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大年初五，在武漢市漢口解放大道，一位被確診新冠肺炎的患者正在轉院。 攝影/長江日報 金思柳）
疫情“羅生門”：患者、醫者、決策者
本刊記者/溫如軍 吳可言
發表於《中國慈善家》2020年2月號
一個城市改變整個國家的步調，這樣的時刻，在共和國曆史上並不多見。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疫”。從元旦到春節，直至春暖花開的季節，人們依然沒有看到鳴鑼收兵的跡象。
風起於青萍之末。回頭看去，在2019與2020的新舊交替之際，這座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醫者、患者、決策者，本應是公共衛生體系中良性互動的基本關係，如何演化成了“不可能三角”？痛定思痛，我們又該從疫情中獲取怎樣的“抗體”和“免疫力”？
第一章：生死線上的患者
逝去的、倖存的、等待的，在這場“戰疫”中，他們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
逝者
今年67歲的王壯壯是一名普通退休工人，家族有心臟遺傳疾病。從懷疑感冒住院到“重症肺炎”死亡，只有14天。他是第一位在這場疫情中死去的患者，但不屬於確診病例，也沒有出現在政府公佈的死亡名單中，死亡證明上寫著“重症肺炎”。
2019年12月23日起，王壯壯先後在武漢協和腫瘤醫院、協和醫院、金銀潭醫院治療，但最終於2020年1月7日在金銀潭醫院不治身亡。病人去世後，院方曾要求家屬捐獻遺體供醫學解剖，遭家屬拒絕後遺體於當天火化。醫生告訴家屬，王壯壯是這場疫情中的第一個死亡病例。
王壯壯究竟是怎麼被感染的，家屬到現在也不知道。2019年12月20日，他感覺身體不適並一直打嗝，連著3天停不下來。王壯壯的愛人處於胰腺癌晚期，一直在武漢協和腫瘤醫院治療，每隔半個月要到醫院取藥。因此，王壯壯也來到該醫院檢查。
當時，對普通市民來說“新冠肺炎”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王壯壯只是懷疑自己感冒了。在這家中西醫結合醫院，醫生給他把脈，並告知他心率不齊。“我們家族確實有心臟方面的遺傳病。”王壯壯的妹妹王蘭告訴《中國慈善家》，但她並沒有把這一信息告訴醫生。
進一步聽診後，醫生建議王壯壯拍肺部CT，結果顯示肺部感染。醫生建議住院治療，王蘭於當天辦理了住院手續。“醫院剛開始按肺氣腫來治療，用的是一些中藥。”王蘭說，由於自己住得離醫院遠，她經常在電話裡和哥哥溝通病情，每次通話都感覺他的病情在加重。
“我怎麼感覺住院之後越來越難受了。”12月29日，王壯壯告訴王蘭。電話裡，妹妹能聽出來他說話時在喘氣。12月30日，王蘭花了一個小時坐地鐵來到腫瘤醫院，當時正是中午，她對值班護士提出想找主治大夫瞭解哥哥的病情，護士告訴她醫生兩點半上班。看到病情加重的哥哥，王蘭堅持要見主治醫生，情緒有些激動。護士通過電話將情況電話告訴了醫生。
隨後，王蘭見到醫生，問哥哥得的究竟是什麼病，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不見好反而加重了？雙方語言有衝突，醫生不滿王蘭對其“治療方案”的質疑。“這個你要問X教授，方子是他開的。”醫生說。X教授出面沒有解釋太多，只是告訴家屬，如果對醫院不信任，今天就辦出院。王壯壯在出院責任書上籤了字，他讓女兒王倩掛了第二天武漢協和醫院的普通內科號。由於已是晚上，他們沒有離開腫瘤醫院。
當天，坊間流出一份據稱是武漢市衛健委所發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這份通知顯示，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有關醫療機構做好醫療救治工作。
這是“新冠肺炎”出現的最早的一個信號。第二天，武漢市衛健委發佈了第一則通報：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聯，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這是首次對於“新冠肺炎”的認知——“病毒性肺炎”，通報明確，此時病毒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王壯壯在家屬的陪同下來到協和醫院，此時的他走路需要有人攙扶，而且走兩步就大喘氣。“你這病我們普通內科治不了，你現在必須去掛急診。”醫生看完後告訴他們。急診科醫生要求拍肺部CT。結果出來後，家屬將1月23日拍的CT片一同給醫生看，時隔僅一週，醫生竟不敢相信這是同一人：肺已經全變白了。
醫生懷疑是艾滋病，肺部形態幾乎和艾滋病晚期病人是一致的。王壯壯又被安排做了甲流、梅毒、艾滋檢測，結果均呈陰性。隨後，醫生給家屬下了病危通知單，並告訴家屬：如果治療的話很可能人財兩空，治還是放棄？得到家屬肯定回答後，協和醫院將呼吸科的專家請來會診。
2020年1月1日，王壯壯轉到呼吸科ICU病房。醫生告訴家屬，王壯壯得的病只知道是病毒性感染，但查不到病毒是什麼，沒有辦法治療，只能把現有的抗生素全用上。
“我們也表示理解，畢竟得了一種之前沒有見過的病，誰也沒有辦法。”不管是女兒王倩還是妹妹王蘭，都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讓親人好起來，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試試。在各種方法和藥物都用完的情況下，1月3日，醫生建議家屬將病人轉到金銀潭醫院救治。在轉院問題上，王蘭和王倩商量後一致認為，只能聽醫生建議，沒有別的辦法。
這時，王壯壯要靠呼吸機續命，但神志清醒。王蘭問他：“插上呼吸機感覺好點了嗎？”，得到的回答是“一下子感覺從地獄上了天堂”。想不到的是，這竟成了王壯壯留給家屬的最後一句話。
倖存者
吳先生是武漢疫情中第一位治癒出院的重症患者，2019年12月底，他被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一度住進重症監護室，與死神擦肩而過。他曾在重症監護室盯著天花板兩夜沒閤眼，怕自己睡著就再也醒不來。出院後隔離14天后，他除乾咳外無其他症狀。
吳先生是湖北黃岡人，在當地一家菜市場從事家禽經營，雖然從未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但與從那裡進貨的商戶經常往來。去年12月底，他發現自己“感冒”了，一點食慾也沒有，幾天基本沒吃東西，然後就是發高燒。因為父親剛剛去世，吳先生沒有時間去就醫。拖了一個星期，他才去了醫院，拍片結果顯示，右肺出現陰影。他接受了三天消炎輸液治療，再拍肺部CT片，雙肺都出現陰影。
“我身體平時非常好，很少去醫院，感冒三兩天基本就好了，但這次情況不一般。”吳先生告訴《中國慈善家》。感冒拖了一週、輸液三天不見好轉，雙肺又出現問題，這讓吳先生一下子緊張起來。三年前，一個親戚就因感冒拖時間太久轉成肺炎，最後腎衰竭去世。
他和家人商量了一番，1月5日，救護車直接將他送到武漢治療。這時，武漢協和醫院和同濟醫院已經人滿為患，沒有床位。來到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也同樣沒有床位。一來二去，又耽誤了兩天。
1月7日，吳先生高燒39.3度，出現呼吸困難症狀，中南醫院的醫生見狀馬上給他安排了臨時床位。隨後拍攝的CT片顯示，雙肺已發白。經緊急討論，院方綜合評估吳先生各項指標後，對他採用體外膜肺氧合(ECMO)技術治療。他成了武漢疫情中首位使用該技術治療的患者。
（2月9日，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ICU病房，重症監護室主任彭勇（右一）手持掌上超聲儀協助四川省人民醫院重症醫學中心主任黃曉波（中）運用ECMO技術共同搶救重症患者。攝影/湖北日報 柯皓）
“ECMO技術並不是‘殺死’病毒，更準確地說，它是一種輔助治療手段。”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劍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肺部受損，在人體外安放人工膜肺替代肺的工作，幫助患者渡過最艱難的時刻。待患者的肺能夠承擔機體功能時，人工心肺儀就可以撤掉。
此時，吳先生意識清醒，打麻藥、上人工呼吸機和增氧機、做心電圖……這一系列動作他都記得，但身體虛弱到連手都無法抬不起。他感覺渾身發冷，示意醫生給自己加蓋了一床被子。他感到特別困，拼命握緊拳頭，腳上也不斷使勁，強忍著不讓自己睡著。就這樣，他盯著天花板，兩天兩夜沒有閤眼。“睡著了以後人的意志力會薄弱，我怕再也醒不來了。”吳先生說。
在重症監護室，他每天輸液，不停地抽血做生物指標檢查，量體溫、測血壓、測心跳。經過五天密集治療，吳先生的狀態開始有了好轉，明顯感覺身體在一點點恢復。就連醫生也被他的意志力所感動，每次查房都給他豎起大拇指。
從需要醫生餵飯到自己拿起筷子，從動彈不得到在醫生攙扶下下地挪動，吳先生說，“是信念一直支撐著我。”五天後的CT片顯示，他的肺部出現明顯好轉，隨後他被轉到普通病房。1月28日，吳先生正式出院，成為這次疫情中第一位康復出院的重症患者。
出院時吳先生問醫生，自己的身體以後會不會有後遺症，醫生告訴他：“從CT片上的情況來看，你的肺恢復了90%，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樣，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等待者
等待多日，閔先生還是沒有等到一張床位。
今年44歲的他是一名貨車司機，曾在汶川大地震中義務為政府部門運送物資。從1月22日起，閔先生反覆高燒，在武漢市東西湖人民醫院檢查發現雙肺病變，屬於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2月2日，他已發展到重症呼吸窘迫，無法行走、進食。
初診時屬於疑似病例，只能在家自行隔離，到了後期重症階段又無法收治。在武漢市，與閔先生有類似情況、一樣無法找到床位的病人不在少數。朋友圈和微博上，到處都是需要病床的求助信。更讓閔先生一家焦慮的是，兩個孩子也出現了類似新冠肺炎的症狀，一家老小的命運不知何去何從。
（王科帶著72歲的老人一連跑了4家醫院，病床都已滿了，但他沒有放棄，最後協和醫院收治了老人。攝影/長江日報 金振強）
1月30日上午，武漢協和醫院發熱門診前排起了長隊，穿著防護衣的工作人員引導患者就診並維持秩序。已經連續發燒4天的王先生癱坐在醫院旁的馬路牙子上，他已經被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者，但醫院根本沒有床位。
“每天的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人數增長太快了，實在沒有辦法。”協和醫院宣傳部門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慈善家》。
1月28日，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武漢將通過“10+10”模式，即10家大醫院出人員、出技術、出力量，徵用10家中小型醫院出場地、出床位和醫務人員，作為定點醫院收治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
儘管如此，當前發病人數還在上升。床位緊張的另一客觀原因是，很多醫院缺乏符合要求的隔離病房，普通病房無法防控病毒，而隔離病房的要求很高，除了分區設置隔離外，室內設備、甚至空調系統都有嚴格要求，很多醫院無法完全做到。
（2月5日，由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改造的方艙醫院，醫護人員在整理床位。攝影/本刊記者 溫如軍）
共計2500多張床位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臨時醫院建起來了，1萬多個床位的方艙醫院建起來了。2月5日，湖北省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會議強調，加快解決床位緊張問題，確保“應收盡收、應治盡治”。
同一天，國際公共衛生專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張作風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雜誌專訪時建議，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湖北，以及與湖北鄰接的河南、湖南的病人上面，不僅僅是疑似患者診斷，更重要的是對發燒門診及有發燒咳嗽和其他症狀的人進行診斷，把可疑病人變成確診病人。只有把潛在病人診斷出來，全國才有希望看到拐點。
“拐點”在一週後來臨。據國家衛健委通報，2月12日0時-24時，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武漢市13436例），全省累計病亡1310例（其中：武漢市1036例）。
在不絕於耳的求助聲中，在地毯式搜救來臨前，有多少人在絕望中等待甚至失去生命？已無法一一統計。
第二章：夾縫中的醫者
從2019年12月初發現病例、2020年1月初出現一定規模病人傳染，武漢當地對外發布消息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所有人都信了。於是，1000多萬武漢市民加上近500萬流動人口在一座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城市隨意流動。
“以一個醫生的常識判斷，這種病不可能不會發生人傳人。”一線醫生作為親歷者、吹哨人，他們的專業判斷和直觀感受卻被忽視，直至疫情大爆發。
“心裡都明白”
2019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收治了附近小區的一對老夫妻，他們因發燒、咳嗽自己步行到醫院看病，該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看了CT片後發現，他們的肺部都呈現出與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症狀。
臨床經驗豐富的張繼先第一時間想到了傳染病，她讓老兩口叫來他們的兒子做檢查，沒有任何症狀，但CT一照，肺部也有同樣表現。這一天，還來了一位華南海鮮市場的商戶，同是發燒、咳嗽，同樣的肺部表現。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是離華南海鮮市場最近的兩家三級醫院之一，它們之間的直線距離不到兩公里。
“一般來說，一家人來看病只會有一個病人，不會三人同時得一樣的病，除非是傳染病。”張繼先在接受《長江日報》採訪時介紹，她給這些病人做了甲流、乙流、衣原體、支原體等與流感相關的檢查，全部呈陰性，從而排除了流感。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抗擊“非典”時，時年37歲的張繼先是江漢區專家組的成員，每天的任務就是下到各個醫院排查疑似病例。
張繼先第一時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12月27日，她把這四個人的情況向業務院長夏文廣、醫院院感辦和醫務部作了彙報，醫院立即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12月28日、29日兩天，門診又陸陸續續收治了3位同樣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同類病人達到7位。
“這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病，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有4個了，這肯定有問題。”張繼先判斷，7個病人症狀和肺部表現一致，只是輕重有區別。張繼先敏銳地意識到情況不對，馬上又向醫院進行了報告，並建議醫院召開多部門會診。
12月29日下午1時，分管副院長夏文廣召集呼吸科、心血管、ICU等部門的十名專家會診，對這7個病例進行逐一討論，影像學特殊、全身症狀明顯、實驗室檢查肌酶和肝酶都有變化，專家們一致認為，這種情況確實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視。
追問到還有兩例類似病患者曾到同濟醫院、協和醫院治療並且留下的地址也是華南海鮮市場後，夏文廣立即決定向上級主管部門彙報。據《長江日報》報道，接到報告後，省、市衛健委疾控處指示武漢市疾控中心、金銀潭醫院和江漢區疾控中心前往醫院，開始流行病學調查。
（1月29日，大年初五，在武漢市漢口長堤街，一群社區醫生經過街面。攝影/長江日報 金思柳）
“其實這時很多部門已經意識到，問題已經相當嚴重，醫生心裡最清楚。”一位參與收治病人的醫生告訴《中國慈善家》。12月29日，好幾位參與過“非典”救治的醫生查看了7位病人，大家都不敢往“非典”上靠，但大家“心裡都明白”。
“事情嚴重了”
王敏（化名）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作為武漢一家三甲醫院感染科的護士長，她已經不記得多長時間沒有回家陪孩子了。自從去年流感高發的12月份開始，不停地有甲流病人湧入醫院。最多的時候，王敏的科室一個晚上收治了二十多名兒童甲流患者。
過了半夜還在加班，對她來說已成那段時間的家常便飯，總感覺有“看不完的病人”。有時她在值班室裡睡上一會，第二天一大早又開始收治病人。實在太辛苦了，科室裡甚至有同事直接辭職不幹了。
“整個醫院就是在超負荷運行。”王敏告訴《中國慈善家》，12月29日，這一天收治的病人數達到了峰值，王敏的科室一共收治了82名甲流兒童。當天中午11點左右，醫院領導突然通知醫務人員臨時開會。在會上，領導並沒有說太多信息，只是通知說“下午要開始收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需要準備好病房。
科室負責人李丹（化名）提出反對意見：“這會對八十多名孩子造成嚴重的威脅。”但最終，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決定還是要執行。“甲流的治療週期一般是3至5天，我讓孩子們能出院的就儘量出院，不能出院的也做好保護。”李丹告訴《中國慈善家》，12月29日，八十多名兒童甲流患者基本上全部出院。
李丹和王敏、還有其他同事一起，組建了一個隔離病區，用於收治其他醫院轉院過來的7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當天晚上，他們科室又陸續有了10名同樣症狀的患者。
李丹有數十年的從業經驗，經歷過2003年非典(SARS)疫情——彼時，這家醫院收治的首位非典疑似病人，就是由李丹處理的。也正是憑藉多年的經驗和直覺，她做出建立隔離病區的決定。據李丹回憶，12月29日接收的十多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其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片呈雙肺浸潤性病灶。
按照規定，每到流感高發季節，醫院都會慎重處理發熱病人。據官方提供的數據，往年同期，武漢市發熱門診日均就診人數在3000例左右。今年疫情發生後，這一數字最高曾爬升到1.5萬人。1月29日，湖北省衛健委披露，最高峰時，該省一天內有4萬人到發熱門診就診。
（1月30日上午9點，34歲的武漢市急救中心120醫生王科和他的小組接到任務，將常青花園一位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居民轉運到醫院。攝影/長江日報 金振強）
但即便是“見多不怪”，12月29日當晚，李丹還是被接連出現十幾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嚇到了”。12月30日是星期一，有同樣症狀來醫院就醫的病人越來越多了，有些患者甚至出現呼吸困難症狀。當天，李丹負責的病區的四十多張床位很快就住滿了病人。
隨後幾天，仍有患者源源不斷前來就醫，李丹感覺到，事情嚴重了。“因為大家對這個病沒有認識，病人的情緒也不穩定，那時已經有聲音說‘非典’捲土重來，大家心裡充滿了恐懼感。”李丹回憶。
她開始囑咐醫護人員既要保護自己，又要安撫整個病房裡病人的心理。“連軸轉”開始成為醫生和護士的工作常態，他們上班不敢喝水，“因為坐下了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起身”。更糟糕的是，雖然有很多經驗，也都做了防護，李丹負責的病區裡，還是有護士被感染了。
“人傳人”
憑著多年在傳染病領域的專業經驗，李丹一接觸到後來被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病例，就覺得這個病不簡單。在她的科室裡，醫務人員一方面加大防護力度，一邊採集了這7名病人的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並送往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進行檢測。
武漢病毒所與李丹所在的醫院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2019年4月23日，兩家單位簽署合作研究協議，根據協議，雙方在手足口病、艾滋病、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結核病等領域開展合作，進一步促進基礎與轉化醫學研究和臨床的融合，全面提升雙方的科研能力。
在病房裡，防護也提高到了最高級別。“那時做的不是一般的防護，而是三級防護。”李丹說。根據相關規定，醫療防護分為一級、二級、三級。二級防護要求相關醫務人員進入隔離留觀室和專門病區必須戴12層以上棉紗口罩，穿工作服、隔離衣、鞋套，戴手套、工作帽，每次接觸病人後立即進行手清洗和消毒。三級防護，適用於為病人實施吸痰、氣管切開和氣管插管的醫務人員，在二級防護基礎上，還應當加戴全面型呼吸防護器。“三級防護”屬於最高防護級別，幾乎全天都被包裹在防護服下，就像整個人悶在一個厚厚的塑料袋裡，“隔著N95口罩，不說話就已經開始喘粗氣了。”
（1月28日，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急救中心的醫務人員正在對疑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進行救治。攝影/本刊記者 安源）
“如果只是一般的傳染病，我們怎麼會未卜先知地去隔離病人、上三級防護？”在向《中國慈善家》回憶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李丹如此反問記者。她表示，警覺性一開始就有，對於很多傳染病經驗豐富的醫生來說，他們能從患者的CT影像中一眼就看出問題的嚴重性。當天，某專科交流群內，發現疑似SARS的消息不脛而走，消息絕非空穴來風。
“病人測了是SARS，怎麼辦？”12月30日，李丹認識的一位做二代測序的同行，發來微信。李丹當天向醫院領導打電話，彙報情況，電話無人接聽，她就在微信留言。“你又在那兒瞎講，你不就說的是同濟醫院那幾個病人嗎？”李丹後來被領導一頓數落。“我說的不是同濟的病人，是咱們醫院的病人。”李丹解釋說，如果只是同濟醫院的病人感染了這種奇怪的病，問題可能還沒那麼大，但其他醫院的病人也有類似情況，這絕對能說明存在傳染（人傳人）現象。
不久，武漢同濟醫院的同行因“造謠傳謠”被約談、處分。李丹隱晦地向專科好友打探，但對方三緘其口，更加讓人覺得事情不簡單。醫院領導讓李丹向同行要到“疑似SARS”患者的CT片，看了CT片子後，李丹更是堅定了對“傳染性”的判斷。回想起來，李丹特別慶幸當初堅決讓80多名甲流兒童出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接下來的幾天，醫院已是人滿為患。12月30日，李丹科室的40多個床位全部住滿，醫院開始拆分其他病區，用於收治肺炎病人。
“12月底，我們就已經判斷出來，這種傳染性的病毒是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係，因為他們大部分病人之間都相互認識。有些來就醫的病人甚至說，我的親戚在哪哪住院也快不行了呀。他們要麼是一個家族，要麼就是一起打麻將的人。”李丹告訴《中國慈善家》，第一批病人中，有些人要麼與華南海鮮市場有直接關係，要麼就是住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屬於聚集性發病。
“12月底，人傳人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有點常識的人都能判斷出來。”李丹說。
第三章：遲緩的決策者
專業人士分析認為，當地政府有責任在不宣佈“疫情”或“疫區”的情況下，將已獲得的信息公開，並且通過預警的方式讓民眾有所警惕，提高防範的意識。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發生，甚至匪夷所思地走向反面。
封口
就在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等人將疫情層層上報後，2019年12月30日，肺炎疫情首次進入公眾視野。當日，武漢市衛健委印發《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該通知特別強調“未經授權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息”。
一位年輕人在微信群裡的善意提醒，為“密封”的疫情撕開了一道缺口。當天傍晚17時43分，33歲的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一個150人左右的同學群裡發佈信息稱“華南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他提醒同為臨床醫生的同學們“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李文亮也由此成為最早向外界發出防護預警的人之一。
（悼念者將李文亮的遺照貼在其生前工作過的院區，前面擺滿了鮮花。攝影/本刊記者 溫如軍）
一個群友將他的對話截圖發上了網絡，而且沒有隱去最關鍵的信息：他的名字和職業。這讓看到截圖的人輕而易舉地找到了李文亮，第二天，他被醫院監察科約談，並要求他寫一份對於不實信息外傳的反思。
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首個關於該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通報證實，近期部分醫療機構發現接診的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聯，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嚴重，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該通報還稱，經檢測分析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該病可防可控”。此時，這一原因不明但“可防可控”的疾病，並未引起公眾的重視。
但是對於一些已經知情的醫務人員，他們顯然不能理解和接受上述說法。然而，除了和同行私下交流這個事情，他們也不敢“聲張”。
2020年第一天，武漢市公安局官微發佈消息稱，武漢部分醫療機構接診了多例肺炎病例，但是有一些網民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就擅自在網絡上發佈和轉發不實消息。造成了不良社會影響，公安機關對於8人進行了傳喚，並且進行了依法處理。
當天，武漢市政府還關閉了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風暴中心的華南海鮮市場是當地的大型綜合市場，容納商戶1000餘戶，距離人頭攢動的漢口火車站不過800米。
1月2日，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獲得2019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組序列。同日，國家衛健委成立了由馬曉偉為組長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
1月3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出第二則通報稱：截至1月3日8時，該市共發現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44例，其中重症11例。就在當天上午，李文亮在轄區派出所簽下了一份《訓誡書》，因“在互聯網上發佈不實言論”警方對其訓誡。
“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剛開始就把情況說清楚的話，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會做好防護吧。”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林羽曾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武漢市的策略都是“冷處理”。
他所在的醫院就通知，在沒有單位授權的時候，不允許私自在公眾平臺談論病情，不允許私自接受媒體採訪，不僅僅是臨床系統，包括院辦、CDC那邊消息管控更嚴重，“整個就不讓說”。
當時，醫生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囑咐就診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買口罩、戴口罩”。他們甚至半開玩笑地囑咐大家，“不要去華南海鮮市場買東西，那裡東西不新鮮。”
封城
在1月5日發出的第三則通報中，武漢市衛健委的結論依然是“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1月6日，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頭版發表題為《武漢進入兩會時間》的報道。直至11日武漢市兩會閉幕，武漢市衛健委未發佈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報。
直到1月14日，武漢衛健委才在第七則通報中將“未見明顯的人傳人”變為“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此時已是農曆臘月二十，很多市民從模稜兩可的通報中，並沒有感受到緊張也沒有引起警惕性，大多數人還處於辭舊迎新的喜悅中。據當地媒體報道，1月18日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行有4萬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
1月20日，在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關防控情況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證實了武漢肺炎“人傳人”、且有醫護人員感染。而此時，形勢已向“不可控”逆轉。
早在10天前，2020年全國春運已正式啟動，離開武漢的人數倍於平時，疫情也隨之在無聲中成倍蔓延。據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之後的新聞發佈會中透露，春節前後有近500萬人離開了這座城市。
（2月3日，武漢得勝橋，市民戴著口罩在小巷口打電話，遠處是自古享有“天下絕景”之稱的武漢標誌性建築黃鶴樓。攝影/湖北日報 柯皓）
據統計，1月10日至22日，武漢流出人員最大的流向是武漢周邊區域，黃岡和孝感是其中人口彙集最多的兩個城市；流出的外省城市中，在1月10日至15日間，長沙、北京、重慶、上海等比較靠前；1月15日-22日，武漢流出人口至四川成都，河南信陽、駐馬店以及重慶市十分明顯。
一年一度的春運高峰到來，數億人口或返鄉或出遊，給這場從“可防可控”到“人傳人”的疫情防控大戰帶來巨大挑戰，唯一的辦法就是採取極限手段。1月23日，武漢城市公共交通暫停運營，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正式宣佈“封城”。
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專訪時說：“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後，需要獲得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不被理解。”他還表示：“直到後來，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該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在很多方面採取一些強硬措施，不是慢半拍，可以說是硬了一拍。”
兩天後的1月29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回應了武漢疫情應對是否“緩慢”問題。他表示，武漢此次面對疫情行動有些慢，主要是科學認識的問題，但也不排除一些決策上的猶豫、對自己是不是自信。
機制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錫鋅對《中國慈善家》表示，疫情的發佈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政府信息的主動公開，公開的主體的確是國務院和國家衛生行政部門。從權限上，在沒有得到授權的情況下，武漢市政府確實不能發佈疫情，但當地政府有責任在不宣佈“疫情”或“疫區”的情況下，將已獲得的信息公開，並且通過預警的方式讓民眾有所警惕，提高防範的意識。
梳理近兩個月的疫情發展史，無論是去年12月的那段空白期，還是今年1月5日起不定期發佈的武漢市衛健委官方通報，都找不到與“預警”相關的表述。
國際公共衛生專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張作風在接受《中國慈善家》專訪時表示，在這次疫情暴發的早期，
政府部門防控的步子比較慢、措施沒有跟上，有一個延緩的過程，是造成全國疫情大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張作風同時認為，這次疫情應對的過程也充分暴露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諸多缺陷，包括公共衛生人才的缺乏、很多的措施沒有及時跟上、一些政府部門對公共衛生預防醫學不重視等等。其不良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在疫情的初始階段沒有充分利用公共衛生流行病學、預防醫學的專家來指導防疫，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他進一步深入分析指出，由於政府和管理部門平時對預防醫學、公共衛生重視不夠，投入不夠，國家和省市疾控中心失去了許多優秀的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職責是預防疾病發生或者把傳染病控制在暴發最早期。但是，疾控中心和從事公共衛生的單位不盈利，所以造成收入低，在社會上不受尊重，有一些地區已經取消疾控中心，或者合併到醫院。同時, 預防醫學公共衛生的學生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很多學生畢業後學不致用，導致疾控系統後繼無人。”
張作風呼籲，通過這次疾病暴發流行的控制過程，希望國家高度重視公共衛生和疾病控制系統，並且加強投入，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的疾病控制系統和公共衛生學院。“希望這次新冠肺炎的暴發給領導者敲響警鐘，開始注意公共安全事業，打造召之即來、戰之能勝的強大疾病預防控制隊伍。”
旅居新加坡的資深媒體人於曉東對《中國慈善家》表示，新加坡是中國以外新冠病毒感染最嚴重的國家，該國政府在防控新冠病毒方面的措施對中國一定的啟示和借鑑意義。
“新加坡政府長久以來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技術專家治國政體（technocracy）的典範。所謂技術專家治國，指的是由在技術上擁有高水平的專家來決定政策，其特點是在決策中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因素最小化，強調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的主導地位，其不同於西方民主制以民選代表為核心的決策機制，也不同於權力集中的傳統威權體制。”於曉東介紹。
根據他的觀察，自新冠疫情在新加坡出現以來，政府的反應基本上符合技術專家治國的路線。“新加坡出現第一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是在1月23日，他是一名從廣州飛到新加坡的武漢遊客。就在同一天，武漢宣佈封城，新加坡政府立刻在機場設立了體溫檢測等措施，將體溫異常的中國遊客進行隔離。到了1月27日，新加坡的確診病例達到7例，全部都是來自武漢的遊客，新加坡政府隨即將疫情預警級別定為第三級的黃色。到了2月3日，新加坡出現了首起在本地感染的病例，政府隨即將疫情警戒級別調高至黃色；在2月7日出現數例群聚感染病例之後，再將警戒級別調高到橙色。”
據介紹，新加坡的防疫預案簡稱DORSCON，是在SARS病毒之後的2005年由新加坡衛生部主導制定的，在2009年的H1N1流感疫情中首次啟動，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根據這個預案，疫情來臨時的危機管理系統由一個以內政部長為主席的部長聯席會議來提供戰略和政治指導，並由作為內政部最高級別官員的常任秘書作為危機應對執行小組的組長。
“這個預案很詳細地對相關情況下的防禦措施、政府跨部門協調、出入境控制、公眾交流、應急物資採購等方面的應對措施做了說明。內容涉及組織早期治療、採取降低病毒傳播和減低對衛生系統衝擊的措施，並對如何保護醫療人員、確保基本社會服務，以及商業的延續性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預案對疫情出現時的隔離、治療、接觸隔離、探訪、甚至屍體處置也做出了指導性安排。”
於曉東認為，在中、新兩國各自的制度和應對措施下，最終都能控制住這次新冠疫情。對中國來說，尊重科學在決策中的應有地位應該是當下中國社會團結一心的最大公約數。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王壯壯、王蘭、王倩、王敏、李丹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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