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立飛（《南方》雜誌主筆、南方黨建研究院研究員）
政商關係，自古有之。千百年來，官商關係，有先官後商、先商後官者，也有官商不分、以政代商者。如何構建一個良性互動的政商關係，使之在利益鏈上能清白如水，在接觸交往中能君子相稱，成為千百年來需要不斷在理論和實踐上破解的重要課題。
政商：中國式關係的懸題
觀史，有如陶朱公范蠡，亦政亦商，輔佐越王勾踐，三千越甲吞吳後，便辭官經商，生意做到天下第一。有如呂不韋，囤積“奇貨”，以商入仕，封侯拜相，位極人臣。有如漢代之鹽鐵官賣、抑制豪強，延續千年，重農抑商。有如胡雪巖、盛宣懷等“紅頂商人”，半官半商，官商相倚，權力資本，相互滲透。其業因一人之興而行，也由一人之過而喪。有如民國四大家族，依仗特權，盤剝百業，民族工商業在空前掠奪中蹣跚前行，致使國民經濟一度到了崩潰的邊緣。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鐵腕治貪，劉漢、丁書苗、鄧鴻等商人浮出水面，他們與貪腐官員勾肩搭背，為官員貪腐推波助瀾。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的設想，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
通過什麼樣的形式來構建政商關係，是一個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懸題。廣東經濟總量連續30年全國第一。在經濟發展基本面沒有變的同時，也要看到廣東經濟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經濟增速減緩、轉型升級壓力加大、外貿出口態勢不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依然存在等。迫切需要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拓寬政府和企業間的協商對話渠道，凝聚共識、提振信心、共謀發展。因而，急需一個暢通、有效、廣泛的協商渠道，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保證廣東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協商：中國特色的溝通機制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政治協商的形式，通過了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週年大會上明確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政治協商，在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政治生活中，作為一種有根、有源、有生命力的政治形式，以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和獨特優勢，與新中國一同成長、一同進步、一同完善。各地方政協也不斷結合地域特色，不斷創新出協商民主的地方特色。廣東這樣一個依靠企業活力、商業發展崛起的省份，要繼續深化廣東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顯得尤為重要，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作為協商制度民主的粵式創新，顯現出了在構建新型政商關係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特色和制度優勢。
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的第一個特色是程序合理、環節完整。首次“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舉辦於2017年7月19日，主題是“優化我省實體經濟營商環境”，邀請到20位粵商代表與省長面對面交流。經省委批准，從今年開始，協商座談會將作為制度安排，上半年、下半年圍繞不同主題各舉辦一次。
座談會十分注重規範程序、建立機制。每次協商座談會分為前期調研、協商對話、成果轉化三個階段推進。在調研階段，省政協調研組會做大量的調研功課，形成一篇包含現狀分析、數據翔實和對策建議的調研報告。如2017年座談會，省政協經濟委就組織由部分省政協委員和專家參與的調研組，在收集數據資料、參考省有關部門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借鑑相關調研成果的基礎上，赴佛山、中山等地開展實地調研，形成《關於優化我省實體經濟營商環境的專題調研報告》。
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的第二個特色是發揚中國文化裡“有事好商量”的傳統，並將這種特色發展成一種制度。中國文化中強調“和”與“合”，這種文化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提供了深厚土壤。在2017年座談會上，來自深圳的粵商代表、正威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王文銀表示，當前我國的金融機構根本不認可20年的發改土地證，不能作抵押，沒有貸款則不能開展項目。聽聞此言，省長馬興瑞立即向在場的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楊林安詢問相關情況。這一互動的背後，體現的是省長、粵商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商互動。省政協主席王榮曾指出：“協商交流，集思廣益、凝聚智慧，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精神內核。”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工商聯黨組書記雷彪曾評價說：“‘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既是廣東建立黨委、政府與商會組織、民營企業溝通協商制度的一大創舉，也是廣東推進協商民主的生動實踐。”
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第三個特色是發揚“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機制體制。座談會代表十分具有廣泛性。每期參會代表著眼於參與面和開放性，確保代表有較高的協商議政能力和較強的社會影響力。比如2017年，參會的粵商代表既有不同行業的實體經濟企業家，如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等，又有廣東工商聯和省內知名商會組織代表，如長隆集團董事長蘇志剛、立白集團總裁陳凱旋等，還有全國和省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以及經濟專家和顧問。2018年5月的座談會，聚焦“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參會的有騰訊馬化騰、比亞迪王傳福、華大基因汪建、歐派家居姚良松等20餘名知名粵商企業家代表，他們中有來自廣州、深圳等珠三角發達地區的代表，也有來自清遠、汕頭、湛江等粵東西北地區的企業代表；有世界500強的商界鉅子，也有廣東百強民營企業的領軍人物。這樣的選擇，保證了政府能夠從各方面瞭解企業的訴求，做到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體現好眾人的價值。
落實：協商制度的效果機制
制度的生命力在於落實，協商的生命力在於效果。為了推動協商成果轉化，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結束後，會根據協商座談會機制，由承辦單位一把手對辦理落實負總責，制定辦理工作方案，明確責任分工和時限要求；省政府辦公廳把協商成果納入督查室的督查內容，及時跟蹤督促落實情況；省政協將其作為民主監督重要內容，推動協商成果落地見效。
在2018年上半年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上，企業家們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材料—《2018年上半年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意見建議辦理情況》。該材料是根據馬興瑞省長的批示，省政府辦公廳的辦理意見，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同省發展改革委等16個單位，對2018年上半年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梳理的13個方面意見建議進行研究後，所作出的回覆。可以及時解決的優秀建議，已成為了政府政策成果，有的暫時還辦不了的，也做了非常充分的說明。例如，省政府在2018年8月24日頒發《降低製造業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所提出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社會保險成本、用地成本、運輸成本等10項重大舉措，充分吸納了協商座談會成果。
在協商對話的現場環節，很多粵商代表的具體建議，也實現了轉化。省政協委員、廣州市華德工業有限公司總裁李志明在2017年的座談會上，就曾首先“發炮”。他直言企業融資難，難在變現，希望政府在工業用地的變現跟轉手方面放寬政策。此建議後來就轉化為政策，省國土資源廳公佈，今後對於工業土地出讓將從原來的50年縮減至20年，並鼓勵通過租賃方式使用工業用地。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勝利召開，對協商民主作出了明確要求：“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作為廣東在協商民主中的地方創新樣本，正在以新實踐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內涵，更在為構建新型政商關係創造新型粵式協商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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