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進入了關鍵期，在全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新冠肺炎的猖狂勢頭終於得到有效遏制，新增病例大幅下降，治癒病例大幅上升，黨中央、國務院發出了抗疫戰鬥的總攻令。可就在這個時候，一則關於蔣大為“汙衊”朱之文的視頻卻在網上瘋狂傳播。視頻當中，他一會說農民歌手不配當歌唱家，“如果你們把自己稱為藝術家，你門都沒有，邊都不沾”，一會譏諷農民歌手文化水平不夠，“你不就模仿了幾句別人的歌”“又不是什麼了不起了人物”，而且還舊事重提，將當年朱之文向他拜師之事說成是大衣哥的惡意炒作，言語之間充滿對農民兄弟的蔑視和不屑。一石激起千層浪，言辭洶洶的網民大軍立即展開了口誅筆伐，不過這次大夥的矛頭罕見地、一邊倒地指向了蔣大為，讓這位曾經“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登時顏面掃地。大概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個他壓根就看不上眼的“草根”竟會逆襲成功，真是“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終於，他選擇了並不情願的“道歉”，可惜網民並不買賬，繼續對他窮追猛打。在另一個視頻裡，蔣大為和夫人行色匆匆地走在街道上，神情慌張，甚至有點像“過街老鼠”，顯得十分狼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居然在他這兒得到了充分體現。
其實我過去很喜歡蔣大為，可以說我是聽著他的歌長大的。他演唱的《啊，牡丹》《駝鈴》《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不朽名篇，連我這個五音不全的人都動不動哼上幾句。除了“移民”加拿大之外，他的負面新聞似乎也不算多。誰逞想，藝術家蔣大為同志會在七十三的時候“晚節不保”，一頭栽倒在這件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上。
不過仔細梳理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還是有跡可尋的。朱之文是在2011年的時候突然爆紅的，作為一名典型的民間“草根”，他的出道得到了一批歌壇大腕的大力扶持和廣大歌迷的全力支持，也就是說他的崛起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些細節我在《英雄莫問出處》和《知音的故事》裡有過詳盡描述。於文華、喬軍、馬秋華、金鐵林、楊洪基都算是朱之文的老師。後來，在節目組的撮合下，朱之文又遇到了蔣大為，並舉行了簡單的拜師儀式，按照慣例，二人就是師徒了。當時的蔣大為對大衣哥也是稱讚有加。可老蔣不知犯了什麼邪，時過境遷，竟來了個翻臉不認賬，並且公開指責朱之文惡意炒作。面對記者採訪，朱之文則一肚子委屈，但老實巴交的他依然對蔣大為充滿尊重和感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件事本來就是蔣大為的錯，同為歌壇巨擘，楊洪基和馬秋華等人咋就甘當綠葉呢？可他依然自我感覺良好，繼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教訓農民歌手，結果終於陰溝翻船。
分析蔣大為的所做所為，我認為是他自己的不良心態在作祟：一是骨子裡的高傲，我是藝術家，你們就是農民。儘管你們也會唱歌，但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二是階層觀念嚴重，農民職業就該種地，藝術家才專職唱歌，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農民就不能有藝術家。三是酸葡萄心理，我拿手的歌曲讓你給唱了，而且效果比我還好，心裡難受。公道說，他抨擊的那些不良現象不無道理，在娛樂界有點名氣就耍大牌、要頭等艙等行為確實不像話，但他針對農民、尤其是針對朱大哥就犯了大忌，惹了眾怒，以至於讓自己下不來臺。
剛出道的時候，我曾經對大衣哥的前途充滿擔憂。因為娛樂界的水實在太深，尤勇就說過演藝圈是一個人吃人的地方。對心地單純的朱之文來說，這兒不啻是龍潭虎穴。但他有一件致勝武器，那就是單純和善良，如果他能初心不變、持之以恆，完全可以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而朱之文也不負眾望，9年以來一直蝸居小村，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當一同出道的那些草根明星紛紛膨脹墜落，周圍的村民、包圍他老婆都開始飄飄然的時候，他依然踏實如故。熱心公益，為家鄉捐款，為抗疫捐款，為百姓造福，這就是他能夠長盛不衰的秘密。
有人說，聽大衣哥的歌能療傷。是他唱得特別好嗎，那也不一定。比起字正腔圓的科班歌手，他還是有差距的。不一樣的地方，是從他的歌裡，你聽到善良、樸實、純淨、低調，聽到了小草在生長，樹枝在發芽，聽到了一種希望和力量。歌人合一，這是蔣大為們所不能比的。
善良和真誠就是一種力量。比如方方的《武漢日記》，乍一看上去只是一堆日常瑣碎，但仔細閱讀，你會發現這裡面的真實、震撼和悲天憫人，身臨其境的你是不是也感同身受，又有一種希望和力量在胸中蓬勃呢？
抗疫期間，不能出門。朱之文自有妙招，在院子裡，在菜園裡，在家門口，面對空空蕩蕩的“觀眾席”，無須伴奏，他拿起麥克，隨時隨地清唱一首，為抗疫一線的戰士們加油助威。這歌聲依然是那麼婉轉有力、沁人心脾。我似乎看到了疫毒已去、百花盛開，抗疫戰士們凱旋歸來。
（2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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