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小婦人》（Little Women）這一關鍵詞，霸氣地佔據北美影視市場的“頭把交椅”。這部以女性為題材的電影，一舉斬獲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六大含金量極高的提名（六個提名獎項分別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原創音樂、最佳服裝設計）。
其實這一看似突發式的“驕人戰績”是有“先兆”的。2019年11月，《小婦人》的口碑在其未公開在北美上映之前便不脛而走。《小婦人》在美國爛番茄視頻網站新鮮度達到97%；在另一個知名網絡平臺metacritic上，這部影片的均分已高達90。還未上映便一舉成名，即使在“影視王國”美國也實屬罕見之事，這被西方媒體稱為“小婦人現象”。
《小婦人》宣傳海報
女性IP
《小婦人》這一小說IP自1868年出版的150年以來，一直充當著一個催發美國女性獨立與解放的“女權聖經”，圍繞小說本身情節性和文學性而展開的討論和改編也是有由來已久的。
1933年版的《小婦人》是歷史上最早的版本，導演喬治·庫克（George Cukor）領銜女明星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將這部電影打造為經典之作。質樸感人的藝術處理與20世紀初期的年代感相得益彰，兩者構成了“絕配CP”。
知名度在所有翻拍《小婦人》電影中最高的一部，莫過於1994年的“明星版”。蘇珊·薩蘭登、薇諾娜·賴德、克里斯蒂安·貝爾、克爾斯滕·鄧斯特、克萊爾·丹妮斯等明星的加盟，使這一版本帶有“星光熠熠”的光輝，也引發了人們對現代女性生活的無限憧憬。
1994年版《小婦人》劇照
在這一文學IP中，美國一幅有關19世紀中後期普通人家的畫卷向人們徐徐展現開來。當家庭裡的父親奔赴美國南北戰爭戰場，一位母親及其四個小女兒的“女人戲”成為吸引人們目光的“引爆點”。《小婦人》原作者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將其在那個年代的真實生活用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喬”來象徵，以她特有的女性筆觸寫出了四位“小婦人”的四種不同的愛情、不同的際遇、不同的人生，這無形中地映射了每一位普通美國女性的日常生活，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們待人生和世界的觀念。
小說自然在人物設定和故事情節方面下了一些“功夫”，這些“功夫”的拿捏與19世紀中後期的“文學套路”不謀而合。在1857年首版的《包法利夫人》中，法國自然主義代表人物福樓拜用一個已婚婦人與不同男性之間的曲折情節，自然而然地刻畫了置身於那個年代婦女面對家庭和人生的迷茫以及由此醞釀的悲劇。
《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1877年由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亦採用離奇的情節和多元的人設——一個虛偽的男性和一個冷漠的男性——來凸顯一位貴族婦女在面對生活時，所流露出來的無奈和絕望，最終釀成了臥軌自殺的悲劇。
文本溫度
與法國文學、俄國文學的不同之處在於，以《小婦人》為代表的美國文學並不只通過創設一種悲觀主義式的基調來批判社會如何黑暗、人性如何險惡，而是將生活中的種種困頓用人性中光明和樂觀的一面來稀釋和消融。與同一時期的很多文學IP相比，《小婦人》無疑是積極的，甚至是熱血的。
當閱讀到《小婦人》結尾的時候，作者奧爾科特刻意將喬的家庭引向最終幸福的結局。老父親的疾病治癒了，母親的心情漸好了，而喬與德國家庭教師巴爾的愛情長跑最終修成正果。儘管曲折情節中隱藏著一些社會和人性的險惡，但當讀者在合上這本文學著作的時候，都可以感知到作品中字裡行間所彌散著的溫度——這是作家內心深處對人世間的人文關懷，很多讀者都可以從中獲得某種深切的“文本溫度”。
馬克·吐溫
無獨有偶的是，這種溫暖的文學光芒可以在同一時代的馬克·吐溫和歐亨利等美國知名作家的作品中尋找到蹤跡，奠定了美國文學中一項“光榮的敘事傳統”，即文學的任務不僅是赤裸裸地批判現實並留給讀者一個冷冰冰的世界，它還有溫暖人心、指引光明的使命。這一點無論在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還是歐亨利的《麥琪的禮物》等美國作品中，展露無餘。
在歐美文學史中，還有一部與《小婦人》同屬於“女性IP”、也同屬於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它就是由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首版於1847的《簡·愛》（Jane Eyre）。這部鴻篇鉅製講述是一個英國無父無母的小女孩如何在成長的打拼中將自己鍛造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女性的故事。
為了增強小說的情節性，作者當然也會給“簡·愛”這個人物設置很多“文本障礙”，比如她從小無依無靠卻要直面殘酷現實，比如她一直飽受來自家庭、學校、莊園主人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比如她總是遇不到人生中的“貴人”。但是，作者給這位小女子一個圓滿的結局：她克服了來自生活的層層阻力，與男主羅切斯特終成眷屬。
女權風尚
與《簡·愛》相比，《小婦人》的IP構架是以一個家庭而非個人來切入和展開，其中的女性角色更加多元，所建構的話語體系也越容易吸引那個時代的女性群體。人們可以輕易地從《小婦人》之中捕捉到更多的認同、形成更多的共識。這是兩者在形式上最為顯著的不同。
但是，形式上和敘事上的區分並不能遮掩兩者在最終表達主題上的一致性——女性的覺醒和解放。
《簡·愛》劇照
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之後，西方社會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眾生平等”的社會思潮，置身其中的女性群體不再是“會說話的工具”，她們試圖搜尋女性在工業社會中所扮演的既區別於男性又獨具一格的權利，這便是“女權主義”（一說為“女性主義”）的雛形。
即使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和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就“人權”這一概念有了人類歷史上最初的記載，但“女權”的意念並沒有隨此而生。以1848年紐約州色內加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為始，女權主義在19世紀找到了它切實可行的法理土壤。
《小婦人》文學著作封面
女性主義的崛起其實不首要地來源於女性本身的主動覺醒，而是來自於一個極具“現代化”社會的影響力。《小婦人》與《簡·愛》，這兩部誕生於19世紀後半期的有關女性獨立和女性平權的文學作品，皆為那一時代上層建築的具體反映。試想一下，倘若《小婦人》中的喬沒有置身於一個獨立的美國社會，如果簡·愛本人沒有經歷過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現代化的洗禮，她們對自己的時代侷限不會有所對比和察覺，對自己生活的困局也極有可能選擇忍氣吞聲，最終上演類似《紅樓夢》中諸如林黛玉、史湘雲、賈惜春等各個“小婦人”那般的悲劇。
價值理性
從較深層次來探討，一個步入工業文明的社會未必會真正地湧現出女權主義之濫觴，只有真正實現“現代化”的社會才會催育出有關女性獨立、自由的特定意識。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理性主義代替經驗主義而大行其道，女性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更會理所當然地反思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她們能為這個社會可以切實可行地做些什麼。
但是，現代化不等於物質化，理性主義也難以挽救功利主義。即使在一個物質條件相當充裕的社會，理性主義也未必可順理成章地滋生出來，女性主義也就喪失了一次次反思和重塑的機會。這便可以解釋，為何同屬於西方世界，不同國家的女性竟會有對自由和獨立等品質截然相反的理解，同時也大大地反駁了類似“一個社會越富有，女性就越獨立”的、看似正確的觀點。
《小婦人》劇照
其實，《小婦人》中的那些特立獨行“小姐姐”的品格不僅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女權化”，更是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所提及的“價值理性”的體現。馬克斯·韋伯將一個社會得以穩定發展的“合理性”歸類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其中，價值理性聚焦為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而忽略掉社會為其賦予的道德判斷和文本意義。
一個獨立、自由的女性，不僅要明白自由獨立的權利對她實際的安身立命有何“功利”的益處，更應自覺地意識到哪些價值觀念是一個時代所需要時刻遵從的——即使這一價值秉持的過程，會受到來自外部世界中道德、輿論或某些偏見的否定或質疑。
堅持自己行為在社會中的正當性並不為外力所阻礙，便是對價值理性的恪守和踐行，這同時亦是女權主義可以跨越年代、彌久芬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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