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 遼寧省遼陽市,努爾哈赤的後金都城

東京城(位於遼寧省遼陽市),是努爾哈赤佔領遼陽後修築的後金都城。雖然作為都城意義的東京城只存在了4年,便在之後清朝的歷史中逐漸敗破與沒落。然而,建都東京城標誌著後金的崛起,努爾哈赤在這裡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帶領女真部落走向強盛,使後金政權具備與明朝分庭抗禮的實力,為日後清朝的百年基業奠定了基礎。

遷都遼陽 始建新城

遼寧省遼陽市,努爾哈赤的後金都城

20世紀30年代的東京城天祐門

17世紀初,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族各部,於1616年建立後金政權,改元天命,定都赫圖阿拉。天命六年(1621)三月,他親率八旗兵攻克遼陽,並決定將後金都城遷到此處。當時的遼陽,在明朝數百年的經營後,城內街道縱橫,商賈雲集,是東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努爾哈赤曾用“承天眷佑,授以遼陽”之語描述其得到遼陽的歡欣之情。

遷都遼陽,努爾哈赤並未擴建老城,而是選擇另建新城——東京城。據《遼陽州志》記載,東京城為清初都城,“在太子河東,離遼陽城八里。天命六年(1621)建城。周圍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東西廣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有城門8座,分別為:撫近、內治、懷遠、外攘、德盛、天祐、福盛、地載。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東京城遺址陸續發現了4塊刻石,經鑑定為後金時期東京城的城門石額,其中3塊為漢文石額“內治門”“德盛門”“天祐門”,另一塊為滿文石額“撫近門”。如今人們看到的東京城城門,為其中的南門之一“天祐門”。

由於東京城城牆轉角處非直角,整個新城呈菱形,面積約0.75平方千米,城周有角樓,外有護城河。城郭建在一面臨水的高阜處,底部為石砌基座,上為夯土牆,外包青磚。夯土層內有碎石、石碾、磨盤、碑碣等石料,可見建城之倉促。城門處設有城門樓和甕城。

東京城內的主要建築有:宮殿兩處、諸貝勒的住所、投降後金的部分漢官住宅和商業店鋪等。兩處宮殿:一處為理政“大衙門”,正對著天祐門,因其平面呈八角形,也稱“八角殿”;一處為“汗王宮”,即寢宮,在八角殿以西100米的一處院落內,建於人工修築的正方形高臺上,臺高約7米,邊長約16米。

銳意改革 後金崛起

在定都東京城的4年裡,努爾哈赤勵精圖治、銳意改革,實行了一系列舉措,在保持本民族特色基礎上,大力推行漢族先進的社會制度,促進了後金由遊牧社會向農耕社會的轉變,使其進入迅速漢化的嶄新歷史階段。

努爾哈赤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貴族共和制”,使8個貝勒擁有“並肩同坐,共議大政,斷理訴訟,舉廢國汗”的權力;發佈“計丁授田”令,將遼東地區的無主土地按丁授給滿漢人家,按丁貢賦;力促滿蒙聯姻以增強後金政治軍事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一樁聯姻,當屬天命十年(1625)二月,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在東京城內迎娶蒙古科爾沁部貝勒之女,此女即日後清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孝莊皇后。

遷都瀋陽 新城傾圮

東京城從始建到完工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作為都城不過3年,努爾哈赤便力排眾議遷都瀋陽。《遼陽縣誌》記載,天命十年(1625),努爾哈赤遷都瀋陽後,在東京城設城守章京,派兵駐防,清康熙二十年(1681),城守章京移駐金州。到了乾隆年間,東京城逐漸傾圮。

為了使一手建立的政權鞏固強大,努爾哈赤曾幾次遷都。而遷都遼陽,因遼陽當時是東北地區規模最大、最發達的中心城市,是“遼東根本之地”,這對於努爾哈赤無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他甚至將祖塋遷葬至此,建東京陵。可僅過了4年,努爾哈赤便放棄了這座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營造的新城。究其原因,眾說紛紜。據《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認為“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瀋陽渾河通蘇蘇河,於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另有“風水”一說認為,努爾哈赤在山環水繞的瀋陽寶地發現了“龍脈”,於是決定遷都瀋陽。

事實上,後金的統治者們在東京城不斷調整著統治理念,他們發現對漢人採用殘酷鎮壓的施政手段,只會引起更劇烈的反抗,對這個有著強大文明底蘊的民族,蠻橫與強制行不通。為了維護統治,他們不得不逐漸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與生產技術,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實行新的政策,遷都亦不失為一種調整。同時,遼陽處於樞紐要地,多方勢力在此角逐,對後金威脅不斷。如此種種,才使得努爾哈赤決心遷都。而遷都瀋陽,既緩和了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也為後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後來清朝的歷史也證明了努爾哈赤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眼光之敏銳。

對於東京城,史學家金毓黻曾多次作詩記之,其中《東京城懷古》有云:“山川環抱古城隈,策杖登臨首重回。宮闕前朝悲剩民,江河舊跡驗飛灰。氣於二百年前歇,人是三千劫後來。莫覓先民棲息處,故陵風雨有餘哀。”在詩中,金毓黻感嘆東京城輝煌的一頁翻得太過倉促,惋惜這曾怒放的花朵過早地凋零。2013年,東京城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修復後的天祐門和部分城址遺蹟,成為它留給後人的追憶和遙想。

本文原載於《中國檔案報》 作者:吳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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