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小學生，也需要接受急救知識的普及。 （受訪者供圖/圖）
目前公眾急救效果並不理想，“九成猝死都發生在醫院外”。北京急救中心醫療培訓中心主任陳志認為，目前國內院前急救醫療體系發展不夠完善，面對猝死，公眾的急救能力不足，需要加強社會急救體系的培訓。
2019年11月27日，35歲臺灣演員高以翔在參加綜藝節目錄制過程中猝然倒地，經三小時搶救，最終宣佈“心源性猝死”。
而在前一天，11月26日，廣東省衛健委副主任陳義平進入電梯後突然暈倒，經急救人員、專家、醫院多方施救後，仍不幸去世。
同日，32歲的福建將樂縣公安局安仁派出所所長王聲震，在警務技能訓練的跑步衝刺中倒下。
“猝死”的消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而猝死的原因多數是突發心臟病，導致心搏驟停。心搏驟停後的救治更依賴於在場人士的急救能力，因為通常倒地後的4分鐘是公認心搏驟停、心臟性猝死的最佳搶救時間，在場人士若有能力進行有效急救，將極大地提高患者生存率。
北京急救中心培訓中心主任、北京急救醫療培訓中心主任陳志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救護車到來前的時間裡，公眾需要自己開展急救。”
但目前，公眾急救效果並不理想。“九成猝死都發生在醫院外。公認的數據是，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中，急救成功率只有1%-2%。”陳志認為，目前國內院前急救醫療體系發展不夠完善，面對猝死，公眾的急救能力不足，需要加強社會急救體系的培訓。
深圳地鐵1號線高新園站內安放的AED設備。 （汪徐秋林/圖）
救護車到來前，需要社會救助
據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佈的《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8》顯示，我國每年死於心臟性猝死（SCD）人數估計為54.4萬人。
陳志介紹，猝死容易出現在三類人群中：慢性病控制不良群體，如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病症；“過度勞累”人群，因為疲勞、睡眠不足、壓力大都會容易誘發心臟疾病；喜歡從事馬拉松等極限運動的非專業人士，體能要求高，但訓練不繫統不科學，在劇烈運動時容易出現意外。
一旦出現暈倒，撥打120仍然是在醫院外獲得專業急救的最主要方式。但陳志發現，各個國家地區，急救車到達現場的響應能力和響應時間並不相同，“美國西雅圖平均時間是6分鐘，芝加哥平均時間是8分鐘，香港平均時間是12分鐘，北京是17-18分鐘”。
“院前急救屬於政府責任，但救護車來到之前的空白，應該由社會上的第一目擊者來填補。”陳志強調，“不能幹等救護車，首先要評估現場情況，進行及時救治，由第一目擊者成為第一響應人。”
陳志把急救的時間段劃分為“鑽石”“鉑金”“黃金”三個層級：
倒地後4分鐘即“鑽石4分鐘”，心臟驟停4到6分鐘後，大腦皮層就開始不可逆地死亡，有專家統計，面對心臟驟停的患者，每延遲急救1分鐘，成功率便下降10%。因此，必須及時介入，進行心肺復甦和自動除顫。
“鉑金20分鐘”，我國城市120平均響應時間在20分鐘左右，在此期間第一目擊者要為患者進行及時正確的現場急救措施。
“黃金時段”，不同急病有不同的最佳救治時間。例如“心梗一般兩小時，腦梗是4.5小時，其他創傷、中毒等症狀的黃金時段各不相同，需要醫患雙方共同去爭取”，陳志說，“該決策要立刻決策，該簽字要馬上簽字”。
而對於心臟驟停，更重要的是第一響應人的救治方法：徒手心肺復甦（包括胸按壓和人工呼吸），同時配合使用AED（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的早期實施，可以大大提高搶救成功率。
缺失的設備
今年上海馬拉松賽事裡，第一反應的志願者們為倒地的人員實施急救。 （受訪者供圖/圖）
近年來，大眾參與馬拉松比賽形成熱潮，猝死事件在馬拉松比賽中不斷出現，讓“安全跑完馬拉松”成為公眾關注焦點。AED作為一個便攜式、易操作、專為現場急救設計的急救設備，逐漸被更多人所瞭解，成為各賽事組委會“標配”。2019北京馬拉松賽中，組委會就配備了50臺AED，以供參賽跑者的急救之需。
在急救中，心肺復甦的作用是代替心臟搏動，輸送血液，但若要使患者心臟恢復正常跳動，唯一的方式是使用電擊。而AED的特點在於易操作，只要開啟電源，將貼片貼在病人身上，就能產生電擊。
但AED設備目前在國內普及率相當低，甚至有觀點認為，AED不僅是醫療儀器，更是一種需要普及的有效急救新觀念。
高以翔倒地後有人計算，據節目錄制地點最近的AED設備在700米外，如要取回，耗時約為8分鐘。
急救培訓機構“第一反應”開發的微信小程序“救命地圖”顯示了全國除醫院外公共場所配備AED的情況。這些數據由“公開數據+企業提供+個人發現”形成。南方週末記者發現，目前AED裝配在中國多集中在東部地區的城市，但城市之間的分佈並不均衡，其中上海和深圳數量最多，鋪設了上千臺，但在廣州僅有35臺，在重慶僅有12臺，而諸如三亞、桂林等旅遊城市，數量為零。
“第一反應”CEO陸樂在幾年前曾對媒體說，美國平均每兩百個人就有一臺，在日本每一百個人有一臺，“而在中國，差不多接近一百萬人才會有一臺”。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阜外醫院主任醫師敖虎山連續兩年在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向公眾呼籲普及心肺復甦培訓。2018年，他拍著帶來的AED說，“尤其要學會除顫儀，這是救命神器，能顯著提高生命救治率。”
但AED的推廣使用還存在一個瓶頸問題。屬於醫療器械的AED，是不是必須由執業醫師實施？
“這是一個誤解。”陳志認為，“國家雖然對AED施行‘三類醫療器械’管理，但同時也明確經過培訓的非醫療人員，也就是普通公眾都可以使用。”
2016年11月，上海市率先允許並鼓勵經過培訓的非醫務人員使用AED對心臟驟停病人進行緊急現場救護，同時明確，即使緊急現場救助行為對患者造成損害，也依法不承擔法律責任。“這是國內首個突破。”“第一反應”首席戰略官陸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近年上海和深圳的AED設備裝配數量經過多方的呼籲推動，均有所提升。據Economist旗下研究機構EIU估算，上海AED設備已達到6臺/10萬人，EIU同時認為，若通過加強立法和公眾教育培訓，這一數字在五年內能夠達到30-40臺/10萬人。
“第一反應”近些年承擔了上海、成都、深圳等地馬拉松賽事的安全保障和應急救援，併成功援救了數位倒地的參賽者。陸俊認為，目前公眾對急救的意識依然不足。以AED裝配為例，“如果馬拉松賽事需要，那健身房也需要。但其實在國內更多運動領域中，AED依然缺失”。
陳志提醒，其實醫院也需要配置AED，因為並不是每一個醫護人員都熟悉專業的手動除顫器。同時這些專業設備一般配置在醫院急診科、心內科、重症監護病房、手術室等地，如果在醫院公共區域出現了心搏驟停，並不能及時趕到。“醫院公共區域都是就醫人群，是發生猝死最高風險的區域之一。配置AED是醫院醫療安全的重要措施。目前，北京急救中心已配合北京醫管中心制訂了醫院內配置AED方案，在醫管中心要求下北京市市屬醫院都已配置了AED。”陳志說。
待完善的社會互助急救網
與設備同時缺失的，還有救護相關知識的欠缺。
2019年1月20日，中國醫院協會急救中心（站）管理分會向社會建議，將每年1月20日設立為“國家急救日”，呼籲加強社會急救能力建設，開展急救知識及技能培訓，在公共場所配置急救包、AED等急救設備，提高全社會自救、互救能力。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張文中認為，提高社會急救能力，要讓公眾敢救、會救和能救，“敢救要有法律保障；會救是基礎，要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識和技能；能救要有一定的設備保障，將人救活”。
但目前，急救領域的公眾普及各方面都有所缺失。陳志發現，公眾的參與度現在變高了，但急救知識的基礎仍然薄弱。“急救需要拿出專門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學習、研究。現實生活中，大家有掌握知識技能的意願，但更多是耳聞，缺乏系統培訓。”
“與國外先進國家和地區相比，目前我國CPR（徒手心肺復甦）成功率極低，主要原因是對CPR科學和技能培訓欠缺，CPR知識公眾普及不足，缺乏第一目擊者對患者及時救治以及專業人員缺乏科學、系統的CPR知識和技能。”《2018中國心肺復甦培訓專家共識》這樣寫道。
陳志介紹，有人倒地時，急救需要經過評、查、呼、救四個步驟，即評估環境，確保急救在安全環境下進行；查生命體徵，是否還有意識、呼吸，心臟是否跳動；呼叫周圍人同時，儘快撥打急救電話；在等候急救車期間對患者進行正確的評估和處置。
這四個步驟以及AED的使用，都需要相應培訓。目前，公眾想要獲取系統急救技能，除了參加紅十字會和醫院組織的急救培訓，還能考取美國心臟協會（AHA）認證的急救證書。
對“第一反應”志願者來說，每場馬拉松比賽開始前，他們都需要重溫急救技能，主要是為了避免忘記，“因為急救時間，每一秒都很重要。”陸俊說。
近年來，“第一反應”加強了與商辦寫字樓、住宅小區之間的合作。“在深圳，我們就和地產公司開展合作，給他們的員工培訓急救技能，同時也在樓盤中安放AED設備。”陸俊認為，社會互助急救體系統急需建立，他們也在參與編制急救網絡。
2019年，廣州市人大代表林純提出建議，希望將心肺復甦急救技術作為一門必修課，普及到廣州的中學技校大學。“建議”最後寫道，“教育工作者要教會孩子學會珍惜生命，掌握這一簡單的求生本領是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記者截稿前獲悉，11月29日，北京地鐵2號線和平門站，一名男性乘客心臟病突發，倒地後經搶救無效不幸去世，而在11月30日中午由上海虹橋開往溫州南的G7511次列車上，一位擁有急救證的乘客為另一位倒地的乘客做了心肺復甦。
南方週末記者 汪徐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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