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晚清文學革新的兩大先驅嚴復與梁啟超，一向被視為同一陣營中的人。而實際上， 二人在文學觀念與文學革新的最終取向上均存在根本分歧，由他們開創的兩種不同文學革新構成了晚清文學發展的基本格局。

這兩種文學革新，自晚清始便不斷交集碰撞，其焦點最終落在文言與白話語體的根本衝突上，從而成為"五四運動"文言與白話語體之爭的先聲。

如夏志清《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中,便將嚴復與梁啟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予以討論，以說明嚴復與梁啟超對晚清新小說興起方面的重要貢獻。

夏志清

嚴復獲此殊榮關鍵乃在於他與夏曾佑合寫發表於《國聞報》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然而夏志清竟繞過夏曾佑，將功勞全部算在嚴復頭上，他臆斷稱"夏氏不諳西方語文，該文引證西方知識與歷史處又頗多，因此該文的重要觀念系嚴復所撰述。"這種偏頗不僅未能得到及時糾正，這使得嚴復早期文學思想遭到曲解。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王杭先生就已懷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非嚴復所作，他說"這篇文字的風格，完全不象嚴復的文章。文中還有作者自述身世的一段話，也完全不是嚴復的個人經歷，所以當日《國聞報》上這篇社論，雖然可能嚴復也多少參加一些意見，提供一些內容，但就文章的風格及作者的生平來看，認為這篇文字不是嚴復做的，而可能出於夏曾佑的手筆。"

《新小說》雜誌

不管此說是否能夠成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發表以後，便沒了下文，也就是該報並未如其所宣傳的那樣"不憚辛勤，廣為採輯，附紙分送"。同時，在此後梁啟超相繼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並創辦《新小說》雜誌專刊，一時"群山響應"，新小說創作已是風生水起之時，嚴復也從未作過任何正面回應。

一、 文學觀念

1、多難時代

嚴復與梁啟超同處晚清內憂外患之多難時代，又皆抱救世圖存之雄心，故人生軌跡多有交集。在梁啟超的著述中，不難獲見其對嚴復西學造詣的景仰，以及對其傳播西學溢於言表的欽敬之意。

《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之所以被視為是嚴復的作品，關鍵也在梁啟超的揄揚，他曾在《新小說》刊載的《小說叢話》中說"

《時務報》

然而這些共同之處並未使他們成為晚清文學革新的最終同道者，雖然嚴復不時有文章發表於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與《新民叢報》，但對梁啟超的文學革新似乎並不認同,尤其是在其逃亡日本以後。

2、古雅譯文

梁啟超曾致書嚴復要求其古雅譯文改以通俗，不僅遭到斷然拒絕，而且言辭中的規諫之意與峻急之情亦似有不暇掩飾者。

這種一冷一熱態度的鮮明對照彰顯出二人文學革新思想的根本差異，更重要的是作為晚清早期文學革新的兩大巨擘，由他們所引導產生的文學革新趨向，在相互碰撞中一直持續到"五四運動"，最終演化成新青年派與學衡派的激烈論爭。

梁啟超

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說"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賛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伶，而農氓，而工匠，而車伕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 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梁啟超提出了"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驚世駭俗觀點，對西學有深入瞭解的嚴復顯然不會贊同梁啟超的觀點。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書圖冊

嚴復重視小說戲曲表面雖與梁啟超極為相似，但內裡實有根本之差別，嚴復明確指出小說戲曲屬創意之文一種。那麼何謂創意之文？從嚴復翻譯的《美術通詮》就可以看出，這裡面既有《藝術》還有《文辭》和《古代鑑別》，可見創意之文即純粹性的文學作品，實錄之文則指的是學術著述。

3、實錄與創意之文

嚴復對實錄之文與創意之文不同的社會功能具有清醒的認識"其於前者謂之學人，其於後者謂之文人，而二者皆知言之選也。前以思理勝，後以感情勝；前之事 資於問學，後之事資於才氣；前之為物毗於禮，後之為物毗於樂。天之所賦，各殊其優劣之間，不可以相強。明乎教育之術，必即所優之天分而培之，斯其民無棄材，而其為教與學也皆易，及其成德，則皆其國之榮華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斯賓塞爾曰：渝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術者,教化之極高點也。而吾國之淺人，且以為無用而置之矣，此違譯是篇所為不容緩也

嚴復

嚴復所說的實錄之文即載道談理之文，為中國傳統所重而創意之文則一向為正統文人所不恥，宋儒劉摯訓子孫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叩"。

嚴復對創意之文的重視，得益於他對西學的精深瞭解，當然也包括對中學的深入反思，可見嚴復的文學觀念與梁啟超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他將文學視為美術的一個門類，認為作為美術之一的文學，其功效在於以情動人，陶冶人形成高尚的情操，所謂"

梁啟超通過文學輸入新思想、新知識的做法，秉承的正是傳統"載道立誠"的文學觀念，這顯然違背了文學自身的創作規律。

嚴復故居

嚴復翻譯《美術通詮》的主要目的在於批評傳統輕視創意之文的觀點，認為其雖"

嚴復與梁啟超文學觀念的上述差異，構成了其文學革新的邏輯起點，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從而導致了二人在文學革新的最終取向上分道揚鐮。

二、小說與文學

1、文章之真諦

梁啟超看重小說，乃是因其語言淺白，如其說"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虻，靡不以讀書為難事。"種觀點顯然受到了西方言文一致的啟發與影響，因此為抬高通俗文學，梁啟超不僅從移情的角度指出小說"文章之真諦"，極"筆舌之能事

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觀《公羊傳》《楚辭》《墨子》《莊子》，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數千年稱最焉。

胡適

正是基於這種文學認識，梁啟超文學革新走的是普及性的道路，其基本取向就是使文學適合大眾閱讀，這不光針對的是通俗性文體,他要求古文創作也要如此。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評論梁啟超文章是"

2、文學進化之"新文體"

梁啟超的這種"新文體"雖然遭到了正統文人的鄙棄與抵制，但卻為後進的趨新之士所追捧效仿，一時風靡海內。梁啟超自己就曾不無自豪地說"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

嚴復在清末雖也有提倡通俗語文的例子，如他在《審查釆用音標試辦國語教育案報告書》中"漢文食品之珍儘，而國語拼音則菽粟也。珍饋固為精美，而非人人能用，今保珍饋而棄菽粟，此富室之所能，而齊民之不幸則簡字足以補漢文之缺，為範正音讀拼合國語之用，亦復無疑，惟凡事創始維艱，進化必期以漸，本股員等於此等事開會兩次，審慎再三，要以有補助教育之利，而無妨礙漢文之弊為宗旨。"

林紓

所以當"五四運動"時期林紓與陳獨秀、胡適就廢除文言改用白話進行論爭時，嚴復於背後冷嘲熱諷道"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腳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斡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

可見對於白話通俗文學，嚴復認為只是適於普及教育而已，不能稱為真正的文學藝術，取白話而棄文言。

正是"五四運動"時期這種貌似與早期格格不入的言論觀點，致使不少學者認為嚴復文學觀念發生了倒退，它展示了嚴復"兩種不同的啟蒙觀念的分歧"。

三、文學革新之路

1、嚴復的道微文蔽

嚴復並未像梁啟超那樣，走普及性的文學革新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說"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贖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古書之人。"這顯然是對傳統文、道相稱觀念的直接繼承，可見嚴復雖受到西方文學藝術觀念的影響，但並未全盤接受。

他希望通過翻譯西學，為古文開闢出一條新的創作之路，以實現古文在晚清"道微文蔽"情勢下的再度復興。

學衡派譜系

他為此所懸的標準是信、達、雅，認為在此三者中求雅最難。他還因此特意致書古文大師吳汝綸求教如何處理，吳答書稱"來示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仍則傷潔，此誠難事。"譯文求雅正是嚴復堅持傳統文、道相稱觀念的直接體現。

這與梁啟超的"新文體"不避俗語、新詞的做法有根本之不同，從而讓晚清士大夫看到了古文復興的新希望，也因此贏得了他們的一致讚賞。

2、文學的亦中亦西

林紓就不無樂觀而興奮地說"予頗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於西人文章妙處，尤不能曲繪其狀。故於講舍中敦喻諸生，極力策勉其恣肆於西學，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則異日學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謂西學一昌，則古文之光焰熠矣。餘殊不謂然。學堂中果能將洋、漢兩門，分道揚鐮而指授，舊者既精，新者復熟，閤中、西二文熔為一片，彼嚴幾道先生不如是耶？"

從創作理念上嚴復與梁啟超均存在根本分歧，由他們影響所產生的兩種不同文學革新，構成了晚清文學發展的基本格局。嚴復與梁啟超的文學觀念均混含中、西，可以說是亦中亦西、亦新亦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學衡派雜誌

雖然二者在施教對象上，一指向在上之文人士大夫，一面對在下之普通大眾，這種區分使他們所開創的文學革新範式早期不致發生激烈衝突，從而能夠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維持相對平衡。

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兩種文學革新不存在交集與碰撞，嚴復與梁啟超的論爭已顯示出二者之間不可彌合的矛盾，那就是文言與白話的語體之爭，這實際已為"五四運動"時期的文、白之爭埋下了伏筆。

四、文學革新的並行不悖

1、打破平衡

"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派的健將錢玄同曾這樣評價梁啟超的文學變革"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新體文學，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於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

學衡派的哈佛三傑

只不過他們已不再滿足於文、白兩種文學革新的並行不悖，而是力圖取而代之，這就打破了嚴復與梁啟超文學革新範式自晚清以來的平衡局面。

雖然時隔十數年，學衡派與新青年派相互論爭所使用的理論武器，似乎並未對嚴復與梁啟超有什麼實質性超越。

梅光迪

如梅光迪在給胡適的信中說"迪決非以文士自居，因有好學說、好思想非有好文字以達之，則其流不廣，其傳不遠叩叩氣又說，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之暫時效用，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之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鍊，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為創穫異矣。

當然學衡派與新青年派雖延續了嚴復與梁啟超所開創的文學革新，但二者在相互交鋒 中並非完全固守陣地，而是取長補短，在不斷的調整中前進。

2、以新意境入舊風格

如吳宓"五四運動"時期提出的"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的文學革新觀點，顯然就是在梁啟超"以新意境入舊風格"這一文學革新觀念的啟發下產生的，他說"中國今日輸入西洋之事物理想，為吾國舊日文章之所無，故凡作文者自無不有艱難磨阻之感，然此由材料之新異，非由文字之不完。今須由作者共為苦心揣摩，徐加試驗，強以舊文字表新理想，必期其明白曉暢，義蘊畢宣而後已。如是由苦中磨出之後，則新格調自成，而文字之體制， 仍未變也。"

吳宓

易峻甚至認為可以在文言與白話文學之外另造一種調和二者的新文體，以適應文學發展的需要，如他說"吾人以為若文言不強學古人，白話不純採語調，二者調和合作則在文言文固可無說理困難之憾，而白話文亦得免於上文所言其在功用藝術上之各種病態，則由是而為文學思別闢一文語雜糅之新途徑，亦文學的時代發展中之一新產物也。"

《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誌》創刊號

同樣對於學衡派的批評，新青年派也不可能視而不見。當然，最大的問題便是白話在藝術美感上與文言的差距，如周作人說"我覺得現在中國語體文的缺點在於語彙之太貧弱，而文法之不密還在其次，這個救濟的方法當然有採用古文及外來語這兩件事，但釆用方言也是同樣重要的事情。"

結束語：

這是新青年派與梁啟超提倡白話所不同的地方，他們已經明確意識到"狹義的民眾的言 語"不夠用，也"決不能適切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思"。當然，解決的辦法就是要首先形成"具有論理之精密與藝術之美"的"文學的國語",否則新文學所取得的成就絕不可能維持長久。

嚴復與梁啟超開創的不同文學革新，自晚清以來的交集碰撞，最終因新青年派的勝出劃 上了句號。

從根本上講文言、白話的語體之爭只是特定歷史時期文學發展的特殊產物，或者說是傳統文學遺留問題的凸顯，它並不是文學的本質規定。

這種論爭的好處在於，它使傳統文學觀念不斷髮生裂變與重構，最終形成了融匯古今中西的新的文學觀念，從而為現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在相互影響的文學實踐中積累了新的文學創作經驗。

參考文獻：

夏志清《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

王 杭《本館附印說部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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