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董向榮

近幾日，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總體有了很大改觀。在20多個省市出現確診病例零增長，治癒出院的病例也越來越多。

但與此同時，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疫情開始告急。國內一些網友開始為這些國家的疫情防控感到擔憂，甚至發出了“開卷考試，為什麼不好好抄中國作業”的感慨。

事實上，由於疫情的態勢、階段不同和各國國情的差異，這份疫情防控的作業還真的不好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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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疫情嚴重程度與中國不同，有些“硬核”暫時還沒有必要抄。

此次疫情暴發正值中國大規模春運，近30億人次規模的流動使得中國不得不採取了很多“硬核”舉措。

而其他國家的疫情，除了“鑽石公主號”遊輪和韓國大邱慶北地區、意大利北部倫巴第大區和威尼託大區等地外，暫時還沒有嚴重到需要下猛藥的地步。

有些措施，正如“呼吸機”一樣，不到特別必須的時候是不會用的，政府也很難說服公眾來配合防疫。

得益於中國的努力，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認知更加清楚。比如，中國在第一時間對病毒進行基因測序，逐步摸清病毒的傳播途徑和潛伏期等。

中國及時地將有關信息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家進行了共享，這使得其他國家能夠無須再重複這些工作，直接拿來應用即可。

如果說湖北省的防疫是1.0版，那麼中國其他省市的防疫是2.0版，國際上其他國家的防疫可以稱作3.0版了。

比如，根據中國和其他國家科學家們做出的新冠感染者80%以上是輕症病例的結論，一些國家採取將有限的醫療資源向重症患者傾斜，輕症患者則主要通過醫生指導、適當用藥和居家治療來解決問題的措施。

新加坡一開始提出這個方案的時候，也有國民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家慢慢平靜下來，理解這是一個可行措施和策略，只要人人做好防控，不用過度恐慌。

日本採取的也是這樣的策略，通過全社會公佈“看病指南”和電話諮詢後就診等避免出現醫院內交叉感染。

2

有些國家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所不同，在社會動員上很難採取一樣的方式，很難“抄作業”。

比如，中國採取的是“頂層設計”、“全國一盤棋”的治理模式。國家一聲令下，數萬醫務人員奔赴湖北省，開展緊急支援。中央發佈命令，各個省市對口支援湖北省的一個地市。

國外不少國家等國都是實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團體的領導人是本地區先民選出來的，我這個省或市怎麼能用本省納稅人的錢、物和人力來支援其他省市？這基本辦不到。

在中國，為避免病毒傳染，不許大規模人員聚集，一聲令下，全國都能做到。但是在其他國家，“令行禁止”很難做到。

以上週末首爾市的大型集會為例，基於疫情的發展，首爾市政府做出了禁止集會的規定。

但是，在野黨稱不許集會完全是借新冠疫情來阻撓反對黨的集會，“什麼都和新冠肺炎聯繫起來，分明就是在打壓反對勢力”。

首爾市市長樸元淳趕到集會現場，苦口婆心勸集會人群立即解散回家，結果遭到示威人士的圍攻謾罵。

這在很多中國人看來甚至有點“不可思議”。

還有，在一些國家，對人身自由、隱私權等相當敏感。

我們採取的小區封閉管理等措施，中國的老百姓多數都很理解、很配合。

但是，在其他國家，這涉及個人行動自由的問題，不太可能採取這樣的“硬核”措施，

再比如我們使用的健康碼，通過掃一下識別健康狀況，給出入公共場所和復工帶來了很多便利，但也留下了行蹤和痕跡，這在有些對個人隱私非常敏感的國家，就很難行得通。

同樣，還有一些醫療體系比較脆弱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可能也很難“抄中國的作業”。

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1月30日的聲明中指出，“世衛組織應加強對防範和應對的支持，特別是在脆弱國家和區域。應當制定措施，確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能快速開發和獲得潛在的疫苗、診斷工具、抗病毒藥物和其他治療手段。”

對這些國家而言，可能需要的是國際社會的幫助和支援。

總之，遏制疫情的蔓延是現在很多國家的當務之急，各國有必要採取緊急措施加強應對，更應該因地制宜、發揮各自的優勢應對疫情。

雖然都是抗擊新冠病毒，但是各個國家可能拿到的A、B、C卷，沒有完全正確的標準答案，只有不斷地結合國情和社情民意進行探索。

中國也希望在控制自己疫情發展的基礎上，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信息共享與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和全球公共衛生安全。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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