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冠疫情以來，口罩變得十分短缺。儘管最近連不少汽車廠也紛紛建立醫用口罩生產線，但目前看，還是買不到口罩。據中國紡織品商業協會安全健康防護用品委員會會長雷利民在接受中新社採訪時透露，2月底每天預計能生產各類口罩1.8億隻。但有人估算了：全國醫護人員日需求2400萬個；全國病人日需求2000萬個；全國上班日需求2 — 5億個。累加起來，我國每天需要2.5-5億個口罩，仍然遠超產能供給。
這是一個遠超想象的天文數字，我覺得，這種算法肯定有問題。下面探討一下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以來社會資源的配置問題，希望引發大家對於經濟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話題：公平與效率問題的思考。
口罩如何分配更加合理
中國人口占全球18%，口罩產量卻佔全球50%，說明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國內的口罩肯定是夠用的，而且有相當一部分是出口的。
由於中國的疫情爆發，導致全球口罩的緊缺，這似乎是有史以來非常罕見的現象。一方面，疫情大爆發，導致民眾的恐慌心理，搶購口罩——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遇到這類情況，都一樣，無可指責；但另一方面，在非常時期，口罩、防護服等作為戰略物資，管控缺失又會加劇短缺。
通常情況下，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通過供需關係來自動調節，不會發生短缺。但發生疫情之後，恐慌心理主導市場，就像股市暴跌時一樣，都需要政府進行管控。也就是說，口罩等醫療衛生防護用品，必須實行配給制。
應對突發疫情，實行配給制和管控是有法律依據的。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應急物資儲備保障制度，完善重要應急物資的監管、生產、儲備、調撥和緊急配送體系。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與有關企業簽訂協議，保障應急救援物資、生活必需品和應急處置裝備的生產、供給。
第四十九條規定，依法從嚴懲處囤積居奇......
此外，第四十九條規定，依法從嚴懲處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製假售假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依法從嚴懲處哄搶財物、干擾破壞應急處置工作等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維護社會治安。
比較遺憾的是，雖然我國在2007年就頒佈了《突發事件應對法》，但此次疫情的處置上，仍出現了不少沒有依法辦事的案例。如前不久，大理市衛生健康局對雲南順豐速運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承運的發往重慶市的口罩實施“緊急徵用”。
又如，武漢作為疫情最嚴重的城市，不少醫院醫生的口罩和防護服等都短缺到了朝不保夕困境，但有些公務員卻還帶著N95醫用口罩。因此，當前階段，仍需要在配給制下，行政部門根據疫情的輕重緩急來合理分配口罩，同時，應該把口罩按適用性進行分類，向口罩使用者提供適用性建議，如前期有些地方政府就規定公務員不得帶N95口罩。
總體而言，口罩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我國的口罩總量一定是夠用的，儘管我很難計算出這場疫情導致的增量口罩需要多少，但簡單算 一下，目前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4576例、現有確診病例56303例（截止2月19日），而且增速已經大幅放緩，就算最高確診人數達到8萬例，佔全國人口的比重也只有十萬分之六，在當前極為嚴格的隔離制度下，繼續大幅傳播的概率應該很低。
2月19日，除了北京新增兩例外，上海、深圳和廣州三個超大城市均連續兩天沒有出現新增病例，而且，這還是在復工潮下得到的統計數據，說明原先估計復工潮將引發疫情第二峰的擔憂基本可以消除了。因此，隨著疫情的逐步消退，口罩的需求也會下降，口罩的短缺現象也將逐步消失。但留給我們的思考是，今後遇到類似情況，對容易引發搶購的物資，該如何合理管控和調配？
公平與效率之間未必衝突
公平與效率一直是經濟學界長期關注和討論的一個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我們也經常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小平同志曾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說明有的時候，為了提升效率，確實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一定的成本。
但從本次疫情的防治舉措看，我發現公平和效率之間並不衝突，因為防治疫情與市場經濟運行是不一樣的，應對疫情的舉措幾乎只能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場手段，而市場經濟運行主要是靠無形之手自然調節，行政手段的作用有限，要完全做到公平和高效幾乎不可能。
但應對突發事件的應對方式，如封城、交通管制、調配各方資源等，則完全憑藉行政化手段。這就要求行政指令和執行需要更加科學合理，才能體現公平與效率，否則就是資源的浪費或閒置，既不公平，也導致低效（產出/投入比不高）。
例如，1月23日武漢封城非具有效率和魄力之舉，因為防控病毒傳播的最好方式就是與病毒隔離，疫情嚴重的地方都應該封城。不僅城市之間要隔離，城內各區、各單位和家庭等都要隔離。但我發現，武漢封城之後的不足之處，就是城內對於疫情的隔離舉措不到位。前期採用 了建設定點醫院（雷神山、火神山醫院）的辦法，主要是為了應對重症需要住院的病人需求，解決床位不足問題，但即便建成之後，容量十分有限。實際上，當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患者與其他人迅速隔離。
在武漢封城之後的十幾天裡，大批的患者未能及時收治到醫院中。而這批患者在社會上的流動、在家裡居住，會造成社會和家庭進一步的感染，這是加劇疫情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封城是為了隔離，但城內隔離沒有做好，則疫情就控制不了。
假設封城之後馬上利用室內體育場所、會展中心、學校等空閒的固定場所建立“方艙醫院”收治病人，儘管醫療條件不完善，但容量很大，就可以很快解決大量床位不足的問題。由於大量的輕症病人流動性強，因此方艙醫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收治這些病人，既能讓他們得到醫治，同時還能做到隔離，是很關鍵的舉措。
最初提出建立方艙醫院的是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至2月5日晚上，已經在武漢建立了13家方艙醫院，可以提供萬餘床位供輕症患者治療。唯有如此，才能讓武漢的疫情防控看到了曙光。
因此，設立雷神山、火神山醫院只是為了救治重症患者，如果病源得不到控制，設立再多的重症醫院也是徒勞的。這就是決策時需要對如何提高效率防控疫情做出評估。
接下來再談談疫情防控中的公平問題。我國的醫療資源相對於眾多人口而言，仍然是緊缺的，尤其當人口老齡化率不斷上升，心血管和腫瘤疾病大幅增加，更增加了對醫療資源的需求。因此，在當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大量醫療資源都用去集中對付疫情。
例如，全國各地的醫療人員奔赴湖北的人數就超過3萬人（國家衛健委醫改醫管局郭燕紅）。支援人數不是問題，關鍵是醫療人員的結構。據她介紹，截止2月17日，僅武漢就投入了1.1萬重症專業醫務人員，接近全國重症醫務人員資源的10%，最近數量應該還在增加。此外，各個醫療專業國內的頂尖專家也紛紛奔赴武漢，帶著各種精良的儀器設備。
按最新統計數據看，武漢目前重症病例數量大約為8100人左右（45000*18%），而全國支持武漢的重症專業醫務人員就達1.1萬人。那麼，全國目前有多少重症病人？
中國每年因心血管、癌症等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超過600萬，我不清楚該如何統計重症患者數量，但武漢之外的重症專業醫務人員總量目前應該不到10萬人。
因此，我認為對武漢的醫療支援是必要的，投入3萬醫療人員也沒有問題，關鍵是應對這個相對單一的疫情，有沒有必要把大量各種門類、專業度很高的專家都轉運到武漢？據上海的一位醫生介紹，由於支援湖北，目前醫院的有些專家門診都開不出來了，有些手術都無法及時完成。
據《環球時報》報道1月31日報道，武昌醫院的一個護士叫曹芹，其父親為多年尿毒症患者，因為抗擊疫情期間，大量醫療資源都用在對付新冠肺炎上了，在武漢沒有找到可以做透析的醫院，最終在家中病逝。
根據2018年數據，我國該年新增的肺結核病例達到80多萬，肺結核同樣具有較高的傳染性較高，而且致死率也不低，屬於國家免費醫治（非住院）的傳染病；此外，肺癌患者的人數也有80餘萬。與新冠肺炎一樣，都是肺部疾病，都應該一視同仁。更何況我國還有那麼多種危及生命的疾病，都需要短缺的醫療資源合理配置，按照輕重緩急進行救死扶傷。
疫情的尾部效應會很漫長
——仍面臨艱難的抉擇
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實際上就是經濟學的原旨，用市場配置資源，主要靠機制；用行政配置資源，則要依靠公開透明的信息，進行科學民主的決策，體現效率與公平。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是有成本的，都會涉及公平分配問題。
我們不能把防治疫情當成一場政治運動，不顧成本、不計代價。不能認為知名醫療專家不去武漢就不講政治，不能把疫情的控制情況作為唯一的政績，更不能不計成本地“過度治療”疫情，期望短期內就把新冠病毒完全滅殺。
中國工程院王辰副院長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會像流感一樣，成為長期存在於人間。邏輯是這種病毒不像SARS，它可以與人共存（輕症病例佔比很高，還有無症狀的病毒攜帶者），而SARS的致死率高，其結果或是被消滅，或是與患者共亡。
事實上，長期存在於人間的病毒還有好多種，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如果滅殺不了這種病毒，那麼，就得考慮如何控制它並與它和平相處，不讓它太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同時，也得考慮防控疫情所付出的成本多少比較合適，均衡點在哪裡？例如，
中國有超過5億人的體內有結核菌，但因為人體有免疫力，並有治療的藥物，因此，肺結核不再是對我們生活帶來很大影響的疾病。
當下疫情的防控已經取得了重大成效，復工率也不斷上升，但是，此次疫情的尾部影響還在持續，影響時間有多長不好確定，對經濟的影響將是前所未有的，同時也在改變經濟運行的模式，對此，今後的應對疫情的宏觀決策依然面臨艱難的選擇，需要兼顧公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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