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式文人的“胡說”
晚清名臣郭嵩燾曾在日記中勾勒過一個宏大的歷史脈絡，他說：“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為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民國年間，羅爾綱受這種論說的啟發，撰文分析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來。其師胡適偶然讀到此文，深不以為然，寫信批評道：
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他們是舊式文人，可以“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一類的胡說。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
羅爾綱
接下來胡適羅列了歷朝反例，來證明羅爾綱立論的偏頗。進而教導說：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訓練，但文字不可輕作，太輕易了就流為“滑”，流為“苟且”。
余英時先生後來解釋胡適不與梁漱溟糾結某重大概念時，引用了胡適這段批評，並做出了自己的進一步解釋。他說：
羅爾綱的題目不能成立，因為除非我們能先證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好名”。我們又必須進一步證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數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後我們還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嚴格標準。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現象無代無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麼這個題目當然是沒有意義的了。（以上均見於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余英時的質疑句句切中肯綮，不過胡適未必有如此苛刻的要求。胡適確曾標榜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對名詞的使用很講究。但這也僅限於一些有爭議的“新”名詞。如封建主義、現代化等。像產生於清末的“社會”等名詞，他便不再講究，更勿論中國早已有之的“名利”二字。以筆者揣度，此處胡適側重於批評羅爾綱的系統太過整齊。1936年夏，胡適在給這位弟子的信中說過：“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系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裡去。”（胡適：《胡適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頁）羅爾綱此文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將好名與好利一刀切，實則好名與好利的歷史實態及其流變都不可能那麼一目瞭然。
以筆者拙見，研究者不僅要質疑舊式文人的胡說，也要當心新式學者的論斷。餘先生曾作《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平心而論，此文在學術層面不無可議之處。仿照其對羅爾綱的批評，亦可有如下質疑：何謂知識分子？何謂邊緣化？是否建立了中心與邊緣的嚴格標準？有趣的是餘先生自己在文章開頭專門申明其看法“未達成熟的地步”，屬“未定之見”，但不少讀者似已照單全收。揆諸近代歷史，有許多反例可以證明知識分子不僅未走向邊緣，反倒長期居於中心地位。曾受教於餘先生的羅志田教授便注意到反例的存在，故對此觀點做了重大修正，認為伴隨著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的是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
值得注意的是，羅志田在論述中借用了胡適“社會重心”概念，且有所揚棄。胡適對科舉制極不以為然，認為科舉制造成平民化，是社會無重心的原因之一。羅教授則以為此說太“隔”、“不切題”。他認為科舉制的廢除恰好使近代中國失去重心，導致國家的持續動亂。兩種看法差異如此之大，是因為二人在“社會重心”概念上的理解有著根本不同。羅教授的“社會重心”指的是士作為四民之首，可以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這一點其實胡適是不懷疑的。他在1932年便提到：“例如舊日政治之下，一個科舉制度可以籠罩全國的教育與任官，可以維繫全國士人階級的人心，可以樹立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胡適全集》第24卷，第127頁）
胡適此說，借用嚴復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得更清楚。嚴復戊戌年上皇帝書時提到聖人之治理的奧秘在於“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又謂：
蓋使天下常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危亂；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嚴復集》）
1914年，胡適自己也說：“吾國之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20年後又對蔣廷黻說：
無論蔣先生如何抹殺新事情，眼前的中國已不是“舊社會”一個名詞能包括的了。千不該，萬不該，西洋鬼子打上門來，逼我們鑽進這新世界，強迫我們劃一個新時代。（《胡適全集》第22卷，第31頁）
簡單說，胡適認為科舉制無法造就現代的領袖人才。而他所謂的社會重心，也正是指一個可以領導中國前進或者至少自存的社會聯合體。羅教授從科舉取士的角度發論，對此胡適已預先作過回答，認為士不是取決於地位，甚至認為恰恰是科舉制扼殺了士大夫。羅教授曾專門提醒學界注意胡適的社會重心說，但他意在論證科舉廢除之弊，而非關心胡適相應的思想世界。經此提示後，社會重心概念頗受後來學界注意，不過胡適本人思想世界中“相異的意義體系”仍待開啟。
這不是說胡適是不可批評的，關鍵是批評者視其為研究者還是研究對象。如將胡適視為研究者，鑑於“譬如積薪，後來居上”的道理，其可議處想必不少。即如其批評羅爾綱聽信舊式文人的胡說為例，實則以其本人著述之豐，又何嘗能盡屬鐵案如山的論斷。1932年，胡適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引用顏之推語如下：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但[《禮經》]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顏氏家訓 風操》)
胡適據此闡發道：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煊赫，子孫的貴盛。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胡適全集》第4卷，第537頁）
隨後他又提到唐宋的案例以證其說。但以胡適自己的標準來看，僅靠幾份家訓來論證門閥制度對於士大夫風操的作用，無疑也是有問題的。正如胡適和余英時批評羅爾綱一樣，我們也可以質疑，何謂士大夫，風操的標準是什麼，以門閥制度視風操的話是否系統太過整齊等等。其實從這部《顏氏家訓》中便能隨手舉出反例：顏之推所批評的士大夫教子弟“鮮卑語及彈琵琶”，這種趨炎附勢現象也正是門閥制度下發生的史事，又如何能以風操二字囊括？姑且不論顏之推所言算不算舊式文人的胡說，反正胡適引用此說時欠讀者一些分析判斷，故而一不留神也勾勒出一套“整齊的系統”。
新式學者的“論斷”
其實胡適引用顏之推這段論說是頗有文化史的敏銳直覺的。說到底，引用古人之說不是原罪，關鍵在於解讀的分寸。在胡適和余英時看來，羅爾綱的問題在於對郭嵩燾的觀點未加辨析，便以之為進一步的立論基礎。尚未證明清代是否好利，便討論好利的原因，不啻把邏輯根基建立在了沙灘上。當今學界在援引文人學士之說以申己論方面，羅志田教授無疑是公認的大師，惠及後學者甚眾。其近年更是先後刊文暢論史學“捕風”“捉影”之術，文中頗推崇民國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家劉鹹炘。有趣的是，主張“察勢觀風”的劉氏在論著中也曾引用郭嵩燾名利交相勝之論，並贊其“甚確而得要”。（劉鹹炘：《推十書》第16冊，第246頁）
這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風格偏好問題。呂思勉先生曾撰文論述“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蠻民族所征服”。他給出的一個“總括”的回答是：“以風俗論，則野蠻人樸實，而文明人虛偽；以政治論，則野蠻人簡捷，而文明人遲滯。兩者相遇，自然樸實簡捷者勝，虛偽遲滯者敗了。”（《呂思勉論學叢稿》）這一總括若以胡適的理論方法審視，想必也有“系統”太過“整齊”的嫌疑。但以呂思勉對中國歷史非凡的洞察力，此說自不能等閒視之。
胡適的“文字不可輕作”，更多的價值在於其警示性。論斷並非易事，後來研究者自應處處警醒。龔自珍說豪傑輕量京師而致山中之勢重，很可能是一種敏銳的時代觀察，借用這一觀察，或可通向歷史的更深處。但研究者亦須明白這是龔自珍本人的一個表述，至於是他對時代的平情判斷，還是一時的情緒發洩，已難以遽然結論，更不必說其言是否符合史實了。
實際上，傳統文人學士的表述習慣確實就為研究者設障。朱自清從作詩的角度認為“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胡適的學生傅斯年則恰恰批評“中國學者之言，聯想多而思想少，想像多而實驗少，比喻多而推理少”。他舉例說國人好言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但日與王豈有關聯？言者無非是“欲明無二王，而又無術以證之”，遂以天有一日作比喻。
傅斯年
傅斯年對邏輯的強調，離不開其師胡適的鼓吹。熊十力即提到“適之銳意宣揚，而後青年皆知注重邏輯”。胡適看重西方的邏輯的另一面是反感傳統國人的“苟且”。其小說《差不多先生傳》便是如此立意。他在一次畫展中有感於日本畫家的認真態度，激憤之下竟然向友人發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牢騷。胡適在治學上更是反覆強調“不苟且”。他到一個學校演講“做學問的方法”時便說：“科學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懶惰，肯虛心的人做學問的方法。說破了不值半文錢，學起來可要畢生的努力。”（《胡適全集》第32卷，第323頁）他在倡勤、謹、和、緩四字訣時又說：“謹即是不苟且，一點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即謹，即是慎。”（《胡適全集》第24卷，第612頁）無獨有偶，據王奇生教授說：“有一次聽羅志田教授總結其治學方法，他說，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我不過是比人家更加細心，同樣的史料，我可能讀得更加認真、更加細緻。”對照胡適再三致意的“不苟且”的治學主張，可知此言自是出於至誠。
胡適曾不止一次讚揚羅爾綱不苟且。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你這種‘謹慎勤敏’的行為，就是我所謂‘不苟且’。古人所謂‘執事敬’，就是這個意思。你有美德，將來一定有成就。”次年又謂：“你的兩段筆記都很好。讀書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進步。你能繼續這種精神，——不苟且的精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有大進步。”（兩信均見於《胡適全集》第20卷，第631頁）
羅爾綱日後成長為著名的史家，想必這種不苟且的精神居功至偉。據胡適後來自稱：
我引這兩封信，要說明爾綱做學問的成績是由於他早年養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的。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胡適全集》第20卷，第631頁）
歷史學的特點是研究者需要不斷地解讀史料，不斷地作出論斷。因此胡適說“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絲毫也不誇張。
胡適後來還對人說，以不苟且相督導，也是因羅爾綱的天分一般。但古往今來的大量案例表明，學者無論天分高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犯錯。余英時說胡適“在討論中國的重建問題時，稍不經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潛意識”，實則讀胡適那一時期論述，可知其並不忌諱坦露其士大夫意識，又何來“潛”意識之說？餘先生是史學界不世出的天才，但也不能奢求其筆下處處分毫不差。
1960年的胡適
求全責備，人無完人，學術亦然。拙文所涉諸公皆是各自所處時代的碩學大家，不是一般學者所能望其項背。筆者被其膏澤，仰望尚且不及，豈敢妄加論列。不過誠如嚴復所謂“不欺於古人，無攝於權威”。對舊式文人的“胡說”和新式學者的“論斷”都帶上幾分懷疑精神，便是胡適的“不苟且”和古人的“執事敬”。史家志在探賾索隱與鉤深致遠，所面對的史事和史料又龐雜浩瀚，誤讀誤判在所難免。文字不可輕作，又不可不作，作文字者唯有心存敬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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