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市民文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洪武至天順（1368-1464）的一百年間，是明代市民文學艱難的發生期。在這一期間，市民文學既有元末明初時的局部繁榮和永樂、宣德時的有限復甦，更有洪武中後期及正統、天順間的兩次斷裂。成化至正德間（1465-1521）的半個多世紀，是明代市民文學的復甦和初步發展時期。嘉靖至隆慶及萬曆前期（1522-1582）的半個多世紀，是明代市民文學的全面發展時期。萬曆中後期至明末（1583-1645）的半個多世紀，是明代市民文學的持續繁榮時期。
洪武至天順時的明代市民文學
元末明初曾是明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時期。清人陳田和近人趙尊嶽分別在《明詩紀事序》和《明詞彙刻》中都想指出一個長期被人們忽略的基本事實：明初曾經是詩詞創作十分繁榮的時期。在他們看來，當時的繁榮程度甚至超過弘治、正德及嘉靖、隆慶時期。
劉基，字伯溫，他是一位文學家
詩壇、詞壇的繁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整個文學發展的狀況。
王世貞《藝苑卮言》的一段話頗值玩味：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為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顯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
王世貞列舉了元末明初在他心目中的四位大詩人：王禕、楊維楨、高啟、劉基，同時又將其分成兩個類型，王禕和劉基屬“典麗”和“聲氣”型，楊維楨和高啟屬“奇崛”和“才情”型。王禕和劉基是古典文學或者說是文人文學的代表，楊維楨和高啟則是時尚文學或者說是市民文學的代表。也就是說，元末明初，詩文已經有了文人的和市民的兩大派別。
但是，由於戰爭的影響，除了雜劇之外，這一時期的市民文學主要是發生在江南一隅，而且，還沒有來得及隨著明軍勝利的步伐北上、西進，便遭到政治力量的致命打擊。
羅貫中只是《三國演義》的作者之一
雖然人們都希望在這一時期已經有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和施耐庵的《水滸傳》，但至今沒有任何關於這兩部小說在元末明初已經存在的實證。從現存的元明之際白話文學作品如話本、平話的情況來看，元末明初的作者顯然並不具備進行大製作的技術準備。極有可能的是，羅貫中、施耐庵或其他某位、某幾位不知名的作者曾經進行過這方面的嘗試，但真正成書，則在成化、弘治以後。
洪武中後期，儘管市民文學在一些地區的王府及民間還一脈尚存，但從整體上和相對意義上說，包括市民文學在內的明代文學——無論是文本文學還是口頭文學——卻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斷裂時期。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任何有影響的市民文學乃至文人文學作品問世。至洪武末年，文網開始放鬆，瞿佑的《剪燈新話》和高啟的《賦姑蘇雜詠》才得以初刻或重印。
《剪燈新話》的少數篇章表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願望
永樂、宣德時，市民文學開始復甦。於是有了仿效《剪燈新話》的新傳奇小說：李昌祺的《剪燈餘話》、趙弼的《效顰集》。瞿佑本人也不甘寂寞，經過一次流放返回杭州後，推出了明代第一部詩歌與名人的“軼事小說” ——《歸田詩話》。七十年代初在廣東潮安出土的《劉希必金釵記》戲文，為宣德時的寫本，可見市民文學在各地都有發生。看準了市場需求的書商，則刻印了明初著名作家劉兌的雜劇《金童玉女嬌紅記》和唐詩彙編《鼓吹續編》。
《荊釵記》歌頌了“義夫節婦”，生死不渝的愛情
然而，這一時期市民文學的主要現象，仍然是追步元人伎倆，編寫雜劇。位於南昌的寧王府和位於開封的周王府則是這一文學現象的中心。從永樂二年開始，到宣德十年之前，寧王朱權及其門客共編了12個雜劇；而周憲王朱有燉及其門人則編了29個雜劇，至今仍有22個傳世，其中著名的有《豹子和尚自還俗》《劉盼春守志香囊怨》《定平巷劉金兒復落娼》《惠禪師三度小桃紅》等。這些作品或整理元人故舊、或搬演當代新事，傳播遐邇，在當時產生極大的影響。《琵琶記》之外，被稱為明初四大傳奇的荊（《荊釵記》）、劉（《劉知遠白兔記》）、拜（《拜月記》）、殺（《殺狗記》），也產生於這一時期。
成化、正德間的明代市民文學
從正統到天順，是明代市民文學創作和版刻的又一個斷裂時期。但底層的文化活動和文學創作卻是阻隔不了的，其間也孕育著新的文學樣式。到成化以後，這些潛流洶湧而起，逐漸匯成市民文學的浩蕩巨流。
作為“前七子”之一的康海，曾不無得意地聲稱：
我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樗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谷、濟南邊廷實。金輝玉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
雖說是“六人”，但加上自己，已成七子之勢。
臺閣體代表人物楊士奇的手書
朱彝尊對成化、弘治時的文學進行了較為中允的評價：
成、弘間，詩道傍落，雜而多端。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其可披沙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諸公，擊壤、打油，筋斗樣子，其可識曲而聽真者，陳白沙也。北地一呼，豪傑四應，信陽角之，迪功犄之……浚川、華泉、東橋等為之羽翼，夢澤、西原等為之接武。正變則有少谷、太妝，傍流則有子畏。霞蔚雲蒸，忽焉丕變，嗚呼盛哉。
康海以當事人的身份，從批評臺閣體的立場來讚揚弘治時的文學，而朱彝尊則以局外人的身份，從客觀的立場來評價成化、弘治時的詩文。立場、觀點雖然不同，但都指出了成化、弘治時期詩文在文人創作中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詩道旁落、雜而多端”，文人向民間學習，既學習民歌的表現方式，即 “打油”、“ 擊壤”，也學習民歌的表現內容即言情言性。
以徐禎卿、唐寅、顧璘等為代表的一批文人掀起了一場市民文學運動
言情言性本來是詩歌的靈魂或本質特徵，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從韓愈到程頤、朱熹的道學運動所抹殺。李夢陽關於“真詩在民間”的主張，關於“唐以後書不必讀，唐以後事不必使”的說法，正是力圖恢復詩文的靈魂和本性。因而在這一時期，朱彝尊所看到的，是從北方的李夢陽、何景明等諸子，到南方的徐禎卿、唐寅、顧璘，都在破除傳統，都在以詩文言情言性，都在學著“打油”、學著“擊壤”。即使是“臺閣諸公”，除了李東陽、楊一清等少數人外，也樂於此道。其實，即使是李東陽，也有關於其父子以謔詞作對的傳聞。成化、弘治以後的市民文學運動，也正是在和這股文人文學運動的相互激發中發展起來的。
這一時期最值得關注的市民文學品種是民歌時調即時曲。已經發現的明代最早的時曲刻本是成化七年北京書林金臺魯氏刊《新編四季五更駐雲飛》《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新編太平時賽賽駐雲飛》《新編寡婦烈女詩曲》。
官妓被禁，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
而從其他史料也可以證實當時小曲的流行情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說：“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 成化時教坊司所上奏本中，竟然夾著一支時曲，名《劉公子曲》，唱的是大學士劉珝的兒子劉熔出入青樓的軼事。李夢陽在開封時讓學詩者去街市學“鎖南枝”、“山坡羊”，也發生在弘治時期。可見時曲不僅北京流行，各地也在流行。
民歌時調的發展，也帶動了文人散曲的創作。楊循吉、王磐、徐霖、陳鐸、康海、王九思、金鸞等人運用散曲的形式，寫盡社會的真情，正是向民歌時調學習的結果。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說明代散曲高手均在成、弘時，並沒有過於誇張。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才有人對民歌時調及文人散曲進行收集、整理、編輯，並於正德十二年刻印了迄今所知的明代最早的民歌時調及散曲選集《盛世新聲》。
《三國演義》的成書或在弘治時期
這一時期值得關注的又一市民文學品種是說唱詞話。已經發現的明代最早的說唱詞話刻本是北京書林永順堂所刊的《花關索》《包待制出身》等13種。《三國》《水滸》《西遊記》等小說流行之前的同名詞話，也出現在這一時期。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說唱詞話，是元代各種講史平話嚮明代長篇演義小說演進的重要過渡。題署為“弘治甲寅（七年，1594年）仲春幾望庸愚子拜書”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不能不使人產生這樣一種推測，《三國演義》的成書或在弘治時期：
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
圍繞著這一話題，人們議論了五六百年，也猜測了五六百年，如果沒有新的材料發現，這一話題還得繼續議論、猜測下去。但如果排除一切先入為主的觀念，僅僅感受這段話本身的含義，則應該有一種直覺，即作者羅貫中和序者“庸愚子”當是同一時代的人。也就是說，《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產生，應該是在成化末年或弘治初年。但弘治七年“庸愚子”作序時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何情狀，則有兩種可能。其一，與今日所見的嘉靖元年（壬午）金華蔣大器刻本完全一樣或大致一樣；其二，類似於說唱詞話，如刪去“致語”之前的《水滸傳》。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庸愚子”序乃蔣大器刻印時所偽託。如果是這樣，則所謂“弘治本”純屬子虛無有，但其書最遲產生於正德年間卻是沒有疑問的。
嘉靖至萬曆前期的明代市民文學
嘉靖至萬曆前期是明代市民文學的全面發展時期，明代市民文學的各個品種幾乎均有著名的代表作品問世。
號稱明代“四大奇書”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至少有三部產生於這一時期，或者說是在這一時期面向大眾的。
《水滸傳》的經典篇目——武松打虎
人們普遍認為《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是由羅貫中或施耐庵作於元末明初，卻很少去解釋：為什麼今天不但沒有發現弘治以前的《三國》、《水滸》刻本或抄本，甚至在弘治以前也不見任何有關這兩本書的記載，有的只是一些有關 “ 水滸 ”故事和 “ 三國 ”故事的詞話、戲曲及平話，以及有關這些故事的記載。而且，明前期對於小說的禁燬，也只是提及《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等，而未及《三國》或《水滸》。武宗是個戲曲、小說迷，連《殘唐金統缺》這類詞話他都蒐羅到了，如果當時有《水滸》、《三國》，他不可能不知道。很有可能的倒是，《三國》《水滸》的出臺，正是在武宗的喜好與蒐羅中促成的。
現存的明刻《水滸傳》有十幾個版本，最早的殘本約刊於正德末嘉靖初，最早的全本則是嘉靖刻本（或為武定侯郭勳本），以及萬曆二十二年福建建陽書林餘象鬥雙峰堂本。現存明刻《三國演義》約有二十個版本，最早的是嘉靖元年浙江金華蔣大器刻本和嘉靖時都察院刊本。
《水滸傳》的經典篇目——武松打虎
在白話文學並不發達、能夠確定刊印時間的平話文字又都十分粗疏的元末明初，竟然會出現長達百餘回、數十萬字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無論如何也難以令人置信。
陸容《菽園雜記》說到家鄉崑山一帶流行的水滸葉子：
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僕豎皆能之。予遊昆庠八年，猶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制，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二，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楊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扈三娘，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小旋風柴進，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九紋龍史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漢雲臺二十八人，唐凌煙閣二十四人，非才力絕倫者乎？蓋宋江等，宣和間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者如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悟世人。人為財力迷心，自不覺悟而溺於此耳。
陸容總是希望處處發現哲理、處處都有啟示，所以一首姐妹梳頭的吳歌，他領悟的卻是學問成果的大小。此處的“水滸葉子”，本來純粹出於興趣，也被他悟出了警悟世人的道理。除去此類捕風捉影的推測，陸容倒在無意中提供了成化時並無《水滸傳》的信息。
《水滸傳》的經典篇目——武松打虎
《菽園雜記》成書於成化末，從記載中可以看出：
1.通常意義上的《水滸傳》當時並沒有刻本行世，所以陸容關於《水滸》的知識或故事，是來自於《宣和遺事》和《癸辛雜識》。
2.當時甚至無人知道有《水滸傳》，至少此書在社會上沒有形成影響；否則，市井中關於水滸人物的名次排列不會與《水滸傳》全然不同。
3.成化以前，宋江在普通百姓及知識分子的眼中，不是隻通文墨卻無武藝的鄆城小吏，而是“才力絕倫”的“大盜”。在“水滸葉子”中，主角全是“才力絕倫”的江洋大盜，但在《水滸傳》中，主宰梁山事業的卻是胸懷大志的文化人，如宋江、吳用，這種情況很難想像會出現在元末明初急風暴雨時代的作品中，而更大的可能是來源於科舉盛行後落第文人的理想。
《水滸傳》的經典篇目——武松打虎
但正德、嘉靖間則不同，李開先《詞謔》說：
崔後渠、熊南沙、唐荊川、王遵巖、陳後岡謂：《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
崔銑生於成化十四年（1478），卒於嘉靖二十年（1541），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熊過為嘉靖八年進士；唐順之生於正德二年（1507），卒於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八年進士；王慎中生於正德四年，卒於嘉靖三十八年，嘉靖五年進士；陳束是嘉靖八年進士，卒年三十三，出生當在弘治、正德之際，去世或在嘉靖十五年前後。可見，在嘉靖十年前後，《水滸傳》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由於嘉靖建陽書坊清白堂所印的《西遊記》尚在，因此無論作者是否吳承恩，《西遊記》在嘉靖時期已與讀者見面是沒有疑問的。
《金瓶梅》應是累積型作品，最初產生於嘉靖時，而定稿則在萬曆時
與《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樣複雜的是《金瓶梅》。沈德符一句“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以及為嚴嵩、陸炳、陶仲景等人對號入座，將研究者的目光推向了嘉靖時期。不少研究者認為，《金瓶梅》作者應該就是李開先。當然，也有許多研究者認為《金瓶梅》應是萬曆時期的作品。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如《水滸傳》一樣，《金瓶梅》應是累積型作品，最初產生於嘉靖時，而定稿則在萬曆時。無論日後的研究結論怎樣，嘉靖時期已經具備《金瓶梅》產生的社會基礎及文學技術則是可以肯定的。
白話短篇小說與文言小說的結集和出版，是這一時期市民文學發展的又一重要表現。《虞初志》《顧氏文房小說》《顧氏文房叢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清平山堂話本》《古今說海》等動輒幾十卷、百十卷的大部頭的白話小說或文言小說集都是在這一時期被版刻出來。
代表明代雜劇最高水平的徐渭的《四聲猿》
可以說，這一時期是長篇章回小說創作與版刻、歷代短篇文言小說及白話小說結集與版刻的黃金時代。這般幾乎帶有狂熱性的版刻活動，此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與此同時，被認為代表明代雜劇最高水平的徐渭的《四聲猿》，被認為第一次將崑腔“水磨調”運用於傳奇創作並在明代傳奇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梁辰魚的《浣紗記》，都產生在這一時期。明代的戲劇特別是傳奇也由此走向它的大發展時代。
萬曆中後期至明末的市民文學
如果說成化、正德間明代市民文學是以民歌時調和說唱詞話為代表，嘉靖至萬曆初年明代市民文學是以長篇章回小說為代表，那麼，萬曆中後期至明末的市民文學則是以傳奇和短篇白話小說為班頭。
僅據現存明代劇本，萬曆時期共版刻了雜劇三百一十多種、傳奇一百四十多種，分別佔整個明代的66.60％和52.21％，而其中的絕大部分又產生在萬曆中後期。如果加上天啟、崇禎時的六十八種雜劇和一百零七種傳奇，這一時期版刻的雜劇佔整個明代的80％以上，版刻傳奇佔整個明代的90％以上。
第一次將崑腔“水磨調”運用於傳奇創作並在明代傳奇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梁辰魚的《浣紗記》
編寫雜劇、觀看雜劇表演在當時仍然是士人及市民的習慣喜尚。但與原先意義上的雜劇——劇為四折、曲用北調、一人獨唱——已大不一樣，這時的雜劇大多都是一折的短劇，曲則南北雜用乃至專用南調，所演的也多非情節曲折的故事，而是帶有諷刺意味的寓言。
與此相反，傳奇自嘉靖時魏良輔改革、萬曆初梁辰魚實踐後，顯示出新的文學品種蓬勃發展的生機，並形成了以沈璟為代表注重音律的吳江派和以湯顯祖為代表注重才情的臨川派，前者為愛好作曲者鋪設了一條可以攀援的路子，後者則向大眾展示了激盪人心的戲曲魅力，兩派均是名家輩出。
沈璟的《南九宮譜》被視為當代曲家的金科玉律
沈璟自號“詞隱”，卻以曲壇宗師的身份自居，一生寫了17種傳奇，稱“屬玉堂傳奇”。其《南九宮譜》則被視為當代曲家的金科玉律。呂天成《曲品》稱讚他在制律與作曲兩個方面的貢獻：
嗟曲流之氾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蓁蕪，訂全譜以闢路。紅牙館內，謄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顧盼而煙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遊刃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為北面。
但包括沈璟在內，吳江派留下的成就，主要是在曲律和戲曲理論上，如沈璟的《南九宮譜》，以及其徒呂天成的《曲品》、其友王驥德的《曲律》等。至於劇作，則如沈德符所說，17本傳奇，“堪入選者甚少”。
天資不凡的湯顯祖
湯顯祖受業於羅汝芳，交友于紫柏僧，以李贄為前輩，引東林為同志，憤世嫉俗，自號“清遠”，以蓋世之才情作時文，以時文之奇崛作詩歌，以詩歌之豪氣作傳奇，故爾傳奇一出，天下向往。《曲品》說他：
情痴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豔六朝，句疊花翻之韻。紅泉秘館，春風檀板敲聲；玉茗華堂，夜月湘簾飄馥……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不凡。
沈德符強調的也是湯顯祖的“才情”：“湯義仍《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矣。”臨川派留下的優秀劇本，除了湯顯祖本人的《還魂記》《紫釵記》等“臨川四夢”之外，還有繼起者吳炳的《情郵記》《療妒羹》等“粲花齋五種”，阮大鋮的《燕子箋》《春燈謎》等四種。
《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
白話短篇小說或者說擬話本小說的創作在這一時期達到了它的高峰。這既是這一品種長期以來演進的結果，也與長篇章回小說和戲曲及整個市民文學發展的激發有關。順應這一潮流並積極推波助瀾的是馮夢龍和凌濛初。
如果說，永樂、宣德以來閣臺體的壟斷文壇，終於在弘治、正德時期促發了李夢陽的揭竿而起，南戲、傳奇二百年的發展和積累，終於在萬曆時造就出了湯顯祖和《牡丹亭》、致使《西廂》減價。那麼，從宋元時期的說話、嘉靖時期的話本結集，到天啟、崇禎時期，也終於產生了馮夢龍120卷“三言”和淩濛初80卷“二拍”。這是自嘉靖時顧元慶在十六年間（嘉靖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收集並刻印一百二十種《顧氏文房》小說，以及洪楩編輯刻印《六十家小說》、陸楫編輯《古今說海》130種以來最為壯觀的一次短篇小說出版事件。與嘉靖時不同，馮夢龍和凌濛初不止是收集整理，而且還自己握筆進行寫作。
《忠義水滸傳》插圖
這一時期也是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白話小說集的大量刊行時期。現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主要版本，以及《金瓶梅》的面世，都是在這一時期。此外，《西遊記》《英烈傳》《列國志傳》《封神演義》《廉明公案》《兩晉志傳》等，或在此時推出，或在此時重印。
“舉業”這時已成了專門的行當，所以編輯和刻印“時文”即科舉範文也成了這一時期重要文學現象。在這以前，雖然也有類似的集子刻印，但或者是官方和私人的示範行為，或者是重刻前朝的舊文。從隆慶開始，編輯、刻印的主要是當代作家的作品。明朝科舉範文集，除了最早的幾種如隆慶六年吳縣書坊鄭子明所刻的歸有光《新刊批釋舉業切要古今文則》外，幾乎全部都是出於這一時期。
明代小品文，也在萬曆時期達到成熟和鼎盛
而與時文同樣稱為“小題”，並受著時文影響的明代小品文，也在這一時期達到成熟和鼎盛，徐渭、李贄、屠隆、湯顯祖、陳繼儒及公安、竟陵諸子各情絕藝，同時又是小品文高手，而李流芳、王思任、張岱等人更以小品文而著名。
風行已久的民歌時曲即“流行歌曲”此時也發展迅猛。沈德符記載當時的情況說：
……比年以來，又有“打棗幹”、“掛枝兒”二曲，其腔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佈成帙，舉世傳頌，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
在當時，儘管編寫、刻印、閱讀、搬演小說之風極盛，但似乎也達不到時曲那樣“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的程度，可見時曲作為市民文學的主要品種之一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
馮夢龍和凌濛初不止是收集整理，而且還自己握筆進行寫作
這一時期市民文學的所有主要品種幾乎都有馮夢龍的涉足。白話短篇小說之外，他還改編了長篇章回小說《平妖傳》《列國志》等，收集、整理了民歌時調《山歌》《掛枝兒》等，寫了《萬事足》和《雙雄記》兩部傳奇，改寫了《量江記》《邯鄲記》等十多個前人傳奇（統稱《墨憨齋定本傳奇》），編集了笑話集《古今譚概》《廣笑府》等。明代的市民文學發展二百年，馮夢龍可以說是帶總結性的人物。
但明代市民文學發展二百年，到這時也出現了一些與整個潮流相違背的現象：白話小說中產生了一批專門宣揚色情的作品，文人傳奇出現了遠離大眾的趨勢，一批以當代政治鬥爭為題材的作品過於功利而無藝術價值可言，中篇小說則全是才子佳人的俗套故事，艾南英、陳際泰等力圖扭轉時文的弊病卻使更多的人捲入時文的寫作。士風的頹廢在市民文學作品中也呈現出來。
閱讀更多 寒武紀的寒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