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初年，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新舊時代交替下的大環境之下，外國列強在掠奪中國資源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會對中國文化本身產生一定的影響。而發生在這一時期的“丁戊奇荒”，除了中國內部自身的關注之外，同樣也引起了外國群體的注意，使得對於災荒有了更多內容的記載。因此針對近代中國主要的三種不同信息主體記載內容的對比，同樣也是三種不同文化主體的對比，進而瞭解在世界局勢變化下的中國，是如何一步一步與世界接軌，邁進近代化的潮流之中。尤其是通過當時旅居中國的外國人視野，瞭解晚清中國社會的狀況，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脈絡有更為明確的把握。

1、中國災荒史研究概括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度，而且中國社會長期是以農業立國，而災荒發生與農業生產以及人民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古代對災荒的關注極為敏感。而同時，中國又有記史的傳統，歷代王朝對於災荒都有極為詳細的記載，豐富的史料使得災荒史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長期關注的重要領域，且成果頗豐。

深受災荒困擾的中國人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之中，對災荒的認識不斷深化，並將這些災荒發生的時間和受災情況記錄下來，整理成冊，使得中國的災荒史史料有著長達三千多年的時間線。而早在殷商時期，就已經有了關於災荒歷史的記載，“殷墟出土甲骨文中多有‘熯’的記錄，即發生旱災，從中可以看出商王對旱災的關注；為解決旱災而進行的祈雨活動也見諸卜辭”，這是中國古代對於災荒的較早記錄，之後隨著社會體系的完備以及文化思想的進步，對於災荒的記載更加詳細廣泛，除了政府的官方記載之外，民間記史也逐漸形成，使得災荒史有了豐富的史料基礎。

丁戊奇荒作為近代影響廣泛的一次巨大災害，一直是學界關注研究的熱點，它所涉及的範圍之廣、人數之多、災情之重都是近代乃至古代頗為罕見的，當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曾感嘆此乃“二百餘年未有之災”。

在《近代中國的十大災荒》中有統計“災荒伊始的1876年，直隸、山東、河南、四川省份被災州縣達222個，具體來說，直隸63個、山東76個、河南75個、山西8個。一年後，直隸被災州縣增至69個、山東79個、河南86個、山西82個、陝西86個等等，其他省份在原有基礎均有大幅度的提高。災害整整持續了三年才宣告結束，出現約2億災民，佔當時全國人口總量的半數以上，約1000萬的人死於這場饑荒和疫病，有2000萬以上的災民成為背井離鄉的逃荒者”如此鮮明的數字統計結果讓我們看到了這場災害對於當時華北地區的破壞有多麼嚴重，這種社會慘象自然也就會讓當時更多的民間群體去關注和記錄這場災害，而當時的中國政府自身以及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同樣對此尤為關注，這也因此就為我們留下了豐富且珍貴的歷史史料。

按理說，這場波及廣泛的大災應該算是清朝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令人奇怪的是，這場大災在《清史稿》之中卻記載很少，災害情況敘述也是極為簡略，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清史稿》載：“（光緒）三年四月，武進、沾化、寧陽、南樂、唐山旱，應山夏、秋大旱。四年春，東平、三原旱。七月，內丘、井阱、順天、唐山、平鄉、臨榆旱。”“光緒三年，山、陝大飢，（吳大澄）奉命襄辦賑務。躬履災區查勘，全活甚眾。”，我們發現《清史稿》等官方文件的記錄中對於災害的具體情況介紹很少，並且只能通過這些簡短的記錄知道災荒發生於何時何地，至於災荒到底造成了怎樣的破壞以及在這場災荒之中有多少損失我們卻很難了解，因此方誌和碑刻等史料的存在，為我們瞭解這場震驚中外的大災難提供了有力的史料證明，通過現存下來的《山西通志》等地方官府記載和各地的碑刻遺留，瞭解在近代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轉變的情況下，國人對這場災難的認識是怎樣的？

2、官方方誌中的災荒記載

在《山西通志》之中，我們還會發現一點，雖然當時的中國社會之中，洋人在中國的活動已經十分普遍，我們自然也相信在這次災難之中，洋人不會沒有絲毫作為，但令人詫異的是，作為晚清官府主編的《山西通志》之中，卻沒有絲毫對於洋人活動的記載。而通過《申報》、《紐約時報》等一些以外國人為主體的報刊和民間的記載來看，洋人在這場災難之中其實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光緒《山西通志》成書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全書184卷，分圖、譜、考、略、記、錄六門。

雖然我們可能在一些史實中瞭解到古代王朝的帝王和官員們往往以貪汙腐敗，搜刮民財的形象為主，但更多史料證明，這些往往是一些無稽之談或是片面之說，我們不否認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官方存在不作為的行為，但在涉及到自己的統治利益方面，他們往往也會積極處理與應對。在這場大災荒面前，政府的反應可謂是十分迅速，這與既定的清末官府形象有著很大的差別。

在光緒《山西通志》中有載：“（光緒三年八月）上論前因洗馬溫忠翰奏晉省賑務需款，請借撥海防經費以資接濟當經論，令李鴻章酌量借撥，茲據該督奏稱，海防海防經費難挪用，擬將天津練餉制錢一款，易銀十萬兩為借撥晉省賑款以應急需。應如所議，著曾國荃即行派員前往領解回晉，督飭所屬核實散放嗣奉。”我們可以從中得出的信息是當災荒發生之時，官員上報中央，請以海防經費挪用，當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一場“海防塞防”之爭，對於海防著實十分重視，尤其是清政府見到了外國船艦的厲害之後，給海防以大量撥款。可是當內地發生災荒之時，清政府能夠舍掉海防之重，有挪用經費的打算，雖然最後是從練餉的軍費之處撥款，但也能看出政府對於這一次災荒的重視與應急之切。

而從查閱到的資料中以及災荒造成的巨大惡性影響了解到，“丁戊奇荒”造成的危害絕對不是這十萬兩可以解決的，所以清廷採取多種方式來應對災荒可能造成的更多危害。作為統治者的清廷，自然需要努力做好這一次的防災工作，如果災荒不能有效得到控制，自然會引發更深的危害，就猶如自己的前代王朝一般，所以他們極力想要讓這場災難儘快度過。因此清廷內部開始了一次“籌款大行動”。據光緒《山西通志》載 “著戶部即行籌撥銀二十萬兩，李鴻章再行籌撥銀二十萬兩，作為該兩省賑款，山西情形最重，河南稍輕，所有此次備賑銀四十萬兩，著以七成撥歸山西，三成撥歸河南，核實散放。本屆起運江安漕糧，並著截留四萬石由李鴻章、曾國荃設法運解山西以備賑濟之需。至災黎待食孔亟，凡有商賈運赴晉豫米石，經過地方各該督撫飭屬，暫免抽收釐稅期於商販暢行，藉資接濟。”在籌款的基礎上，清廷為了應對災荒，對厘金的限制也有所放鬆，使得這場災難的救荒物資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到達災區，進而使災情能夠有所緩和，希望這一次的“救災行動”能夠成功，但這些準備也是遠遠不夠，

災荒之中，最大的需求其實無非就是糧食，清廷自然知道災荒地區此時除了錢銀之外，還需要大規模的糧食調運。

而在光緒《山西通志》之中，有一個特別的範例是關於慈禧太后的。其中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晉豫兩省民苦流離，為人上者，豈忍稍涉奢侈，著內務府大臣督飭司員將宮內一切應用之需力加裁剪，約可節省若干，迅速具奏，但能省一分浮費，即可多一分賑需款，欽此仰惟。”在我們瞭解到的知識中，慈禧太后是個愛財喜享樂之人，但這次災荒中的表現確實令人詫異，能夠“身先士卒”，為災區考慮。而慈禧這樣做的表現，更重要的一點影響就是作為皇家的絕對掌權者已經做出表率，而下面的各省督撫官員也必然會為了賑災拿出銀兩，這也可算慈禧的一次動員典範。

通過對官方記載資料的分析，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作為國家主體的清政府，他們在這次災荒面前的積極表現，作為統治階級，他們可以動用的資源以及力量是民間以及當時活動在中國的洋人們難以想象的，因為他們可以更為有效或者可以理解為更大規模的去賑濟災荒。當然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官方記載的災荒中的一些特點，他們更多的是對於治理災荒措施的記載，很少有災荒地的發生狀況，一方面確實官方與災荒發生地的交集太少，只知道災荒發生很慘，但具體怎樣的慘狀，這也不是久居高堂的官員們該考慮的，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維護官方的形象，作為統治者的他們，自然不會讓後人詬病，如果在這些官方記載的內容中滲透過多的社會慘象，反而會讓人覺得政府的無能，因而在他們的筆下更多的是官方如何積極救災的表現，而不是對於災荒發生地具體狀況的記載，希望能夠維護自己的統治者形象。

為了應對這次災荒，清廷的官員們進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賑荒大動員。作為國家中的統治階級，他們有義務也必須這樣做，畢竟不久前的太平天國運動所造成的危害讓他們回想起來歷歷在目，他們也必然會為了這一次的賑災付出極大的心力，否則“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讓這些飽讀聖賢書的官員最終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從過程來看，這場荒災動員也確實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3、地方碑刻中災荒記載

山西作為“十年九荒”的多災之地，地方上自然也保留了豐富的災荒史料，而碑刻的存留更是十分豐富。“這些碑刻經過學人們的收集、整理、出版，主要有《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平定碑刻文選》、《高平金石志》、《三晉石刻大全》等”，除此之外，還有郝平老師整理的《“丁戊奇荒”山西碑刻輯錄》也是近年來對於山西災荒碑刻的一個很好蒐集。通過這些現存以及一些舊的保存下來的史料，我們可以通過民間的角度，也就是這場災害的直接受害者的眼中，瞭解“丁戊奇荒”帶來的危害以及當時民間最直接的處理辦法。

在碑刻之中，除了對於災荒發生情形本身的記載之外，更多是關於於捐納者的記載，其實這也不足為奇。捐納者多是地方上的地主和鄉紳，他們是地方上基層權力的代表，在清政府的響應號召下，他們也必然會做出一定的行動，畢竟當朝的太后都已經做出了表率，他們還能夠有什麼怨言。作為地方上的地主和鄉紳，他們既享受著一定的特權，也為保護這一地區的負有一定的義務，所以他們也必然是這場賑災行動的主力軍。而

在

《垣曲縣志》記載：“舊時，救濟多由紳士開倉賑濟，數量甚微。”災荒一開始，這些鄉紳們也確實組織了救災活動，但地方龐大的人口數量絕非是僅靠幾個富商們的捐助便可度過災難，長此以往，就算是富賈一方的鄉紳們自然也無法撐得住這樣的消耗，在保證自救的前提下他們自然也就對於賑荒的熱情消減，然後就有了之後的官府強行納捐事件的出現。萬榮縣光華鄉南火上村碑刻《荒年志》記載在大災過後，整個村莊“合村人五百口有零，留一百八十口。戶一百二十戶有零，留四十戶有零。牛馬七十頭有零，留十頭”在人口大量餓死的情況之下，仍然有些家庭的牲畜能夠保留在十頭以上，其中原因無非是某些富商自留以求自救。這種情況之下，地主們的這種行為自然引起了地方民眾的不滿，向當地的政府去報告情況，而政府的反應無非就是逼迫這些富戶們強行捐納。“由是，有餘者多納官府，無食者難度光陰。”，

而災害之中，神靈思想往往會極度膨脹甚至於統領一時，中國古代的多次農民起義也是這樣而來，而災荒發生前不久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神靈思想的蔓延的典型代表。

“公遂稟明各上憲，並遣邑人增生雷君聲宏於七月初七日偕楊公同往邯鄲縣聖井崗，恭請鐵牌，往返兼程而行。自起身後，每日密雲不雨，似有待者。直 至月之十四日夜間，鐵牌甫入壺境，靈雨滂柁，四野均沾而且連朝迭沛，禾苗復甦。由是未秀者吐秀，己秀者結實 ，灃然而興 ，其慶有秋於斯時也。憂者以喜， 病者以愈，不旬曰轉歉為豐，四野歡忭。”丁戊奇荒自然是由乾旱所起，所以民間對於雨水更是極為需求，再加上山西本就是少雨少水之地，更是對於求雨有著一股痴迷，山西多地的“龍王廟”無非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是這種神靈思想並未為他們的災荒提供多大的幫助，更多的人可能是帶著自己所謂“神靈慰藉”自此長眠，無法度過這場荒災。這自然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去關注這場災荒，進而能夠提供更多的幫助以便於減少這場災荒的危害。

在碑刻的記載中，我們看到了許多官方記載中難以出現的內容，這與他們的階級屬性有著重要的關聯。因為親歷災荒，所以他們能夠有最直觀的感受，也相對來說有更真實的災荒實情記錄，對於還原以及分析這場晚清時期的大災荒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4、近代報紙中的災荒記載

雖然類似報紙形式的傳播手段在中國產生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但近代形式的報紙在中國正式開始出現卻相對較晚，但從整個世界的發展來看，報紙已經有過漫長的歷史演變，並且逐漸穩固成形，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宣傳載體，在廣播媒體以及電視媒體出現之前，報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丁戊奇荒”發生之時，中國的報紙業也已經初具規模，隨著外國傳教士以及洋商進入中國，他們對於文化信息的需要使得他們在中國境內自行創辦報刊。而對於中國境內發生的災荒，這些報紙自然也是頗為關注，所以自然我們能夠在這些報紙之中發現許多對於“丁戊奇荒”的記載。

作為近代以來對中國影響巨大的《申報》，一直是人們研究近代歷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作為一份外國人主辦的報刊，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國社會，能夠更好的瞭解晚清面貌。《申報》於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創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歷經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三個時代，是近代發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報刊。《申報》前期的主要創刊人是英國商人美查，但主要執筆人卻是中國人，這種特殊分工使得《申報》具有很強的中西結合的特點，這也是《申報》在近代能夠對中國人產生很大影響的重要原因。而“丁戊奇荒”發生之時，《申報》發行已有5年多的時間，我們自然也不用懷疑《申報》的閱讀群體之少，所以《申報》對於這一次災荒的記載也更容易讓中國境內更多人所瞭解，甚至影響到當時的外國人群體。

《申報》有載：“今歲以山西被災較重，除本省籌款施賑外，各外省亦轉扎鉓州縣官妥為設法勸捐款往山西。適時賑濟昨聞寧波賑捐局暫捐情形，計分四等，首富捐銀一千兩，次富四百兩，再次二百兩，而又次一百兩，均由地方官會同本地公正紳士熟商而定者現已辦有就緒，勸慈鎮三縣約共得萬餘金，惟奉象定三縣尚無成數雲。”在前文之中論述到，“丁戊奇荒”發生之時，政府以及民間或多或少的都做了一些救災行為，但災荒的危害確實是令他們始料未及，誰也不知道這場災難到底需要多少物資，而政府以及民間對於災荒的救濟都有點有心無力，當時的清政府正面臨著列強的不斷侵擾，國家也正是用錢之時，而民間也因為其資金有限，自然不會成為災荒的長期捐助者，況且他們本身也是生活在災荒之中的人群，對此更是無能為力。而《申報》的出現，正好為災荒做了一次有效的動員，它讓更多的人知道當時的中國北方正在經歷一場什麼樣的災難，尤其是報紙的撰寫者，很多撰稿者都有著在災荒發生地報道的經歷，所以他們的報道要比政府的宣傳更加真實，比民間的傳播更為迅速，因而也會讓更多人受此感染，為受災區捐款。

“關聖帝君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大哉言乎是以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凡一物失，所亦必多方援救，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德也，今年山左右迭降荒災飢，鴻栽道敝堂曾設法勸捐，蒙善士施財濟困，不遺餘力，斯真莫大陰功，繼聞河南亦被旱災，敝堂因力有未逮事雖兼辦每以為憾幸吳中，諸君子有助賑河南之舉，集資萬緡，特邀袁君子鵬，嚴君保之蔣君子彬周君子安吳君復棠馳往河南賑濟昨接袁君子鵬自汴城來書其目擊情形甚為悽慘，今節登大異冀四方仁人見之同為援手”在《申報》之中，很多文章其實是有著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尤其是在這篇對於勸賑的宣傳之中，更是借用了中國人廣為信奉的關公形象，使得災荒的勸賑更加具有說服力，相較於官府對於民間地主鄉紳的勸捐，《申報》的勸賑其實更能體現自願原則，尤其是加入了更多中國傳統元素進去，也就會使許多其他地區的富豪們對此伸以援手，《申報》的這種勸捐方式取得的效果也自然會更加成功。而事實也確實證明這樣做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

當然，當時的中國境內也絕非只有《申報》一家報紙在進行災荒的宣傳，《萬國公報》等同類型的報刊也在積極進行著勸捐活動，除了對於災荒狀況的記載以及呼籲勸捐的記載之外，《萬國公報》還對中國人的神學思想進行了一定的批判。“西學的傳播是與落後觀念在相互博弈中完成的，在災荒救助中，《萬國公報》發揮了輿論監督與批評功能，經常刊登些批駁落後救災觀念的言論，對於”神龍戲水“與災害傳播中的謠言予以科學的解釋和澄清，並提出科學的、進步的觀點。”《萬國公報》的創作主體相較於《申報》來說，以外國傳教士為主，所以對於這場災荒更加理性和客觀，所以在報紙之中我們很容易看多許多對於災荒成因的分析以及如何救災賑災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也是《申報》之中很少涉及的，因此隨著報紙的發行，中國的賑災理念以及賑災模式也在漸漸發生轉變，更多的賑濟方式出現在當時的晚清社會當中。植樹造林、以工代賑、興修鐵路、開採礦藏等方式，使得救災的模式更加豐富與多樣，也使當時的受災區度過這場災難更加迅速。

除了中國境內對於災荒的報道外，中國的災荒自然也引起了世界報紙的關注，《紐約時報》更是對災荒進行了長期的關注，從災荒初現到災荒的解決，《紐約時報》都有不同程度的跟蹤報道。

而當《紐約時報》之中開始有了對於災荒的記載之後，美國人的反映必然是震驚，對於一個人口相對較少的國家，很難想象到一個國家的幾個省份竟然會因為一次災荒會有這樣巨大的人口損失以及數量巨大的難民，美國國內甚至還引起一度的恐慌，害怕這些難民有移民的打算，更令人感懷的是，美國民眾對中國的難民表示表示出極大的同情與憐憫，在美國國內掀起了一股是否歸還中國賠款用於賑災的大討論。

5、三者記載差異之淺析

綜上來看，災荒書寫已經不僅僅是官方的特權，特別是民間文化的繁榮以及近代報紙在中國的出現，使得記載的形式更加多樣，這樣也就保留了更多的歷史資料，也會使歷史研究更加容易接近真實。但是，由於各方的利益以及價值追求的不同，對於災荒的記載必然也有一定的差別，這也是我們對於這些史料進行研究的重要原因，在對比中瞭解這場災荒發生時社會的真實表現，吸取一定的經驗教訓，為我們今天的救災減災工作提供一定的預防措施。

在官方的記載之中，我們很難見到有災荒所造成的具體危害的記載，它只用簡短的話語對災荒概以描述，至於災荒發生之後災區的受災情況很少有專門的記載。而在碑刻和報紙之中，卻對受災區的情況進行了細緻描述，對於災荒波及的範圍以及受災人口和災荒情況都有不同程度的記載。在碑刻中有載：“歸途骨肉多分散，歸來親鄰半不見。吞聲空對釜甑嘆，靡有孑遺憶雲漢。君不見，通衢旁殭屍枕藉，白骨累累不埋藏。或則葬犬腹，或飽豺與狼。”“光緒丁丑歲，乃大飢也。麥未種，秋未登，一歲己成兩歲之災；食樹皮，食人肉，十分幾斃七分之數。”

至於為何會有這種記載差異，原因其實不足為奇。方誌的記載者主要是當時的清朝官方，他們代表著整個政治權利運轉中心的利益，所以他們的記載會有一個明顯的體現就是維護清朝統治者的正面形象，他們不管這場災害到底有多麼慘重的人員傷亡，或者可以理解為民眾到底遭受了多少的損失，因為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對這些受災區施以援手，顯示君主的慈愛之心，這也是這場災害一開始被輕視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按著傳統的形式來賑災，才導致了後續更大的災害損失，所以對於這場災害造成損失的記載在方誌中其實是很少見的，但是常見的就像我們文中所提到的“賑荒大運動”，對於各地捐糧捐銀的記載，尤其是在政府的引導之下所進行的一些賑荒行為，這些都是方誌之中極力宣揚的，尤其是對慈禧節儉以賑荒的記載更是表明了他們對於清朝政府形象的極力維護。而值得注意的是碑刻的記載其實是這場災害受災區民眾的最直接記載，這也是所有史料中更加接近真實性的史料存留，尤其是對於災荒發生之後民眾的生活狀況以及這場災害造成民眾顛沛流離的生活還有最殘酷的災區情況，對於碑刻的研究也就能夠使這場災荒的形象更加接近歷史原貌。

但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作為當時在中國境內新興起來的報紙，其記載內容的多樣性使得它迅速成為社會的主流傳播媒體，尤其是相較於中國傳統社會信息傳遞的緩慢，它可以做到信息傳播的及時性，這是官方的方誌與碑刻遠遠不能達到的，這也就決定了它在近代信息傳播中的重要性。與方誌碑刻不同，他們只是對於災針對荒本身的記載，而報紙的關注點卻更為全面，除了對災荒發生前後的災情記載之外，還包括對如何處理災情以及從政治、經濟等不同角度提出處理災害的方法，使得儘可能的快速度過荒災，這也是近代文明交流之中外國文化湧入中國的表現，為當時的中國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對於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也為當時中國正進行的洋務運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方案。

6、總結

這場晚清時期的大災荒，看似僅僅是中國北方的一次自然災害，但災害發生之後的活動，卻是一場中國傳統文化與當時世界近代文明的一次碰撞，讓更多的國人以及清政府內部認識到中國所存在的問題，而中國當時境內正在進行的洋務運動，

而通過對中國傳統方誌、碑刻和新出現的報紙三種不同形式的信息記載方式的分析，對於這場災荒發生之後的中國社會所作出的反應以及世界所給予的反饋的研究，瞭解到中國社會已經發生的轉變以及將要可能發生的變化，瞭解在近代潮流之下的中國以及中國人民是做如何選擇。而通過對一些救災措施以及所涉及的到主體的瞭解，對於我們今天的災荒救助能夠提供很好的經驗，使我們今天更好的做好防災減災工作，進而減少災害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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