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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村莊的變化越來越呈現出閻雲翔教授在《私人生活的變革》裡所說的原子化的特徵，尤其是稅費改革（2006）之後，幹群關係與群群關係變得更加鬆散，通過走訪得知，村民與村幹部的互動更多呈現在“通訊與告知”，而2006年之前，基於農業稅、水利灌溉和村莊公共事業等的聯繫要相對緊密。且這樣的緊密，於傳統農業而言是一種常態，但對於現在的農村來說，卻非比尋常，尤其是村莊的“熟人社會”與“差序格局”被打破，又基於農民的“務實性”與“現實性”等性格特徵與集體樣態，導致集體生活發生變革。
原文 ：《微治理：社會治理重心下移》
作者 | 桂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與傳媒學院教師、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劉成晨
圖片 |網絡
微治理：作為服務者角色的政治權力
基於這樣的變化，我們的治理需要轉型。目前最為熱門的一種治理，除了基於精準扶貧思維而來的精準治理之外，就是微治理，而且往往以社區為載體進行治理。為何如此？因單位制改革之後，社區所承擔的公共服務日漸重要（甚至包含生活中的諸多方面），而人們生活的場域——社區更是社會的一個治理單元，以小著手而實現社會治理，是社區微治理的一個思路。微治理是更加微細的治理模式，它的實施就是社會治理的重心下移。
言及於此，我們如聯繫整個歷史維度來看便知一二，比如說在“權不下縣”的時代，是鄉紳在自治村莊內部事務，1949年後權力末梢的下移，以鎮為重心進行治理，村支書為鎮委的指派性政治的產物，用杜贊奇的話說是“權力的經紀人”，用亨廷頓的話說是“守夜人”和“撞鐘者”，但現在的村莊治理，村委的職能幾乎弱化到了一定地步，如上文所述的通訊員的角色，而過往的婦聯主任、治保主任等都已經消失，故此，如何繼續沿著指派性政治的路徑來實現村莊的自治？如何在既有的控制主義模式下實現村莊的內部事務調節與實施，乃至被懸置的權力如何去動員村民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微治理是一種選擇模式，它意在對民生方面著眼，從而獲得兩個方面的利益，一個是合法性的再生產，這會更加有利於基層權力的組織動員，讓村民配合村委進行公共事務的建設，另外一個是強化幹群關係，其是一種服務型政府角色的體現，而不再是2006年之前的強權政治或全控主義模式的政治實踐。通過對村民所遇到的問題進行化解，從而服務於村民。這是微治理需要重點著力的部分。
此外，微治理還有一個非常顯眼的好處在於，把過去粗礦的治理思維提升到精細化的層面，從而讓村民滿意，讓村民得到實實在在的關懷和關切。 這就減少了村民的不滿、怨氣，乃至他們更願意與村委一起合作治理和協同治理村莊。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無論是學界所說的整體性治理，還是多元主體進行治理，微治理都與它們有重疊的地方，乃至幫助村民和村莊發展。
當前，微治理在全國各地都比較火熱，比如說：“五原縣[共有134個村莊（社區）]不斷加強基層治理，積極推動社會治理理念、機制、方法創新，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先後在社區、農村全面推開網格化服務管理，通過組建微組織、開展微服務、推行微教育、實行微管理，探索出了一條以網格化+微治理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有效途徑，逐步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社會治理體系，有效提升了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水平，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有力保障。”這說明了什麼？一方面，村民自治中的自我教育，管理與服務等提升到一個細化的程度，從而為鄉村振興提供保障。另外一方面，節約治理成本，或發揮治理效果，“把錢用在關鍵的地方”，所以此種方法可謂一舉多得。
微治理需要服務型思維與人力物力作保障
對於村莊而言，採取微治理至少需要兩個方面來加以保障，一個是當地的管理者有這樣的服務型思維，另外一個是有足夠的人力與物力來加以保障。否則，微治理就只能是一個口號，一種流於形式的治理，如空喊而不做實事則對村民的感情是一種莫大的傷害，這會帶來權力的負面效應。
加之，村民的內部聯繫，乃至村委與群眾的聯繫在集體生活變革的視域下，又是微治理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難題。如何實現此種語境下的治理轉型呢？
首先，利用“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的思路來進行村莊治理。在當前，一些村莊的互聯網基礎設施是具備的，手機幾乎人手一臺，能不能用微信群、QQ群等方式來實現問題反映的暢通化？至少群眾可以多一個渠道來反映訴求，即便是在個體化、鬆散化與原子化的情景下，這也是可能的。而且，這樣的做法也不會受到集體生活變革的影響。從而，村委幹部能夠去及時解決村民的問題，或者說把問題收集起來後，避重就輕地解決。
其次，在農民的聚合性較強的時候實現“幹群互動”。例如，在閒月的時候，如村民都聚合在茶館，那麼我們的幹部能不能“走到茶館”去訪談群眾？能不能在茶館設置一些接待點？從而讓群眾有相應的反映問題渠道。進一步說，對群眾的問題，可以採取分類、細化，而後一一解決。
再次，村委幹部可以定期走到村民家中進行家訪，多聽聽群眾的意見。事實上，原子化的村民往往需要村幹部的主動上門，才能把問題“弄”出來，才能解決問題。如此，不是讓村民找幹部，而是幹部找村民。看似原子化的村莊，是不是在村委的活動下串聯起來了呢？
事實上，將整個論述結合來看，微治理需要的是社區服務，是傳統權力在面對村民時的一種“顛倒”，即村委去服務村民。而且，微治理的好與不好，村民如有渠道監督和反映，有第三方的仲裁，我相信村民對政府的滿意度會大幅度提高，例如在廣東珠海的一些社區即為如此。這就有利於二者之間更好地在微治理的層面進行互動，從而“你幫了我，我支持你”，這才是趙弼《蓬萊先生傳》裡所說的：“魚水之情，極其娛樂。”
但類似這樣的治理和發展，並非全國皆是，所以任重道遠。其是未來中國農村社區治理的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方向和模式。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7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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