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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雲豹救援隊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部戰區總醫院捐贈酒精。 （受訪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20年2月20日《南方週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道”）
當疫情肆虐，交通停滯，人人閉戶不出的時刻，武漢又湧現了一批普通市民，成為“野生”志願者，承接了四面八方湧來的愛心，因為他們的奔波、暴露，捐贈物資才能及時流轉，各種信息更新傳遞。
“在這樣的緊急狀態下，應該有兩類組織行動起來。”賈西津建議，一種是專門救災的，如紅十字會和專業的民間救援隊。同時，與專業救援無關的社會組織也應該行動起來，以應對次生災害。
2020年的春節，莫莎莎和丈夫汪沺過得與大多數武漢市民不一樣，他們沒有足不出戶，反而天天在外奔波，給定點醫院、社區醫院、衛生所送物資。其間接觸形形色色的人，包括醫生、警察、新冠患者和更多志願者。
莫莎莎和丈夫自稱為本地誌願者。像他倆這樣的志願者有很多。當疫情肆虐，交通停滯，人人閉戶不出的時刻，一批普通市民成為“野生”志願者承接四面八方湧來的愛心，因為他們的奔波、暴露，捐贈物資才能及時流轉，各種信息更新傳遞。
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迄今二十餘天來，城中需求不斷變化，這些“野生”志願者從組建愛心車隊接送醫務人員到緊急捐贈醫療物資，從關注獨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到幫助單個的求助者入住醫院。
他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就是“想用自己的一點力量做點事情”，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很多時候，這些志願者也會焦慮、緊張，產生強烈的無力感。
志願者湧現
早在1月中旬，莫莎莎就開始買口罩。因為認識許多醫生朋友，加上自己對肺炎的理解，她較早感知到這場疫情來襲，然而事情發展之快，依然令她措手不及。
1月20日，鍾南山在央視連線中證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存在人傳人現象。三天後，武漢“封城”，莫莎莎想到一位醫療器械批發的朋友手上有貨，就訂了一萬隻口罩，準備捐贈出去。那個時候的口罩7毛錢一個，與往後商家炒作中動輒五六元的價格相比，實在很划算。
沒想到一萬個口罩卡在仙桃。莫莎莎四處求援，得知一位醫生將在仙桃附近的城裡出診，她拜託人家給捎帶回來。1月24日除夕夜，她拿到口罩，首批物資運送成功。當天下午，莫莎莎和丈夫汪沺還運送物資至武漢市紅十字會，她記得，武漢紅會辦公室一片忙亂，樓上樓下電話響個不停。
當天晚上，武漢市多家大醫院向社會求援：“缺乏醫用防護口罩、防護服、護目鏡”，“很快就要‘裸奔’”。醫護人員號啕大哭的視頻，他們簡陋的年夜飯照片，一個醫院接著一個醫院的社會捐贈通告，令人揪心。
“現在什麼也幫不上，只能給你們捐款了。”網友這樣留言。許多人點開支付寶，輸入“武漢加油”，捐款。上線不過八小時的阿里巴巴公益項目募集5758萬餘元，考慮到執行能力，他們不得不在零點過後緊急關停捐款窗口。
那段時間，武漢城中有很多青年都像莫莎莎一樣，慌忙之中搭建各種各樣的團隊，以解城中之急。
1月21日，武漢市雲豹救援隊到四個大醫院的門診入口處搶裝紅外熱成像系統，以加快篩查發熱病人。這是武漢專業的應急救援團隊，此前曾參與尼泊爾地震及“東方之星”沉船救援。
次日，該隊隊長向東在朋友圈寫道：“情況不容樂觀啊！”“天亮還有硬仗要打……”然而配圖中，醫院大廳沒穿防護服，只是戴了口罩。
1月24日晚上，向東也在為醫院裡的物資奔波，僅雲豹救援隊便有三十多人往各大醫院運送物資。
隨後的日子，更多的武漢青年加入進來。
85後的武漢人張甜蕾陸續加入了六七個微信群，都是以校友會、車友群為主。“只要能做事就可以”，她想。
李飛在大年初一和朋友一塊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從一家醫院“擴張”到四家醫院，目前已形成“守護醫者聯盟”，有兩百多輛志願者車輛。
大年初二，劉剛劍接到中華思源扶貧工程基金會的任務，在武漢運送物資。此前，他是新浪揚帆基金在武漢的負責人，平常主要開展助學工作。“事情就發生在家門口”，劉剛劍答應了下來。
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的創始人李濤認為，當時大家不約而同參與救援，因為“民間是積聚了許多情緒，願意對災難救助作出快速反應”。
口罩“夾”在米里
莫莎莎的志願工作從買口罩開始，她沒想到，每批物資的運送，都要“一路打怪”，經歷曲折的旅程。
1月24日，遠在深圳的一個媽媽群籌款購買KN95口罩，打算捐給協和醫院。因擔心物資抵達無人簽收，她們找到莫莎莎幫忙。
莫莎莎做事利索，她迅速整合資源，建議她們購買更實用的外科醫用口罩，加上自己買一部分，一共兩萬個口罩。
很快，湖北多個城市陸續宣佈“封城”，“仙桃出不去，武漢也進不來”，兩地交通切割成一段一段。莫莎莎只好想辦法，找熟識的朋友用私家車載出來，朋友們說現在仙桃物資也很緊缺，也不允許外流。莫莎莎給仙桃市應急辦打電話，詢問能否協調車輛幫忙運送捐贈物資，對方回答不方便。
最後，莫莎莎和丈夫輾轉找到一家企業，該企業要從仙桃給武漢運送大米等保障物資，持有特別通行證，他們把口罩“夾”在米里運出來。如此夾帶私貨，莫莎莎自己也有些哭笑不得。這批物資最終在1月26日送到武漢遠郊的一個倉庫，由莫莎莎開私家車運回。
對於專業的災害救援組織來說，此次參與救災也很不容易。武漢市雲豹救援隊隊長向東形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螞蟻搬家”，民間愛心人士將物資運送到武漢市附近，他們開面包車搬回城內，城內的志願者則開私家車運送至各醫院。
“每天都累癱啊。”向東說。投入前線以來，他平均每天睡眠時間不過4小時，物資一直緊缺，他們分別對接各類基金會、海外華人組織和校友會等，目前已累計運送消毒機6臺，呼吸機12臺，口罩、手套、防護服等數以萬計。礙於各地的物資管控政策，他們時常深夜行動。他偶爾在朋友圈裡發圖，形容物資運送之難堪比“走私”。
“志願者這次(抗疫行動)是很突出的。”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說，由於志願機制不同於行政體制的強制性、統一性、官僚性，而具有多元、靈活、及時、直接、細化的特點，是與行政體制不同的另一種資源配置機制。
“假”志願者與炒家
參與具體志願活動時，志願者面對的困難具體而繁雜。
莫莎莎將第二批採買的兩萬個口罩分發到醫院和社區後，陸續有不同的資源及求助找到她。有時是幫人採買後捐出去，有時幫人送貨，有時是自己買來捐。來來往往中，她發現，在各個志願者群裡，趁機來詐騙的騙子層出不窮。
有倒買倒賣的。260元/個的額溫槍，在同一個群裡“搖身一變”，便是360元/個;有商家蹭熱點的，打著捐贈的名義，往醫院送保健品，以方便日後宣傳抬價;有人出售三無口罩，說是出口產品沒有資質。
最令莫莎莎哭笑不得的是，有人質疑商家產品資質時，商家回應說“你們不要作了，趕緊找錢吧”。此時群裡有位自稱荊州醫院的醫生說他們特別需要，特別缺。大家逐條信息檢索，發現“醫生”是“商家”一個介紹一個，共六次介紹後進群的，他們其實是同一撥人。
“大家回頭可以整理一下那些騙子和炒家名單，一一舉報。”莫莎莎說。
劉剛劍則覺得自己做得事不多，但交接事宜繁雜。他到一家醫院交付物資，對接人共換了五撥——該醫院剛被另一家醫院整體接管。劉剛劍先找到前院長，再找到新任院長，再到現任後勤負責人，最後是物資收發負責人。他理解應對疫情的緊急階段，許多事情都在調整，“有些(機構)是新任命的，有些醫院是混編的。”劉剛劍說。
劉剛劍持有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的通行證。他認為，這些管控是需要的，只是各家有各家的審核標準、每天還在變動，也會帶來困擾。
年2月10日下午，劉剛劍到一家醫院送十輛負壓救護車。距離醫院兩公里處設置了路卡，拖著救護車的平板大貨車開進去了，負責卸貨調試的廠家卻被院方攔下。
剛開始，司機和院方說明原因，最後忍不住罵起來，“我為什麼要到這來？我是送物資的，我也是人！我也怕，但是我來了！”
社區需要的物資越來越多
2020年1月24日，武漢市抗疫指揮部七號通告稱，基層社區衛生院要對居民進行發熱初篩。
“很多社區是真難，分診以後，病人都往社區裡跑，但他們什麼物資也沒有。”莫莎莎想，大醫院籌集資源能力強，小醫院大概無人問津。他們決定將物資更多地分給社區醫院。
100個護目鏡，300個KN95口罩，1000個外科口罩，莫莎莎就這樣一點點往各個社區送。有一回，莫莎莎跟一家大醫院的醫生商量：能不能給社區醫院的同行讓一副護目鏡？對方欣然同意，莫莎莎很高興，“起碼人家不用兩個人輪著用一副護目鏡了”。
張甜蕾則發現，封城後物資運輸困難，大家需要的東西越來越豐富。送餐的餐館說餐盒、筷子都沒有了，需要募捐餐盒和筷子，有社區說A4白紙也沒有了，要募捐白紙。志願者不斷髮現需求，回應需求，再發現新的需求。
1月29日，“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被隔離湖北17歲腦癱兒獨自在家6天后死亡”的新聞引發熱議。因父母被隔離留下的孩子、腦癱兒童、獨居老人的求助信息散見於各個社交媒體，
“有人專門搬運這些信息”，張甜蕾觀察到，志願者們發現一個問一個，“有人在XX附近嗎？能去看看嗎？”
“要讓社會正常運轉不止是防止病毒的傳播那麼簡單，而當我們傾盡全力去應對病毒傳播的時候，疫情引發的‘次生災害’正在發酵。”
名為“向日葵公益關懷小組”的志願者們在2月18日撰文回顧，封城後，武漢城內有近8萬多名新生兒、產婦及家庭，不能定期檢查，焦慮，找不到醫院分娩，得不到細緻的照顧。目前，“向日葵公益行動”已將孕婦和婦產科醫生、心理醫生及營養師對接，線上線下結合提供服務。
2月中旬，整個武漢開始出現醫療供氧短缺。各個志願者群裡開始尋找製氧機，但是製氧設備要運過來絕非一兩天的事。莫莎莎感慨，“我們的眼光也不夠長遠啊”。
對此，賈西津認為，個體的志願者是臨時和鬆散的，他們在專業性上面不具備這麼多的資源和行動準備，“哪兒有需求就去哪兒”。
“內心襲來一種無力感”
從1月23日武漢封城以來已快一個月。這些個體的、“野生”的志願者，也難免承擔來自疫情和麵臨求助無能為力的雙重壓力。
2月3日，54歲的志願者何輝因感染新冠肺炎離世。據媒體報道，何輝在疫情發生後一直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幫忙運送物資。
張甜蕾說，她見到與何輝相熟的志願者心情沮喪低落，但不影響她第二天繼續出門，但“防護做到位一些”。2月8日，張甜蕾到仙桃取物資，當天她沒有與母親同住，而是回自己的住處獨居，回家後，她用皮膚適用的消毒液從頭髮至腳底擦拭了一遍。
張甜蕾已經連續十幾天每天工作15個小時。對於身處風暴中心的人來說，並沒有太多時間思考這些問題。有些求助，大多數志願者無能為力。在武漢市政府錨定“清零”目標，確保所有確診患者和疑似患者都集中收治前，許多親戚朋友乃至陌生人曾找到莫莎莎，希望能安排住院。有些求助者是熟識的朋友，有些人已經全家感染，只求送一個入院。
“我真的沒辦法。”莫莎莎說，她只能讓對方把CT片子傳來，再找熟識的醫生問問。“有些片子已經是大白肺”，莫莎莎建議打社區電話，打市長熱線，找求助單位。她也有自己的道德困境，“我幫一個人插隊，可能導致另一個人無法入院”。
向東則在朋友圈寫下熟人朋友的求助歷程，“我深感自責與無力，唯有拼儘自己的綿薄之力，夜以繼日多弄些物資進來”。
2月7日，李文亮醫生因新冠肺炎去世。“醫務人員真不容易！”向東每天對接醫院醫生，深刻地體會這個群體的難處。當晚，莫莎莎一個人在客廳呆坐至凌晨兩點，內心襲來一種無力感，“我已經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事了”。
“在這樣的緊急狀態下，應該有兩類組織行動起來。”賈西津建議，一種是專門救災的，如紅十字會和專業的民間救援隊。同時，與專業救援無關的社會組織也應該行動起來，以應對次生災害。次生災害全方位涉及社會治理領域，每個社會組織都能在其中發揮作用。例如老人服務組織可以照顧孤寡老人。
南方週末記者 劉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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