西獲得過5次世界盃冠軍。巴西是世界上最強的球隊，他們確實十有八九會贏哥斯達黎加。但是，一個國家足球厲不厲害，和這個國家國土面積大小、人口多少沒什麼關係。凌晨結束的一場比賽，克羅地亞3:0贏了很厲害的阿根廷，克羅地亞的人口只有北京市的四分之一。而中國這麼大，有13億人口，足球隊連去俄羅斯參加世界盃的資格都沒取得，在預選賽階段就被淘汰了。
為什麼中國隊不行呀？兒子問我，我無言以對。告訴他看球吧，以後再給你慢慢講。
上半場的比賽哥斯達黎加隊防守嚴密，巴西隊一次次企圖撕開對方的防線未得逞，場面顯得膠著沉悶。兒子邊看邊叫“快，快，快上去，射門呀！”我一邊還得抽空給他解釋為什麼只能守門員可以用手阻擋足球，什麼是罰點球，什麼是任意球，什麼是擲界外球。他聽得津津有味，但對什麼是越位還是理解不了。
下半場巴西隊在傷停補時階段有如神助，先是由庫蒂尼奧踢進一球。就在距離比賽結束進入讀秒階段時，10號內馬爾接過隊友科斯塔的橫傳，對著空門凌空將球射入球網，2：0贏得了比賽。兒子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大喊“又進球了，又進球了。”
進球后內馬爾坐在草地上啜泣，兒子奇怪地問我，“那個方便麵頭進球了，怎麼還要哭？”——此前，解說員說內馬爾的頭型真像方便麵，兒子聽了後說“太形象了，就像還沒有泡的方便麵”。我對他說“這是激動的哭”。進一步解釋內馬爾是巴西隊第一球星，受傷了好久，國內球迷對他遲遲不能進球很不滿意。一個人太優秀了，會承受更大的壓力。
回想起來北京第一次從電視裡觀看世界盃的情形，似乎還在昨天，轉眼就帶著兒子看球了。我要孩子很晚，我的同齡人的兒子多半已經上高中或上大學，早在綠茵場上踢球了。所謂“時光荏苒，白駒過隙”，便是這般呀。
1993年下半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那是中國足球運動最火的時代，甲A聯賽如火如荼。我所在那個國有大企業，團委數次組織了我們這些新來的員工去先農壇足球場替披掛綠戰袍的國安隊加油助威。
我不知道今天，多少北京生長的70後、80後聽到“國安永遠爭第一”這句Slogan時心中作何感想。但可以斷言，國安足球隊是許多北京人青春回憶中的重要元素。
去年年底，在一次小範圍的餐聚中，碰巧和國安俱樂部的總經理李明坐在一起。和這位比我大7天的前國足聊起90年代中國足球的火爆，宛若白首宮女說玄宗呀。大連實德的李明、郝海東，北京國安的高峰，上海申花的范志毅，四川全興的姚夏，廣州太陽神的彭國偉……這些今天年輕球迷有些陌生的名字，曾經是70後乃至80後一代心中璀璨的星辰。
我對李明說，那時候你們真風光呀！娛樂明星遠不如你們，得跟著你們轉。那英可是當時的一線歌手，嫁給高峰做賢內助。現如今還可能嗎？李明微笑著搖頭。
俱往矣，曾經中國足球有過的風光。還有我在餐聚時不便提起的大連那位足球市長，以及為足球一擲千金、後來死在監牢裡的徐老闆。
在這種大背景下，1994年的美國世界盃在中國異常火爆。甚至可以說，這一屆世界盃完成了對中國人的足球知識普及。那個夏天，我住在北京東北郊一個叫“北林”的四層樓集體宿舍裡，隔著一條馬路是當時破敗到死寂的798大院。我和一幫剛剛大學畢業一年的兄弟，每場比賽擠在宿舍管理室的電視機前觀看，一位姓陳的大連哥們（那微胖的身軀和肉唐僧頗像）自詡全樓一百多條漢子，只有他一人是“真球迷”，每場比賽為我們擔任義務講解。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巴西對荷蘭的那場四分之一決賽。巴西隊如6月22日晚對哥斯達黎加隊一樣，沒有穿金黃色的主場球衣，而是藍色的客場球衣。那屆世界盃是屬於羅馬里奧和貝貝託、布蘭科和老將鄧加的。貝貝託射進第二球后，興奮的他和隊友一起挑起“搖籃舞”，將勝利的果實當作禮物送給剛出生的兒子。
2006年德國世界盃上，巴西隊對澳大利亞隊的比賽中，澳大利亞隊也表現得很頑強。巴西隊阿德將球踢進澳隊的球門後，也和大家一起做搖籃動作。我在翌日寫了篇文章《貝貝託的兒子應當會踢球了》，文中說：
江山代有才人出，鄧加、貝貝託、羅馬里奧那些人漸漸被球迷們忘記，而當年父親進球慶生的那個和德國球星馬特烏斯同名的嬰兒，今天已經十二歲了，不知道他是否像父親一樣，已經進綠茵場玩那個讓萬人痴迷的圓球。但我確信，貝貝託、羅馬里奧他們廣義上的“兒子”們，一定在十二歲的時候，已經對足球很有感覺。只有一代代巴西人在足球中得到快樂和滿足，他們的足球水平才能一直獨步天下。
巴西固然有羅納爾迪尼奧這樣靠足球改變命運的窮小子，也有卡卡這樣出身富豪從小衣食無憂，而把足球當成快樂之源的孩子。足球當然有其功利性，如它能給一個民族帶來自豪感，給一個人帶來財富。但如果從玩這場遊戲一開始，就帶有濃濃的功利色彩，不會有什麼出息。
果然不出所料，貝貝託以進球慶祝出生的兒子馬特烏斯·奧利維拉現在是一名巴西足球甲級聯賽的球員，效力於弗拉門戈足球俱樂部，司職前鋒。不過在天才球員如雲的巴西，他要想取得乃父的成就，殊為不易。
貝貝託1994年出生的兒子
在1994年夏天觀看世界盃時，那位陳姓“真球迷”一到巴西隊比賽時，就如“太上教練”般在電視機前鼓譟：“為什麼不把天才少年羅納爾多換上去，練練腳？要給年輕人機會！”那次世界盃，巴西教練自始至終讓羅納爾多坐冷板凳。
1998年法國世界盃屬於兔牙羅納爾多和光頭齊達內，隨著羅馬里奧和貝貝託一代的老去，他挑起了大梁。可是那屆世界盃雖然他表現搶眼，可到了與法國隊決賽時，竟然像中了魔症似的，羅納爾多和他的隊友如夢遊一樣不在狀態，冠軍拱手相讓給東道主法國隊。讓人懷疑他們是不是在踢假球。
法國世界盃時，我已經結婚，不願意在蝸居的小屋裡看球，每有我喜歡的球隊比賽，便溜到單位的單身宿舍裡，先和同事暢飲，然後一起看球。
這樣快樂的日子很短暫。
接下來四年一屆的世界盃我越來越沒有興趣，包括2002年在家門口的日韓世界盃。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足球市場火爆時，我曾和朋友說，照著這勢頭，就是從現在剛出生的孩子抓起，二十年後這茬孩子長大，中國一定是世界足球強國。
事實證明，就像對中國許多事情的預測一樣，我過於樂觀了，猜中了開頭，卻沒能猜中結局。中國的男子足球，經過那幾年虛火後，並沒有什麼起色——當然，球員的收入倒是水漲船高。中國男足國家隊只是在家門口的日後世界盃因天時地利進去過一次，卻一場未勝，一球未進，鎩羽而歸。此後是衰草連天無窮盡，與東亞近鄰韓國隊、日本隊的差距越來越大。
直至今日，中國民眾對中國足球幾乎徹底失望，足球這項運動在中國的熱度也在衰減。對俄羅斯世界盃的關注，媒體和公眾的熱情遠不如前幾屆。而由於高層對足球運動的喜愛，各地隱隱又有“政績足球”的跡象。中國足協副主席說：“到2022年世界盃時,一定要讓國足參加世界盃。”
足球和股市一樣，不是表決心和表忠心就能搞好的。若是如此，那中國股市早就1萬點，中國足球也闖進過世界八強了。“從娃娃抓起”往往淪為一句表態的語言。
對於兒子是否將喜歡足球，我任其自便。我們這代中年人，自己沒能圓的夢，不能總巴望著孩子這一輩替自己完成。心中挫敗感太強的人，總喜歡給下一代太大的壓力，希望從下一代的成功找到補償。這其實是一種自私的心理。魯迅說過：“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
自己的夢忘卻了就忘卻了吧，孩子們有他們自己的夢。尊重他們自己的選擇，反而有可能給你意外之喜。而刻意“從娃娃抓起”，很可能是“播下了龍種，卻收穫了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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