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為什麼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

我叫網壇長青樹


這是因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歷史事件,那就是三家分晉。

那麼,司馬光為什麼寫《資治通鑑》,是從三家分晉寫起了。

這後面,有一定的背景和原因。

從表面上看,三家分晉,是東周時期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在此之前,我們稱之為春秋,在此之後,中國歷史就進入了戰國時代。

同時,《春秋左傳》,他結束的是韓趙魏三家滅智伯這件事情,三家滅了智伯之後,歷史就走到了三家分晉的方向,這樣如果人們想了解三家分晉之前的歷史典故,可以從《左傳》裡面尋找。

當然《資治通鑑》與《左傳》並不是無縫連接,而是中間有真空期。這是因為,三家分晉這件事情,是司馬光想要批判的一個重點。

因為在此之前,晉國可以說是中原最強大的諸侯國,甚至晉文公重兒,還曾經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二位霸主,曾經幫助日漸衰落的東周王朝重塑威信。

可是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這個時候,晉國的政權,被韓氏、趙氏、魏氏三個家族瓜分了,晉國的君主,也被廢掉了。

在春秋時期,以臣子的身份來驅趕國君這種事情,就跟奴僕趕跑主人一樣,雖然時常有發生,但是往往每發生一起,想要作為霸主的諸侯國,都會聯合其他的諸侯一起去討伐他們,有識之士也是要紛紛出來討伐的。比如當時魯定公執政年間,朝政中季孫氏、孟孫氏還有叔孫氏三大家族把持朝政,魯定公敢怒不敢言。孔子就整理了《春秋》這本書,把這些人稱之為“亂臣賊子”,孟子則直接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以在那之前,不論你理由多充分,勢力多強大,只要你被定為“亂臣賊子”,大家都是要通過各種手段來討伐你的。

可是,現在韓趙魏三家分晉,他們為了把自己的不合法行為變成合法的行為,就向周天子請示,想要把這件事情變為合理合法。沒想到,當時的周天子周威烈王接受三家的賄賂之後,居然承認了他們廢黜君主的行為。

司馬光覺得,這樣做的行為,就是把“亂臣賊子”合法化了,也是整個周朝禮儀制度崩壞最嚴重的行為。

因為,今天你做家臣的,可以廢黜你的諸侯國君;到了明天,作為諸侯國君的,廢黜你這位周天子,自然也是可以的。

其次,這樣的做法,也相當於變相地鼓勵其他的諸侯國那些蠢蠢欲動的大夫家族,本來他們對於謀反這件事情還是心有餘悸,不敢公開去做,可是周威烈王這樣一個做法,許多諸侯國的有權力的家族,就會想著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三家分晉之後沒多久,東方的大國齊國,也就跟著發生了“田氏代齊”這件事情。本來齊國是姜子牙的分封之國,由姜姓諸侯把持,後來田氏的勢力起來後,就把姜氏的國君流放到海上,自己當起了君主,而當時的周天子周安王也承認了這件事情。

所以,先秦時代政治秩序的崩塌,是從三家分晉這件事情開始的。

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天子的決策和作為提供借鑑,而在司馬光看來,天子行事,守護規則和禮制,是最為重要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資治通鑑》的開篇,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晉這件事情寫起。


文士野


都別搶,我來答。

事情是這樣的,司馬光之所以會選擇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頭,而不是以“平王東遷”作為引子,這裡涉及一個古代的封建倫理秩序。簡單點來說,就是韓趙魏三家公卿大夫破壞了禮制,壞了規矩,君臣之禮蕩然無存。

所以你翻開《資治通鑑》的首頁就會看到司馬光痛心疾首的評論說: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

那麼這個君臣之禮是什麼呢?

孔老夫子在《論語·八佾》中就說了: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個“禮”肯定不是我們現在簡單理解的禮貌、素質,它代表的是古代社會下一整套完整的倫理秩序。所以下面分成三個問題來解答一下:

①司馬光其人思想;②禮是什麼?③禮遭到破壞的表現;


①司馬光其人思想與“三家分晉”的關係

司馬光在儒學上的成績不如自己在史學上的突出,他留下的作品大多是對儒道經書的闡述,卻不像周敦頤、程顥、程頤在儒家經典的基礎上開創自己新的學說。應該說這是由於他把精力大多花費在編撰《資治通鑑》的緣故上,同時又熱衷於參與政治。儘管如此,由於他對儒道經書的闡述,依然與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同稱“道學六先生”。

他深受儒學經典的影響,為人保守,是儒家禮制的堅定擁護者,他屬於古代那種保守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思想守舊和迂腐,但是又忠誠和恪盡職守。宋神宗繼位後百官給宋英宗制定了一個並不合適的尊號,司馬光當即引經據典的予以反駁說:

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王安石推行新法時,司馬光也極力反對,他的理由是:

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所以司馬光執政以後,立馬就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因為在司馬光看來祖宗之法不可輕易變動,變則有亂,同時這也不符合禮制。因為有句話叫做“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話是孔子說的。司馬光對禮制極為擁護,不願輕易的改變它,所以他當時對王安石的新法評價說: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

因此從司馬光的這些守舊思想上你可以看到他對於禮制和祖宗之法是極為擁護的,在這種守舊思想的驅使下,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把“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頭。其實頗有一種在影射王安石和宋神宗破壞祖宗之法的嫌疑。

當時的韓趙魏三家公卿大夫不僅隨意廢立君主,後來直接把晉國末代君主廢除,瓜分晉國土地。以宋代的眼光去看,這是以下犯上,謀反作亂,而周天子非但不制止這樣的行為,反而把韓趙魏三家封為諸侯,承認了他們的地位。

因此禮制就亂套了,連君主自己也不重視禮制起來。於是便不難理解司馬光為什麼會評價說“天子之職莫大於禮”,意思就是天子的本職工作就是要維護禮制,維護君臣綱常,那作為禮制的維護者,君主自己本身怎麼能夠做出違背禮制的事情呢?

而當時宋神宗十分器重王安石,在他的支持下盡罷祖宗之法,推行新的制度。這肯定是司馬光不能忍受的,所以當時他明確反對說“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所以不難發現司馬光之所以要把“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頭,其實就是在宣傳自己那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守舊思想,希望後世君主吸取這個教訓,注意維護禮制。


②禮是什麼?

中國古代的“禮”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社會倫理秩序,從道德到現實生活,可以說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的禮制基本上是建立在《周禮》的基礎上,簡單來說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是主體綱目,自孔子以後儒家學者多有進一步的闡述,如董仲舒和朱熹。

像關於人際往來以及禮的重要性,《禮記·曲禮上》中就說: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而像做孩子需要遵守的禮制又說: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屍。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

所以像孔子對“孝”的闡述就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實這所謂的“不改父道”就是指孩子要對長輩的權威和行為思想表示服從。

在這套禮制中,連吃飯以及飯菜的擺放位置都做出了詳細的規定說: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

而像君臣之間的臣子需要恪守的禮制則為: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但孔子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臣子的忠誠,所以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而在周代時,諸侯和周天子的君臣關係表現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簡單來說周天子就是禮制的制定者以及維護者,各個諸侯都需要遵守周天子制定的這套禮樂制度。

所以叫做: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綜上所述,就會明顯的發現,“禮制”它代表的是一整套涵蓋了全社會的道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制度,它把人的行為規定的非常詳細,你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以及該怎麼做都劃分的非常詳細。

譬如像做孩子的應該對長輩表現出來的服從為: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嚐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嚐之。

因此當年呂雉把呂雉做成人彘以後,漢惠帝劉盈在看到戚夫人的慘狀後受到驚嚇,派人去對呂雉說: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從此以後就再也無心處理政事。

而司馬光就對此評價說: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可見司馬光是對禮制的堅定擁護者。


③禮遭到破壞的表現

嚴重懷疑司馬光是在用“三家分晉”來影射宋神宗和王安石改變宋太祖以來制定的祖宗之法,以此表現他的不滿。周代的禮樂崩壞主要表現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轉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來。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這裡的“八佾”是指一種六十四人的舞隊,一共八行八列,只有天子可以享受這種規格的舞隊。而季氏作為一個大夫,按理來說只能用四佾,也就是十六人的舞隊。

而季氏僭越禮制使用天子規格,這就是“禮崩樂壞”的具體表現,也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表現,因為在周代只有天子可以發動戰爭,諸侯是不能隨便發動戰爭的,除了保家衛國之外。但當時我們看到諸侯之間相互攻打,早期還假借周天子的名義,到了後期直接就不用了。

而“三家分晉”毫無疑問是“禮崩樂壞”的表現,卿大夫們違背禮制,不再忠誠於君主,而且還隨意廢除君主,韓趙魏三家卿大夫最後更是直接取代了晉國君主,瓜分了晉國土地。而周天子非但不聯合其它諸侯一起制止這樣的情況,反而把三家大夫冊封為諸侯。

作為領導者都這樣做,無疑是在鼓勵那些卿大夫們取代自己國家的君主。既然天子自己都不遵守禮制,那麼這些諸侯和大夫們又怎麼會遵守呢?所以司馬光一上來就對此作出評論,闡述的就是這個意思。

再聯繫到當時宋朝在經歷了范仲淹變法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情況下,一向十分注重禮制的司馬光自然有影射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嫌疑,同時也希望警示後代君主,不要隨便更改祖宗之法。所以說司馬光之所以會把“三家分晉”當做《資治通鑑》的開篇,可以說是別有用心的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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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知道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資治通鑑》是誰的,以及他本書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寫的,司馬光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以及文學家。

對於司馬光我通過另一個人來聊聊他,這個人就是王安石。我們都知道歷史上的王安石是一個積極的變法派,因此在他的倡導下宋朝開始了王石變法,但是王安石變法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是觸動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而司馬光就是一個堅定的保守派。因此解讀他的《資治通鑑》首先就要從他的思想上入手。

保守派顧名思義就是信奉思想和觀點保守,是遵循傳統的。從此處來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從周威烈王開始了。

一、 遵循祖制,尊重先人

司馬光寫這本書的時候,本著的是“續傳不續經”的原則而寫。什麼意思呢?就是著書不能超過經典之學,也就是不能覆蓋經典。而孔子所著的《春秋經》就是在周威烈王之前的經典,這時不能覆蓋的,要不然就是僭越,有“僭聖”之嫌。但是又不能距離太遠,所以就定在了三家分晉這段歷史之前。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

二、 警示皇帝、阻撓變法

《資治通鑑》第一卷就是周威烈王封魏、趙、韓三諸侯,韓趙魏原本為晉國的大夫之流,而周王將其列為諸侯是有違禮法的。司馬光認為周朝的王制即周朝的祖宗之法是在周威烈王封三晉而崩潰的,此舉意圖警示皇帝宋神宗,希望阻止王安石改革。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另一層言外之意就是守護“祖宗之法”。


《資治通鑑》作為一本帝王之書,也就是寫給皇帝看的。都是從治國、治官、治民等治理天下的宏觀的層面來描述歷史的。而司馬光認為治國、治官、治民的根本在於禮制,在於信。

從這兩點上來看也就不難理解司馬光為什麼要設定這麼一個巧合的時間作為《資治通鑑》的開始。


這個歷史很正


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寫起是有一定原因和目的。


一,《資治通鑑》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寫起的原因

周烈王是周朝36代君王,公元前376一一369年在位。周朝自從公元前77O年進入春秋時代起,開始從興盛走向衰落,周天子號令諸侯的權威下降,齊丶楚丶秦丶晉等諸侯坐大,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先後稱霸。到了就在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朝發生了"三家分晉”事件,這就標誌著周王室己名存實亡,從此進入了諸侯紛爭的戰國時代。"三家分晉”是春秋時代結束,戰國時代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所以,這就是《資治通鑑》開頭從周烈王二十三年寫起的原因。


二,《資治通鑑》寫作的目的

司馬光寫巜資治通鑑》的目的,就是通過自戰國始,終於後周其間1362年的史實,警示後人,以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本昌談歷史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而《資治通鑑》要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開始寫,這顯然是經過司馬光深思熟慮後決定的。


戰國曆史的開端

在《資治通鑑》開篇的第一句話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韓、趙、魏三家正式被周王室冊封為諸侯,這個事情在當時無意是一個爆炸性事件。

在此之前,雖然晉國王室已經名存實亡,晉國的國土基本上都已經被韓、趙、魏三家控制,但是三家的領袖名義上仍舊是晉國的大夫。而隨著周王室的正式冊封韓、趙、魏,意味著戰國七雄中的所有國家都正式出現。因此該事件可以作為戰國曆史的開端,也是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的分水嶺。


在這段歷史記錄後面,司馬光又寫下來對於此事件評論,這也是司馬光把該事件作為《資治通鑑》開篇的另一個原因。

韓、趙、魏三家分晉,按照現在的觀念來看可能覺沒什麼問題,勝者為王嘛。但是,按照古代的觀念尤其是司馬光的觀念來看,“臣子用武力手段,而不是德行直接攫取了國君的國土。”這是是亂臣賊子的行為,是要狠狠批評的。

這與此前發生在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冊命田和為齊侯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這裡還可以有一塊遮羞布,那就是田齊是作為姜齊的繼承者,而不是直接分裂出一個“新”的國家,說是田和德行好、民眾擁戴,也是可以的嘛。

因此韓、趙、魏被周王室所承認,這種行為是歷史上沒有出現的嚴重僭越的情況,司馬光把這件事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是符合司馬光所謂的“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的編書理念。


浮沉的歷史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卷第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史記·周本紀》

  • 這是資治通鑑的第一件紀事,講述的是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冊封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資治通鑑》的開端。

為什麼司馬光會選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頭呢?司馬光在此後的一段議論中給出了答案。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 《資治通鑑》是寫給皇帝看的歷史書,介紹的都是歷朝歷代興亡得失的事件,可以給皇帝以治國的經驗教訓,司馬光編撰歷史書,肯定帶這他的歷史觀,而他的歷史觀,就存在於這一段議論當中,國家治亂的根本是什麼?

  • 司馬光認為,在於皇帝有沒有按照禮法(紀綱)來治理國家,西周建立,已經確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度來保證國家的穩定,到了春秋時期,雖然周王室力量衰微,但是宗法制和分封制仍然繼續實行,舊社會秩序仍然存在,春秋時期,齊桓公、晉文公競相爭雄,也始終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在周王室的旗幟下,消滅反對勢力,並沒有奪取天下,取代周王室的想法,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把周王室消滅了,定會遭到其他國家的反對,那麼自己國家再強大也必然會滅亡,這種由於禮法的存在而形成的相互制約的關係才是國家得以穩定的表現。

然而,三家分晉把這一切都破壞了,而且,是周王室自己破壞的。

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破壞了“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等級制度。也就破壞了周王室的統治基礎,破壞了綱紀禮法,(於是《史記》認為這是震動九鼎的大事)既然卿大夫可以做諸侯,那麼諸侯也可以做王。

於是此後戰國時期就變成了爭奪天下的統一戰爭,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滅東周,結束了這個小王朝。周王室滅亡的種子,在三家分晉的時候就已經種下。


孤獨的始皇


一般來說,一個人嘔心瀝血,花費時光去寫作一本書,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對不對?要麼賣書於市場,要麼邀名於學術。

但是,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既不求名亦不求利!

司馬光求的是讓“大宋皇帝聽他的話“!

如果想讓一個人聽話,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恐嚇!

對,司馬光就是拿著《資治通鑑》在嚇唬大宋皇帝。

司馬光說:

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然後開始講故事: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皇帝,您看看,周天下就要大亂了,國將不國了。”

哪一個皇帝聽見這句話會不害怕,會拒絕繼續聽故事呢?沒有!

於是,故事繼續。

千言萬語四個字“變法不對!”

當年,周天子為了貪圖韓趙魏三個國家的財寶改變分封制度,准許他們超越卿大夫的本分,導致了禮樂崩壞,周天子失去天下。

現在王安石變法“為朝廷斂財”,改變祖宗之法亦是取禍之道呀!皇帝!變法要不得也!


葭明通半瓶歷史


《資治通鑑》開篇,司馬光寫了這麼一段話:“四海之眾,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士庶人。”這段話的大概意思強調了禮法的重要性,天下的百姓都要受到天子一個人的統治,統治是有階層的。天子統治卿大夫,卿大夫統治百姓。但是天子毀禮法是從威烈王二十三年開始的,這一年就是公元前403年。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也就是同意了魏趙韓三國的諸侯地位。這三股勢力之前就有獨立的野心,然後聯合滅掉智伯,實力強大之後,便分裂了晉國。而晉國又是周朝的嫡系封地。此時周天子勢力衰微,無能為力,只能聽之任之。到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毀了禮法,承認了魏趙韓的諸侯地位。


黑子愛籃球


《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是宋代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讀書人奉孔子為聖人,儒家弟子,孔門後人。書必讀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

孔子作《春秋》,記載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間春秋時代的歷史。全書不過一萬六千多字,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文風,被歷代文史學家奉為經典。《史記》評曰“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叔孫氏車子鋤商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作《獲麟歌》:“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神獸當出盛世,如今春秋列國紛爭,禮崩樂壞,神獸現世,乃是不詳之兆,從此絕筆。

《春秋》高深似山海,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左傳》以《春秋》為本,並採集《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列國資料,說明《春秋》的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增加無經的傳文。《左傳》作於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傳文比《春秋》多出13年,實際記事多出26年,最後一件事略提三家分晉。

《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皆為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繼《左傳》之後從前403年開始,一是考慮時間上的銜接。二是出於對孔聖人的尊敬,古人講“不能望其項背”。若接《春秋》從前481年開始,司馬光豈不是自詡聖人,當受世人詬病。三是因為三家分晉,趙氏當興。宋朝國姓趙,臣子作書不能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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