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蘭》電影中的反派，被設定為越過長城的“匈奴”。《木蘭辭》裡倒是也記載了好幾處“可汗”。這個《可汗》是不是就是電影裡的反派頭子呢？並不是，細細品味木蘭辭的話，讀者不難發現其中既寫道“歸來見天子”，同時亦有“可汗問所欲”。秉承中原概念的“天子”與來自草原傳統的“可汗”在《木蘭辭》裡兩者合一了。
從嘎仙洞到中原
作為北朝民歌，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時代背景是北魏與北方遊牧民族柔然的戰爭。在舊時的正史（《二十四史》）之中，北魏是第一個由草原興起進而統治中原的王朝。其統治者所屬的拓跋部，是鮮卑的一支。
《魏書》卷一《序紀》說，拓跋部原來住在大鮮卑山。同一本《魏書》裡還有記載，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北方烏落侯的使團告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拓跋氏的祖上在烏洛侯國西北鑿石為祖宗之廟。北魏朝廷為此派遣李敞去祭祀，《禮志》還錄有祝文。這個石室在什麼地方，過去只能猜測，沒有定論。1980年，考古學家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西北十公里的嘎仙洞內發現了石刻銘文，內容與《魏書·禮志》所載大致相同，從而證明“嘎仙洞”就是拓跋先祖的“舊墟石室”。自從匈奴敗亡後，包括拓跋部在內的鮮卑各部逐漸移徙漠北填補“真空”。三國年間，拓跋鮮卑經“山高谷深，九難八阻”，已遷居到定襄的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土城子)。景元二年(261年)，其首領拓跋力微遣使入貢魏朝，從此與中原王朝有了聯繫。
鮮卑人
三國歸晉（公元280年）之後不久，“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接踵而至。邊疆各少數族（匈奴、羯、羌、氐、鮮卑）趁勢登上歷史舞臺。這其中的鮮卑民族顯得尤為活躍，他們先後建立了前燕、後燕、南燕、西燕、西秦、南涼、吐谷渾等政權。拓跋氏自然不落人後。公元4世紀初，他們在今天的內蒙古中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代。
東晉十六國
耐人尋味的是，這一王國從未被當成是中國歷史上的“十六國”之一，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於這是一個在組織上問題重重的遊牧聯盟。在大部分時間裡，拓跋氏擁戴他們更為強大的周鄰政權，或者在受襲擊時退回山野之中。與同期的“十六國”政權不同的是，代國仍以部落聯盟為主，基本處於“逐水草，無城郭”的遊牧狀態，而同期躋身“十六國”的其他鮮卑部族已經開始統治城市並管理農民了。
這個結構簡陋的代國在376年為前秦所滅，拓跋鮮卑首領什翼犍戰死。統一北方的前秦在淝水之戰（384年）后土崩瓦解，所滅諸部相繼復國。386年，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趁機在牛川(今內蒙古興和縣西北東洋河南)大會部眾，恢復了“代”政權，四月，改稱“魏王”。這就是歷史上“北魏”的開始。可謂世事難料，在這場代表鮮卑榮譽並爭搶華北統治權的強力大比拼中，最終竟是這個從大興安嶺走來的拓跋部脫穎而出，笑到了最後。
“胡風國俗，雜相糅亂”
拓跋鮮卑是草原上的遊牧民，在奪取了後燕的大片土地之後，統治者既然不可能盡夷中原耕地為牧場，自然必須改變其統治策略，實行漢化。
南北朝初期形勢
但是，當時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門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見得。就拿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來說，他雖然注意吸收漢族人士進入政權，但其內心深處，還是堅守本民族習俗和文化。拓跋鮮卑人賀狄乾的遭遇就是一個例子。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後秦，而被扣在長安（今陝西西安）。後秦的羌族統治者漢文化修養很高，因此賀狄幹滯留長安期間習讀書史，風度舉止“有似儒者”。今天看來，這本是件好事。誰知賀狄幹好不容易從長安歸來以後，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大為憤怒，大約將賀狄幹看作數典忘祖之輩，將其殺害。
騎射的鮮卑人
道武帝的做法，實則代表了整個拓跋統治集團的想法。甚至他的孫子太武帝（拓跋燾），仍然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為自豪。因此，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葉適就明確指出：
“劉（前趙）、石（後趙）、苻（前秦）、姚（後秦）與夫慕容（諸燕），雖曰種類不同，然皆久居中國，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國不甚相異。獨拓拔氏，則以真胡入主中原，純用胡俗，以變華人”。
後來北魏本朝的崔浩（崔宏的兒子）說得比較婉轉，但“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這話的意思其實與葉適的看法別無二致。
如此“胡風國俗，雜相糅亂”的局面，在“嘎仙洞”所發現的祝文裡都可以尋到蛛絲馬跡。與《魏書》中的祝文比較之後，人們可以看出二者之間有一些細微但值得注意的差異：祝文開篇“敢昭告於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薦於”開始的結尾部分，沒有被記載在《魏書》當中。被後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燾”，也有“皇祖先可寒”。通過這種做法，拓跋燾從稱謂上將自己展現為擁有光榮傳統的草原統治階層（“可寒（汗）”）的繼承者，儘管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已經成為了中原地區的“天子”。而這正與《木蘭辭》中“天子”與“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見這首北朝民歌，實實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間統治者雙重認同的微妙之處。
嘎仙洞
孝文帝的決斷
不過，歷史的車輪畢竟滾滾向前。就像卡爾·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野蠻的征服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
北魏在北族政權向傳統中原王朝轉型的最終完成，是由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實現的。孝文帝雖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卻是完全的中原漢文化傳統，“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於是，在他執政期間，這個鮮卑王朝的“漢化”向著更加廣泛、深入的層面發展下去了。
這就是遷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處塞上，供給困難，且柔然又常發騎南侵。對於統治重心日益傾向農耕地區的北魏王朝來說，這裡的環境已經變得不太合適了。孝文帝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陽，“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固然有擺脫盤踞平城的鮮卑守舊勢力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遷都洛陽，自己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原皇帝。當年“十六國”中的後趙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圖“苞括二都（長安、洛陽）”便被一些人稱為“中國帝王”。而東晉、南朝則因失去了對中原的控制權便被稱為“僻遠一隅，不聞華土”。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輿論裡，將中原的統治權看成是正統王朝的象徵，而洛陽則是中原的代名詞，
只有在洛陽建都的政權才是華夏正統。
天下之中的洛陽
這樣的政治象徵意義對孝文帝來說具有著極大的誘惑性。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惜以南伐齊朝為藉口，大費周章地用“欺騙”與“威脅”的方式下令遷都洛陽。而定鼎嵩洛之舉也成為北魏由夷變夏的最大自信，終於可以堂而皇之地稱“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
在遷都後的兩三年內，北魏孝文帝頻繁地推行著從根本上觸動拓跋遺風遺俗的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則推動鮮卑族與漢族聯姻。孝文帝漢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將鮮卑統治階級融入到漢族門閥世族體系之中。
總的來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將南遷洛陽的鮮卑人從形式到本質上都改造成了漢人。對於這一點，就連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認可、北魏末年，梁將陳慶之北伐後自洛陽南返，“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對峙局面形成以來，南朝一直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但自己去過洛陽才發現，“衣冠士族並在中原”，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孝文帝改革
不但南朝的陳慶之在觀察了中原的實際狀況後，自覺地承認北魏已經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北魏自身的認同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拓跋鮮卑原本出於遊牧民族，其習性與草原上的敕勒（高車）、柔然相似，風俗多以辮髮為主 (南朝方面因此稱其為“索虜”)。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改著漢服後，北魏朝廷反而將柔然視為“漠北辮髮之虜”，儼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
從公元四世紀後期算起，拓跋鮮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之後，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鮮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為了中原的“天子”——與此同時，拓跋祖先的另一個身份（“可汗”），則悄然消逝在了歷史長河之中。所幸，民歌《木蘭辭》流傳到了今天，也將那個“可汗”與“天子”並存的歷史瞬間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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