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近，最權威的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正式命名新型冠狀病毒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2型（SARS-CoV-2），說明它與SARS病毒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為此，民眾中有關SARS與SARS-CoV-2比較的問題越來越多。二者相隔17年，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不同人群對於SARS的印象截然不同，差異懸殊。可以形容為幾種情況：聞所未聞，事不關己，九霄雲外，刻骨銘心。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此我們特別邀請經歷上述兩次病毒感染防控工作的感染病學專家王宇明教授進行歷史的回顧和比較，希望對今後的SARS-CoV-2防控有所裨益。
新冠肺炎（COVID-19 ）與SARS都是來勢洶洶，它會不會像SARS那樣來去匆匆，突然消失，一去不復返？
王宇明教授：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三個方面，非常重要。我認為沒有現成的答案，可以通過複習歷史，談談個人看法。SARS與SARS-CoV-2在侵犯人類的冠狀病毒同處一個B族中，且二者基因同源性很高，加上經過17年的病毒不斷變異，相似度仍然很高。而且，連它們的受體——血管緊張素-I轉化酶2（ACE 2）都是一樣的，而且在整個B族中是獨一無二的一對。相比之下，SARS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MERS-CoV）之間的同源性僅為50%，各種特性相差較大。儘管如此，當時仍然採用了相似的命名（SARS-CoV與MERS-CoV）。然而，開始時有人提出SARS-CoV-2不像SARS，表現在發熱比較少，症狀比較溫和，潛伏期有傳染性，甚至有病毒攜帶者，認為這些都與SARS不一樣。然而，隨著臨床認識的提高，通過大數據資料發現，潛伏期有傳染性也見於SARS（我們當年就見過）；COVID-19出現發熱將近99%，為此，全國各地各種場合都在監測體溫（笑）；嚴重病例也不少見，新近統計表明，在目前武漢約42 000病人中，還有約11 000病人是重症和危重症，高達26.2%，這些病人預後令人堪憂；據《柳葉刀》（The Lancet）雜誌最新報告，武漢金銀潭醫院COVID-19病人 99例中有11例死亡，病死率高達11.11%；而且，青壯年與醫務人員死亡者增多。當前的“存量”病人情況，已經足以讓新加坡李顯龍總理改變COVID-19 “更像個流感”的看法了（笑）。新近，全球最權威的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ICTV）作出了SARS-CoV-2的命名，這本身就證實了二者相似度極高。因此，大多數業內業外人士都主張直接稱COVID-19 為SARS2，這個意見是我是非常贊成的，因為我始終覺得這兩個病毒的相似性是很高的。當前，連最保守的專家意見也認為，其相同遠多於不同。有了這個前提，我們就很需要把它們來進行比較一下。溫故知新，讓歷史教訓不要重演，或者至少能夠將其扼殺在搖籃之中。
首先，如何解釋兩個病毒感染都是氣勢洶洶？
確實，兩個病毒來的時候都如同風暴一般；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出現的時間都是12月份，而且都是全國暖冬，都趕上了春節人流高峰的這個順風車。作為第一次侵犯人類，SARS起初進展並不算快，早期病例傳染性有強有弱，病情有重有輕。基本規律是，越是密切接觸包括醫務人員，傳染性越強；接觸程度越高（無論體質好壞），越是年老體弱，病情往往越重。COVID-19也是同樣如此。
▲SARS-CoV-2來勢洶洶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SARS流行以後，將近4~5個月並未鑑定出真正的病原，反而誤認為是衣原體。一直到2003年4月，才鑑定出SARS病毒。為什麼它在每個城市的發展並非均一的，有快有慢，差異懸殊（京滬兩地就形成鮮明對比）？這顯然與當地的反應和行動有密切關係，而稍有遲疑，一旦加速，後面發展速度之快，讓民眾深感震驚和不解。聯想到當前很多人問，為什麼SARS-CoV-2的傳播和發展速度反而比當時的SARS更快呢？最好的解釋，一是典型的“馬太效應”，就是雪球越大，滾得越快，二是傳播速度極快，防控措施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這也可以解釋SARS在京滬兩地的巨大差異，以及SARS-CoV-2在大到湖北（武漢），小到鑽石公主號郵輪的情況。
其次，為什麼SARS突然消失了？
當時有人解釋為兩個原因，一是認為是SARS病毒怕熱不怕冷，隨著天氣轉暖，就會自動消失；二是認為病毒有其週期，流行不超過半年，到時候就自己消失了。我們知道，全球有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反季節現象，有常年氣候炎熱的赤道國家如新加坡，但是SARS的傳播並未受到氣候影響，而該國在這次的SARS-CoV-2中已經名列前茅。否則，讓鑽石公主號開到熱帶不就停止流行了嗎（笑）？其次，SARS自動消失也不符合客觀實際，最主要的原因是依靠強有力的隔離和阻斷傳播途徑兩大措施。按理講COVID-19流行才兩個多月，還應該是風頭正甚的時候，但當前全國特別是從武漢到湖北疫情的積極向好趨勢，也有力證明了上述措施的重要意義。
▲嚴格隔離可有效阻斷疫情傳播
第三， SARS是不是一去不復返？其實，SARS並不是像很多人說的那樣一去不復返，而是陰魂不散，反反覆覆襲擊人類，請看以下事實：
2003年9月，由於不當的實驗程序導致西尼羅病毒樣本與SARS冠狀病毒在實驗室裡發生交叉感染，新加坡國立大學一名27歲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2003年12月，臺灣軍方預防醫學研究所44歲的詹姓中校，因在處理實驗室運輸艙外洩廢棄物過程中操作疏忽染上SARS。臺灣科學委員會隨即作出決議指出，詹中校違反了SARS項目研究計劃的“實驗室安全準則規範”，被給予不得申請研究計劃經費的處分。
2004年1月，2004年廣東不同地方一共發現了4例SARS病人，未繼續擴散，全部治癒出院。
2004年4月，SARS疫情源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的實驗室感染，北京和安徽兩地共出現9例SARS確診病例，在短短的幾天內有862人被醫學隔離，所幸未造成疫情擴大。
2008年在荷蘭發現一種接近SARS的蝙蝠冠狀病毒，表現了在人群中有限傳播。
2013年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嚴重呼吸綜合徵，為非SARS冠狀病毒，其基因序列與2008年在荷蘭發現的病毒最為接近。
你一定會說，為什麼我們看不見這些驚人的消息呢？看看恐怖主義者吧，實際上他們從來沒有休息，不斷地策劃進攻，如果一切順利，得逞了就變成了國際轟動的事件（如911）；而星星之火被撲滅了以後，就變成了一帶而過的新聞消息而已。
很多人認為SARS-CoV-2非常聰明，比人類要厲害得多，這是真的嗎？它有沒有死穴或短板呢？
▲口鼻眼三關，病原無處鑽
王宇明教授：從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個角度來說，說病毒非常聰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說它超過人類的聰明才智是不可能的。它有沒有死穴或短板呢？毫無疑問。病毒在外界環境中無法完成其生命週期。它必須寄生在特定的細胞。SARS和SARS-CoV-2除了少數特定的動物宿主之外，這個細胞就是人類的呼吸道上皮細胞，也是傳染的唯一載體。每個惡魔都必然有其短板，而對於SARS和SARS-CoV-2來說，短板就是他們都必須依靠載體，這個載體就是人。其次，僅僅感染一個人是不夠的，因為一個感染者的恢復或死亡都意味著它也隨之死亡。它需要一個“接力棒”，需要傳給第二個人、第三個人、第四個人，這個接力棒既不是短跑的接力棒，也不是奧運會的聖火接力棒（笑），這是一個接力棒是呈幾何級數逐級放大，加上現代化的交通方式，就快速形成了當前的國際流行。它的傳遞方式也是特定的，就是呼吸道傳播。離開這兩條，病毒不能在一般環境當中長期生存。很多人都問我，那麼在兩次流行之間，這個病毒呆在什麼地方呢？如果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它怎麼能夠生存呢？其實非常簡單，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它的動物宿主包括中間宿主，第二個就是實驗室。既然國內外實驗室SARS感染公開報道就有三次，怎麼能說它一去不復返呢？
這個病毒會不會形成長期病毒攜帶者來傳播呢？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極小，這是冠狀病毒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僅僅有一種例外的情況，有可能在病人使用了大劑量的免疫抑制劑腎上腺皮質激素以後，但攜帶病毒的時間也僅僅是有所延長，而不可能永久待下去。
總之，最近有人總結了SARS-CoV-2病毒十大“聰明過人”之處，讓民眾嚇得不行，我仍然覺得不必過慮。既然當前我們採用SARS的辦法已經取得巨大成功，說明“萬變不離其宗”，點住它的死穴就行了（笑）。
為什麼兩個病毒都是醫務人員感染很多？當年小湯山醫院的零感染率有什麼重要經驗？
王宇明教授：確實如此。據統計，SARS在醫務人員約為感染者的兩成（醫務人員發病共1725例，約佔20%）。COVID-19在醫務人員中的發病率正在不斷增高，令人不安。密切接觸大量病毒是重要原因，而且發病後病死率偏高，這是SARS和COVID-19的共同問題。以至於很多病人都擔心醫務人員的身體健康問題，給我就發了很多慰問信息（順便在此表達感謝！），加上本地區的醫務人員支援其他地方了，讓民眾產生強烈的危機感。不過，全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感染病科的專業醫生護士感染率很低。這就說明，職業和業餘的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新近，被稱為日本SARS-CoV-2 “吹哨人”（其實他非常佩服李文亮醫生）的感染病學專家巖田健太郎教授說：“我是感染病專家，知道怎麼防護，但是當我到了鑽石公眾號上去以後，就感覺到連我都自身難保了”。由此可見，鑽石公眾號的隔離措施混亂到了何等程度。
▲2003年SARS期間醫生宣誓儀式
其實，17年前的設備條件不如現在發達，實現零感染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的氣管插管都是直視下的操作，風險很大，而現在已經完全不用這樣做了。因此，當年小湯山醫院實現零感染率的成績，除了後勤保障之外，來源於嚴格的科學防護。當時的專業醫生護士的幫帶和指導，也是功不可沒。我當前執業的重慶市公共衛生醫療救治中心為抗擊COVID-19救治的四個定點醫院之一，承擔著主城片區18個區縣的新冠肺炎救治工作。中心歌樂山院區截止2月23日共收治COVID-19患者221例，已經治癒出院115例。目前院內包括醫護人員都是零感染，防護十分到位。
▲ 2020年SARS2醫生護士身著防護裝備
為什麼COVID-19患者隱瞞病情與違反隔離規定反而比SARS更多？前一段時間武漢到湖北對疫情的反應遲緩是否與法規制度不夠健全有關？
王宇明教授：應該說，SARS和COVID-19患者隱瞞病情與違反隔離規定都很多，只是後者顯得更為突出。按照一般常情來說，SARS的違規情況應該會更多。因為它有長達五個多月的時間病因不清楚。整個社會包括醫務人員和民眾對SARS都不夠了解。
例如，北大人民醫院收治的一位老太太，丈夫是SARS，與之密切接觸，但是入院時刻意隱瞞了病史。經醫務人員反覆詢問，堅決否認任何接觸史。結果導致了大批醫務人員的感染和院內傳播。
最近據不完全統計，警方依法查處多起COVID-19患者或接觸者隱瞞病情、違反隔離規定案件，包括山東濰坊、湖南嶽陽、上海（4起）、安徽（4起）、河北邢臺等，造成巨大損失。很多人曾經認為，坐監獄是最安全的地方（笑）。後來發現這個是一個黑色幽默，實際上監獄發生的傳播也不少見（據報道湖北監獄系統罪犯已有323人確診），基本上也是與隱瞞病情與違反隔離規定相關。
我們也需要看看正面經驗。西藏唯一一例確診的COVID-19患者張某某於1月22日從武漢武昌乘火車，24日到達拉薩，並於次日發病後自行前往COVID-19定點醫院自治區第三人民醫院，住院隔離治療。據說當時他很有警覺，一路帶上口罩；自我隔離做得非常好，全程接觸24人，無一人感染。雖然對於此事民眾看法不一，但是考慮到當時的侷限性，我覺得他很有責任感，保持了警惕性，乾得很對，值得稱道。
過去醫生採集過去史、接觸史和現病史都是依靠病人或家屬提供，但是在SARS期間出了很多問題，“一個老鼠壞了一鍋湯”。因此，對於重要的接觸史和現病史，需要醫生採用“懷疑一切”的態度，腳踏實地找證據。例如，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在人人有手機的時代，可以想辦法將大數據調出來，這樣一來隱瞞可能性極小。
與之相比，西方國家民眾很少有這樣違規違法事件，如何解釋？我認為這與他們的素質、文化、宗教和教育有關，也與他們的法制觀念有關。不過，也有韓國本土教派“新天地”帶偏民眾思想，消極對待，以至於疫情大幅擴散，民眾開始逃到中國避難，從而出現了又一個黑色幽默（哭笑不得）。那麼國人這種違規和違法行為的動機是什麼呢？我覺得他們一是擔心受到歧視或處罰，二是存在僥倖心理，認為自己不一定是COVID-19，也不一定傳給別人。總之，是愚昧無知，不懂科學，也是法盲。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各界人士中有很多人對國家的法律法規不夠了解，誤解甚多。例如，我曾經在制訂2004年國家傳染病防治法提過意見，此次有當事人對該法包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特別是對於原因不明的諸如非典“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等條文）不甚瞭解，延誤了時機。特別需要學習的是，其中一條要求政府部門在“一個小時內”報告國務院，並同時採取有效措施。因此，必須進一步健全法規，加強學習和執行；至於對於公民的要求，最近政府已經三令五申，媒體也在大力宣傳，在此不再贅述。
既然兩個病毒比較相似，為什麼有國內外專家認為COVID-19會常態化和全球化？需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包括在各地建立大型專門醫院嗎？
王宇明教授：這些國內外專家主要基於兩個事實。首先，COVID-19的這次流行規模太大了，在傳播速度方面遠遠超過了當年的SARS，到目前為止都已經是在15倍以上；而以後發展下去，達到或接近20倍是完全可能的。在一個巨大的人群中，它很容易不斷傳播下去。其次，SARS-CoV-2比較聰明，稍微溫和一點，可以在潛伏期傳播或形成短時間病毒攜帶狀態傳播，並在人類形成一個傳播鏈，有可能變成常態化。至於全球化就非常簡單了，依賴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就可以將之帶到四面八方。
▲在便利的交通條件下病毒更容易傳播
我認為，COVID-19的常態化可能性仍然不大。主要的理由，是SARS-CoV-2需要人作為載體，需要通過呼吸道傳播，這兩條都有對策。對於人可以採用有力的隔離手段；對於傳播途徑，可以把好口鼻眼三關。當前形勢證明，兩個方法已經成功將病毒的傳播遏制下去了，正在走向全面控制。如果大家團結一致，萬眾一心，徹底控制乃至消除的可能性很大。挺過了這一關以後，隨著疫苗和特效藥物的可能誕生，將成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後顧之憂就大大減少了。相反，如果每個城市都建一個小湯山醫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XX山醫院……（笑），以後必定出現浪費閒置。這種浪費還不像奧運會場館，以後還可以用。因為中國不像美國，在肯尼迪總統被槍殺的地方，建一個博物館，供很多人去參觀，中國人沒有興趣去參觀一個充滿了痛苦回憶的地方。作為度假村也是不大可能，國人會覺得不吉利。加之，當前SARS專用負壓病房已經有了標準，今後可有計劃在各個區新建醫院時，順便統一在在負一樓設置專用負壓病房。平時常備不懈，關鍵時刻立即派上用場，做到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2003年SARS後香港民眾與特區政府建立的英雄紀念碑
▲2003年SARS後香港民眾與特區政府建立的英雄紀念碑
SARS和SARS-CoV-2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
王宇明教授：SARS和SARS-CoV-2的重要經驗很多。如果只說一句話，我覺得是輸在信息不透明，贏在信息透明。大家可以看到，一旦失信於民，再要取信於民有多麼困難。
讓我們先回顧SARS的歷史吧。
2002年12月15日，餐館廚師36歲的黃杏初發病住院，啟動了SARS的扳機。據認為，實際上他並非“零號病人”，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經出現。由於缺乏官方消息，從此傳聞在廣東民間不斷擴大，造成人心惶惶。2003年2月廣州的白醋和板藍根遭到瘋搶，價格漲了好幾倍，甚至賣到脫銷。然而，當月18日晚，在天河體育場近2萬觀眾參加了2003羅大佑廣州演唱會。
▲黃杏初於2003年十年前後的對比
同月，北京醫生在見到來自廣東的太原病人徐某（一家三人）時，有關信息居然是來自該病人一家在廣東聽到的有關“廣州肺炎”的傳聞，醫生接著只能上網去查相關情況，因為官方一點信息都沒有。
同月，我科看到的首例SARS病例，便是徐某一家通過301醫院傳來。因為這個病人是我校一個軍醫研究生，妻子是301醫院的醫生，後者在潛伏期不知情的情況下來重慶探親，返回北京後兩人幾乎同時發病。所幸的是，軍隊內部電話聯繫非常方便，我們很快就瞭解到相關情況。有了準備，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SARS病毒的發現，全世界公認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他們稱之為HK-39。實際上，我國的軍科院早在2個多月前（2003年2月5日）就已經發現了，但是因為軍隊保密的關係，錯過了好機會，同時，當然也錯過了正確防控的大好時機。
讓我們再看看大家熟悉的COVID-19吧。
誰啟動了COVID-19的扳機（零號病人）？至今尚不清楚。為什麼SARS-CoV-2的病原學鑑定這麼快，而這次對其溯源比SARS還要困難呢？確實，迄今為止仍然未能釐清，很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大家覺得，原因是當事人過分樂觀了，過於強調它與SARS不一樣的地方，包括病情輕，無傳染性或不強，發熱少，症狀不典型，預後好……，而自己重視程度不夠，反應遲鈍，信息不透明，又不能集思廣益，從而失去了大好時機。據報道，首例患者是一位72歲的男子，收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發病時間為2019年12月1日，沒有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記錄。然而，以後發現很多COVID-19患者發病前都去過這個市場，包括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病人就是該市場的老闆。一個曾多次被授予“武漢市文明市場”榮譽稱號的地方，被造訪者形容為“惡臭骯髒，雜亂無序，觸目驚心，不想去第二次”。其野味菜單（附圖）也是應有盡有，但是隻有我一直懷疑的“活果子狸”，而沒有蝙蝠和穿山甲等。為此，專家建議重新回到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溯源病毒。
▲華南市場銷售野味價目表
無獨有偶，與2003羅大佑廣州演唱會相比，1月17日，武漢派發20萬張惠民卷，可免費遊黃鶴樓等景區；1月18日武漢百步亭萬家宴（據正式報道為4萬家）；1月19日，一個歌舞劇團從孝感出發，前往武漢，籌備一場華麗的演出。這些都正好遇上SARS-CoV-2快速傳播，不過我們至今見不到有關赴宴者、旅遊者及上述演出與孝感流行的最新疫情報告。截至2月12日，有報道參加萬家宴人員尚無一人為確診和疑似病例，認為“很可能萬家宴有預防肺炎的效果！（笑）”注意：驚歎號是原文用的（笑），我的行文風格是儘量不用。
▲2003年SARS期間羅大佑演唱會
最讓人震驚的是，武漢、湖北COVID-19病例擴張的速度，連當年的SARS都相形見絀。以我國SARS的5000餘例計算，現在已經達到15倍以上。從所謂“不傳播”、“有限傳播”到廣泛“超級傳播”三級跳，讓人如夢初醒，甚至包括我們這些外地專家。實際上早已得知，武漢一個病人傳染了15個醫務人員，一個醫生收了來自四個家庭的16個病人。僅此你就可以看出，超級傳播的程度有多高。
▲2020年新冠肺炎期間武漢舉辦的萬家宴
鍾南山院士說得對：真話和真藥一樣重要。當前民眾天天看疫情報告，因為數字說明了一切，老百姓是非常清楚的，他們會算賬，知道應該怎麼做。隨著復工，疫情反覆的風險仍然存在，拐點尚未到來，“我們鬆一鬆，敵人攻一攻”，我發現很多民眾已經過於放鬆，連口罩也不戴了。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信息透明和行動快速這三條，否則稍有鬆懈，又可能鑄成大錯。當前，民眾對於疫情報告很重視，但是還並非完全相信，主要原因是現在民間消息來源很多，就會出現“家有黃金，外有鬥秤”的現象。記得二戰期間，英德兩國有關雙方戰況快報的數字差異較大，英國總是報喜不報憂，遭到國民吐槽，以後官方改變了做法，戰績不準虛報，寧可少報，不可多報，終於取得了民眾的信任。
信息透明應該不是唯一的因素吧？還有什麼重要因素呢？
王宇明教授：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信息透明只是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否則就是盲人摸象。然而，真正的克敵制勝需要正確的戰略和戰術，並付諸實施。特別是對於SARS-CoV和SARS-CoV-2來說，兵貴神速、快速行動至關重要，這也是這次武漢COVID-19防控工作中的另一大短板。需要完善的體制，堅強的領導，帶領有識之士，調動一切積極力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特別是人命關天、全國乃至全球的大事，還需要補償和監督機制。就像醫療上需要三級醫生查房一樣，需要發揚集體的智慧，取長補短，填補漏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形成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已經證明，對於本次疫情，國際上任何政府的不力或懈怠包括日本和新加坡都導致了國民的詬病，只有中國力挽狂瀾，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取得巨大成就，受到國際廣泛讚揚。
在我作為重慶市人大代表期間，是寫提案最多的專家，不僅得到市政府各個部門的配合，而且很多都推廣到全國去，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讓我充滿了自豪感。當前，全國人民空前團結，都在家開動腦筋，想方設法，出謀劃策。“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如果有關領導能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就一定能夠克敵制勝，戰勝疫情。事過之後，我們必須吸取SARS的經驗教訓，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一定要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長期地貫徹執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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