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開始，腦梗這個疾病折磨著李生程。現在他與人回憶過去，說道關鍵處，就想不起人的名字或地名，他會低下頭反覆地念叨：“叫什麼來著？”最終被打敗了還是他自己，只能抬起頭來無奈地說：“吃得那些藥害得我想不起來了。”
明時著名“三邊重鎮”之一的安邊鎮，似乎被歷史遺忘在另一隅了。破敗的街道和土胚的黃土房子，穿插在新建的樓房叢中，60歲的李生程走在這其中，儘管臘月的陝北已經零下十多度了，他衣著隨便，敞開著棉衣的外套，褲子和鞋上沾著土。被太陽和低溫共同作用下，黝黑泛紅的陝北漢子臉，與身邊一切毫無違和之意。那個名播國內外的“長城通”似乎與他無關。多年來，鎮上的人們已經很見慣了時不時有些揹著“長槍短炮”的形形色色的外地人，甚至還是外國人來找李生程。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外地人走了，李生程還是他們認識的那個本鄉本土的李生程。至於他做得那些事，這麼多年也見多不怪了。
老舊到說不清年份的安邊文化站大門,壓上了六個新砌的微型長城跺臺，李生程站在這個由古建專家羅哲文題字的：“陝北長城博物館”下，大門後面直通他新建成的博物館。通向博物館的過道的土牆兩邊掛著放大的巨幅的嘉峪關、八達嶺和山海關老龍頭的照片，是他2006年徒步走長城時拍攝的作品。
坐在李生程長城博物館樓下的家裡，說起長城，他欲言又止，臉上寫滿了一個孤獨靈魂30多年來的心思。
一切從五里墩開始
五里墩，是明長城的一個烽火臺，因距安邊城東南五里地而得名。1980年，李生程第一次將相機的鏡頭對準了它時，完全是下意識的。這種下意識地將相機鏡頭對準自己熟悉的農村生活的，還有陝西的另一位農民攝影家侯登科。
2014年1月13日冬日的夕陽中，李生程的鏡頭還是對著五里墩，他說：“我拍的第一張長城的照片，就是這裡，後來我拍過無數張這裡的照片。”
1976年定邊縣石洞溝公社鄭寨子村22歲的村支書李生程，被公社以“社來社去”身份推薦為榆林師範美音班的學員。當時他心裡有個結：“別人都推薦上了大學，我只能上個師範。”如果不是一個本家親戚的勸導，他可能就錯失了這次機會。
在榆林師範，李生程學的是最喜歡的美術專業。“一個農村的孩子，能有機會上學，我是拼命的學習。”李生程說,在這個階段學校的劉國炎老師對他的影響最深。跟著這位老師，他學會了如何拍照和暗房沖洗。
“1976年，我拍了一張總理去世後，大街上舉行紀念活動的照片，在《榆林日報》上發表了，一下子激起了我對攝影的興趣。”兩年後師範畢業的李生程回到了安邊，本以為能通過考試，成為一名正式的老師，未料卻失去了這次機會。“我花了70多塊錢，買了一臺紅梅照相機，給老鄉拍照，一張照片收一塊錢。”李生程有個親戚在劇團，他就跟著劇團趕會給人拍照片，很多時候他是在農家的洋芋窖裡洗照片。現在他的博物館中還收藏了當年他鏡頭對準的，那些陝北人的世俗生態印象。
在他自認為是流浪的這一年裡，為了生存，他還將學到美術技藝運用到給農家油漆櫃子中去。
一年後，李生程通過轉正考試，成為定邊縣石洞溝中學的一名老師，不久被調入安邊文化站工作。
“這下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總想著拍出點真正的作品。”此時的李生程在榆林攝影圈中已頗有名氣了。“當時《榆林日報》的攝影師王健老是誇我：拍得不錯。”他與榆林文化館美工張琚璉，攝影師馬樹槐等人經常一起交流。
1981年李生程參加了在西安舉辦的陝西攝影學習班，在這個學習班裡他認識了胡武功、侯登科等人。“老師是攝影大師吳印鹹。”李生程覺得,從這個時期起他對攝影的理解，在意識領域有了質的飛躍。
回到安邊後，他咬了咬牙，花了100多元買了一臺135相機和一臺120相機。“這個時間裡我主要以拍陝北八大民俗為主”，李生程笑著說：“我也真能折騰，搞了個‘賽驢大會’，後來還上了中央電視臺。”
但此時他的鏡頭已經開始對準了身邊的長城。1983年，他用自己的135照相機拍攝的一張五里墩的照片，多次在全國發表獲獎，並在國內外展出。
徒步走陝北長城
為出版長城攝影集《陝北長城》，李生程說他等了15年。
1986年李生程在榆林舉辦了首屆個人攝影展，接著1989年又在陝西省美術家畫廊舉辦了個人攝影展。“當時的影響非常大，劉文西是聽美院的師生們在談論這個攝影展後，來到了現場，看後題字：“美在自然” 。通過這兩次攝影展，安邊的五里墩和李生程逐漸開始被國內的攝影家們熟悉。
“在西安的攝影展結束後，很多家雜誌社都想邀請我去做專職攝影師。”李生程猶豫的時候，三北林業局找到了他。“他們要搞全國綠色長城攝影展。”在三北林業局，李生程用上最先進的尼康F3相機，坐著飛機去航拍。但是由於說不清的人事原因，借調了近一年，李生程又面臨著三種去向，他選擇了回到了安邊文化站。“接著《榆林日報》想調我去，社長給我打了‘保票’，最後還是被別人取代了。”李生程說：“這次回到安邊後我下決心，哪兒也不去了，就留在安邊，我一樣能拍出好作品來。”說起紛紜往事，他的遺憾之感，溢於言表。
對於李生程為何早在1992年就能萌生出徒步走長城的想法，他說是因為一個人。多年後被疾病折磨的李生程是費了很力，才想起這個人的名字。 “1991年隻身跑萬里長城的閆庚華被老鄉指引到我這裡。”在李生程家住了的那晚，閆庚華將他用了80天時間跑完長城的往事講給了李生程，“第二天一早我騎著自行車送他到了磚井鎮。”
這個人的到來，為當時處於“瓶頸”期的李生程打開了另一新世界，他似乎悟到了應該如何走自己的路。“我當時想，長城就在我生活的周圍，那麼我為什麼不能從記錄自己身邊長城做起呢？”
▲ 1992年李生程徒步陝北長城在府谷縣長城留影
1992年農曆的正月十五，李生程抱著試一試的想法，一大早從寧夏的鹽池縣開始，沿著長城走回定邊縣城。“20多公里的路程，我走了一天，覺得很輕鬆。”回到定邊時，已經是晚上了，街上到處是看花燈的人。認識李生程的人問他幹嗎去了？他回答說：“我走長城去了。”
李生程當時對攝影的苦悶、困惑，還有他對生活的掙扎，在這個陝北邊遠的小縣城人眼中，是不被理解的。他不諱言，在他生活的圈子中，始終被認為是“異類。
有了一個人徒步走完陝北長城的打算後，李生程得到了時任榆林地區文管會主任康蘭英的支持。“文管會給我開了個介紹信，給我借了一部海鷗135相機。我又和定邊縣公安局借了一個長焦鏡頭。”李生程還帶上了自己的兩部相機，買了50個黑白膠捲和30個彩色膠捲。
1992年5月15日，李生程從家中出發的時候，他的妻子剛生完小女兒，正在坐月子。“我還給縣文化局寫了一個保證書，說明這完全是個人行為，出了什麼事，與單位無關。”
20多年過去了，李生程清晰記得其中的眾多細節。“我先坐車到府谷，過黃河途經了山西的保德縣，最後到了河曲縣又過黃河。”李生程這次的路線，是根據明朝史料記載安排的。按預先的想法，他從河曲過黃河，就是明史中記載的陝西境內長城東起點，府谷的牆頭村。“但一過黃河，當地的老鄉們卻說這裡的長城是從北邊的大辿村和小辿村開始的。”
長途跋涉，加上風吹日曬，李生程衣衫襤褸，長髮散亂，拄著一支長棍。“要不是我拿著介紹信和相機，早就被當成要飯的或者逃犯了。”李生程說：“那會通訊也不發達，有時還惦記著家裡的老婆孩子。一個人走得最苦悶、最艱難的的時候，也曾屢次地問自己：這是圖什麼？”一路上為了醒目，他特意穿了件紅色的運動衫。“一開始吃住都是在老鄉家，後來我總結出經驗了，每到一個村子我拿著介紹信先找學校。”
▲ 李生程1992年拍陝北長城在橫山縣長城留影
李生程這次隻身徒步調查的陝北長城（也是陝西境內的長城）共歷時108天。從府谷出發，途經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吳起、定邊七縣，從東到西，約走了1500多公里。
在這次調查中，他將陝北境內的長城1115個墩臺都詳細編號記錄，並且做了3萬字的調查筆記。每個拍照的地點分別用黑白和彩色兩個相機進行拍攝。在使用了簡單的新聞體語言進行記錄地同時，他還將拍攝的角度都做詳細地說明，這在國內同期的攝影人中是很罕見的，而他自己卻渾然不知。
問起原因，李生程說：“這是1980年我參加榆林文管會文物普查培訓班時，學到的方法。”
回到家的李生程什麼也不顧，先急著將拍攝的照片編了11本冊子。“康老師打電話來說，她要去日本考察，想順便找機會，將我這次的調查資料，出一本攝影集。”後來，康蘭英還試圖通過臺灣出版社出版，均未成功。李生程只好將這黑白、彩色兩套攝影資料，收藏起來，未料一擱就是15年。
而他這次徒步調查長城，唯一收到的贊助就是榆林文管所給的800元。“康老師說這是那套黑白照片的稿酬”，李生程說：“這800元將我的開支全部解決了。”
▲ 2015年和威廉·林賽在安邊
一箇中國人和一個英國人共同的情結
英國人威廉·林賽找到李生程時，已經距離他徒步考察長城過去18年了，他的身份也已經成了“國際長城之友協會”會長。1987年他在李生程的家鄉定邊境內跑長城時，被公安局當成了形跡可疑的外國人遭到驅趕。
2005年他找到李生程，是為了一個新的使命。李生程說：“威廉·林賽為尋找80到100年間外國人拍過的長城，與老照片對照後在同一地點重新拍照。”李生程說：“他後來出了一本書《百年長城回望》，還多次辦展覽。”
陝北境內的長城由於處於沙漠中間，受外力作用破壞最大，很多地方已經完全辨認不出昔日的模樣了。威廉.林賽在一次次尋找失敗後，經榆林長城學會和文管會眾人的推薦下，找到了李生程。
“一條壯漢——這是李生程留給我的第一印象。他身穿軍上衣，渾身是土，肩上扛著相機，一頭長髮被風吹亂，安詳中透著英氣。我聽說，在整個陝西省，沒有人比他更瞭解長城了，於是，我在他的身上寄託了希望。”威廉.林賽說
這次考察，李生程又陪著威廉·林賽重新驅車走了一遍陝北境內的長城。“威廉.林賽帶來的那些老照片，我也是憑著記憶和翻看了自己拍的照片，反覆比對後，才辨認出來的。”
李生程帶威廉·林賽去的第一站就是神木的高家堡，“老照片上的一座鋒火樓不見了，原先兩座烽火樓之間的那段相當長的長城已經被黃沙吞噬。”
而威廉·林賽在考察完陝北長城後遺憾地寫道：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新修公路的規劃路線穿過已經是土堆的長城殘段；有些長城殘段已經被不斷推進的沙漠吞沒，或者正在被風暴摧垮，或者在經歷過地震後搖搖欲墜。“新舊照片對比陝西境內的長城，充分證明長城的確變了：高變低了，長變短了，寬變窄了，有些長城已經從地面上完全消失。”
在和李生程一起尋找“失蹤”的長城時，威廉·林賽對李生程和他所做的工作心生了敬慕之心：“李生程對陝西境內的長城進行系統考察，是13年前以前的事情了。當時做這個事情就了不起了，現在更顯示出它的歷史意義。他的考察方法很簡單，但十分有效，他用自己的方法，把考察時陝西境內的長城的狀況完整地記錄下來。我相信這些記錄的價值和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而早在1996年國內的一位長城保護的權威專家，就給過李生程很高的評價。
1996年6月，榆林文化局通知李生程，中國長城學會在榆林召開年度學術會。“我用一個棕色大人造革的提包，將1000多張照片做成的12本冊子，全都背到了榆林。”
多年後，李生程還記得，“中國長城第一人”的古建保護專家羅哲文，看到他拿出1992年拍攝的每一張照片時，都標有編碼和文字說明，羅哲文很驚訝。“他仔細詢問了我徒步調查長城的情況後，感嘆地對與會所有的人說：小夥子搞的很不錯，如果都像生程這樣，全國的長城保護就能搞好了。”
“在場的專家們都感動地建議，榆林市文化文物單位一定要協助我出版一本關於陝北長城的畫冊。”李生程當即被吸收成為中國長城學會會員。
此後，直到2012年5月羅哲文去世，李生程再無緣與他見面。可李生程給羅哲文留下極其強烈的印象。
“我出《陝北長城》攝影集的時候，給中國長城學會打了個電話，很快，羅老欣然為我的攝影集提名。”李生程說：“此後不久我給威廉·林賽打電話說了個我的想法，辦個‘陝北長城博物館’，他聽了非常高興，專門跑去羅老家，為我未來的博物館要了題字。”李生程說：“2007年，威廉·林賽在紀念他走長城20週年時，把羅老的提字，從北京帶到了安邊。”
背上國旗走長城
2006年5月的一天, 李生程接到威廉·林賽的妻子吳琪從北京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國際長城之友協會協助南非組織2006萬里長城活動。“當時我正是編輯《陝北長城》的關鍵階段，所以很猶豫。”但李生程還是很詫異，其實2005年的威廉.林賽給李生程說起過有個活動，“當時我沒當回事，以為說一說就過去了，沒想到外國人說話那麼認真，反倒我有些措手不及了。”
康蘭英等很多人勸說李生程：書什麼時候都可以出版，但是錯過這次與老外一起走長城的機會，可能終身再不會有此機遇了。
李生程說:“按威廉·林賽最初的設想，我只陪兩個外國人走山西、寧夏、陝西境內的長城。5月份到了北京見面交流後，他說，讓我陪著走完全程。”明知李生程對陝西以外的長城尚未涉足，為什麼威廉.林賽還會有這樣的決定呢？“我想，每個他沒到過因而不甚瞭解的地方，都會激發他的好奇心。” 威廉·林賽認為，這樣會讓李生程在引導別人考察的同時，“把自己的長城事業向前推進一步。”
李生程笑著說：“當時威廉·林賽覺得我有點胖，讓我回來先鍛鍊身體。”
其實促使李生程說願意參加這次活動的真實原因，還是固有的那種樸素：“這些外國人都對中國的長城都如此熱衷，我是個中國人，更應該義無反顧。”
按計劃，8月20日下午，李生程在安邊的高速公路口與車隊會合。到嘉峪關後，他們去火車站接到了威廉·林賽送參加徒步走長城的南非運動員大衛和布拉姆等四人。“大衛告訴我，他們倆打算跑步考察長城。” 威廉·林賽說：“他們倆是為了給南非嘴裂兒童籌款。方法非常簡單，只要跑，就能籌到錢。”
▲在萬里長城第一墩
2006年8月24日，李生程作為專家嚮導，帶著南非兩名運動員,和奧地利保健醫生、攝影師,中方的隊長,翻譯、廚師和司機總共十人由嘉峪關附近的討賴河出發，沿明長城東行。
“威廉·林賽知道我的經濟十分拮据，給我工資最高的。” 李生程說：“我主要負責規劃行走的路線、拍照和攝像。”在北京的時候，李生程新添置了佳能750卡片機和手持小型DV機。
外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的自我、長途跋涉帶來的身心疲憊、甚至路途上腳部受傷後的傷痛，都是李生程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徒步走完長城後，大衛和布拉姆對李生程讚不絕口：“長城已經溶化在李生程的血液中，他自己也已經融入長城。”
途中的每一天李生程都要做《今日記事》，活動結束時，他記了4萬多字的兩大本日記。“在整個行程中我畫了21張路線圖，拍了50個135膠捲，1800多張照片,拍了10000多張數碼照片, 拍了18盤DV錄像帶。”
李生程的博物館中收藏著，當時走長城時穿的軍綠色的萬人簽名服,還有一面籤滿字的國旗。“我就揹著這面國旗走完全程的。”一路上只有到了一個地方，別人準備休息，他的第一個任務是找到當地的郵局蓋上當地的郵戳。
2006年12月15日，身插著南非和中國國旗的大衛和布拉姆，從角山長城跑到了長城的山海關老龍頭時，考察隊所有的人歡呼在了一起。這次歷時120天的行程，途經了九個省區，一共走了4528公里。李生程把蓋滿了郵戳的中國地圖贈給了大衛和布郎姆，“兩個老外把他們穿得運動鞋留給我做紀念。”
在《陝北長城》一書出版發行後，李生程就開始籌劃《背上國旗走長城—中外聯合萬里長城行紀實》的出版。李生程說：“當時我就想把這本攝影集，當作是我獻給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禮物。”
陝北長城36堡
面對面聽李生程講著30多年來他與攝影、長城的種種，其實遠比不上家中四周牆上，掛著的那幾幅長城的攝影作品，帶給人的衝擊力、穿透力和震撼力強，他自嘲自己：太不會表達情感了。
問起他：一個面對夕陽西下渺無人煙的大漠中，長城的烽火臺悽美而雄壯地立在那時，是什麼感受？他無言地沉默了……這一刻誰也剝開內心真實的情感，抑或是他無法表達出內心的很多東西?不得而知了。
呆在陝北安邊小鎮上的李生程現在有很多種身份，既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又是中國藝術攝影學會、民俗攝影學會會員，他還是陝西收藏學會會員，因為攝影和長城，他得過的各類獎盃、證書無數，全被他扔在博物館的角落裡蒙塵。他的博物館收藏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民間收集到的很多民俗的東西，“後來我拍長城，就以收集與長城有關的東西為主了。”為了自費籌建他心目中的陝北長城博物館，李生程和妻子吃盡苦頭：“冬天年關跟前，我們就賣煙花和炮；有廟會，就去買香紙；夏天賣冰棍飲料。”安邊鎮李生程家的二樓就是他的陝北長城博物館。“本來我想去年夏天博物館就能對外開放了，結果岳母病重，只推到今年春節過後就開幕。”
了卻了一個又一個願望後，李生程又心生了新的想法：“明時的延綏鎮基本就包括了現在的榆林，共在這段長城修建了36座城堡，如果說陝北長城上‘項鍊’，36堡就是串珠，所以我一直想拍一部陝北長城的電視大片。”李生程的想法萌芽於他看到電視紀實片《大秦嶺》時。
2007年為編輯出版《陝北長城》一書時，李生程找到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趙硅教授。“我們那會也膽子太大了，開個奧拓車，那都敢去。”在臨近出書的時候，李生程帶著趙硅從東到西補拍了榆林衛36堡。“有天開車差點掉下崖去，溝底下深不可見”，李生程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後怕。
趙硅住在李生程家中數日，“趙教授說他是通過我也成了長城專家。”趙硅跟著李生程考察完榆林境內的這36個長城古堡後，對李生程的想法非常支持：“再不拍，這36堡也可能就沒有了。”
“2009年我把寫好《陝北長城36堡》腳本，送給了當時榆林市主管文教衛生的副市長。” 李生程曾擔任過王全安導演的電影《驚蟄》的副導演，2005年還編導拍攝了《治沙英雄石光銀》的電視片，所以他對拍攝影視作品非常熟悉。
“我和《大秦嶺》的導演康建寧都聯繫的差不多了”，李生程說：“不料突然得了腦梗住了院，一病就是兩年多，這事就耽擱下來了。”錯了最佳的時機，再重拾此事，已經不是李生程所能掌控。
“我想等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以後，就去把36堡重新拍一遍。”李生程說，這是他現在唯一想做事了。
威廉·林賽在《陝北長城》序言最後寫道：請允許我作這樣的猜想二十年或五十年以後，到陝西黃土高原和沙漠中游覽的人們將隨身攜帶李生程寫的書和照片。不過，欣賞李生程的巨大努力之餘，他們怕是再也看不到1992年李生程為之奮鬥的長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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