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著名的書畫家倪瓚是一個特別怪異的人，據稱他書房裡的文房四寶，每天都有人專門負責擦洗，院子裡的梧桐每天要一片一片進行擦拭，不得染上一顆塵埃。一天，有一位朋友借宿在她家中，由於他擔心朋友弄髒了臥室，整宿的在外面，半夜的時候聽到朋友咳嗽一聲，吐了一口痰，非常的心急，等到朋友走了之後，命令傭人到處的找，用人找不到痰，於是隨便拿了一片葉子，告訴他就在這片葉子上，倪瓚厭惡的閉上眼睛，捂住鼻子，叫傭人送到三里外丟掉。
像倪瓚這樣怪異的藝術家並不在少數，實際上，中國文藝史上的藝術家們，他們的身份都十分的特別，首先他們是藝術家，但同時他們還是文人，也是當時的從政者，所以這也就造成了今天我們在看待古人的時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心態。我們有時候很難界定它到底是屬於藝術家，還是屬於一位政治家，而且往往他在多個方面都有比較大的成就。比如宋代的蘇軾，元代的趙孟頫，他們都堪稱是全才，而且他們在政治藝術上的成就也非常的大。
所以中國的文人畫家，大部分都身兼文人，詩人，書法家多個身份於一身，某些還是顯赫和頗有聲望的達官貴人。也正因為如此，當時的史書或者說他本人的傳記，提供了有關他們的大量生平資料，相當的詳細。只要我們掌握了這首資料，就可以從中探求出它所處的時代、他的所思所想所感，他是如何去享受生活、滿足自己的慾望，又如何遭受命運的打擊。倪瓚本人的文集就不單單包括藝術家本人的詩歌、散文與信，咋還有他與朋友撰寫的傳記、軼事以及後代的作家對於倪瓚作品的評論。我們上面看到的那些關於倪瓚的細節，就出自後世人的記錄。
倪瓚的畫，很有味道。這種味道，不同於其他畫家。隱逸和冷清，是倪瓚獨有的標籤。我們看他的《漁莊秋霽圖》，很明顯的可以直接感受到他那種傲然獨立，不與世俗沾染一絲一毫的“仙氣”，所以倪瓚的作品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詩意化的美。
實際上，中國的藝術普遍的都具有十分濃烈的詩意色彩，這是不單單是因為藝術家的詩篇——多數是題寫在他們畫上的——是他們隱秘思想情感最直接的表露，而且詩歌還是他們生活的見證。這個的文人們，大多數時候都是孤獨的，抑鬱或者苦悶的心境，成為他們爭先表現的內容。而他們詩作創造的高峰，往往是與他們的人生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審視他們的詩作，就會發現，大部分的中國藝術家都生不逢時，處於壓抑的狀態，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話到滄桑語始工”，比如宋代的蘇軾，他最為人所稱道的詩歌，有很大一部分都創作在他被貶黃州的時候。那個時候是他最破落，最寂寞的時候，而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代表作品《寒食帖》，也是創作於他的人生低谷時期。
這些藝術現象不得不使我們聯想到中國文藝所擁有的強大的“言志”傳統，這個傳統體現出了中國儒家對於文字威力的信仰，正如古代典籍《春秋》所說的那樣，文人可以“微言”寄寓褒貶，14世紀的文人藝術家和後人為了求得自我表現，就探索將繪畫的、書法的與詩的形象融合在一件藝術作品之中。
但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文人，他們都會有這樣坎坷的經歷呢？實際上，這和中國古代的選拔用人制度和官制有很大的聯繫。
中國文人一般的生活方式是經過鄉試、省試、殿試的科舉考試，取得初試當官的資格。殿試中榜以後，授為進士，然後初步接受任命，在朝廷或行省中任職，但是大對於大部分文人來講，他們往往要從非常低的品級開始做起，即便是到了高位，也往往限於這種或那種麻煩。由於他們從小所接受的儒家教育思想和現實生活中所存在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衝突，文人藝術家們的理想主義往往會受到相當程度上的打擊，在仕途受挫時期，他們往往歸隱山林，在理想中尋求道德精神的自我修養，放歸於山水田園之中。
宋代時期的李公麟《孝經圖》中就描繪了賢良侍奉君主的場景，圖解了“近則思全盡職，退則思過”的名言，出世和隱逸的原則，按照進取和行為的規範進行修正和反覆，無時不刻反映出自我在身心兩個方面必須保持的敏銳與良好的平衡，受到這一文化傳統的影響，文人們在人生得意之時，盡力的以理想主義的姿態從政，心懷天下，有著較為強烈的家國情懷。但是一旦他們遭受挫折，便要尋求精神上的慰藉了。
因此他們在隱逸期間往往要轉向藝術上的自我表現，抒發自我胸中苦悶的情緒，雖然也有一些人，他們一開始就把隱逸的生活作為自己理想的存在方式，但是大部分人還是會選擇亂世歸隱，盛世出山，隱逸者及其道德理想在中國詩歌和繪畫發展史上實際充當著一個特殊的角色。
事實上，歷代官修的史書中都有專門的一個章節，用來記錄那些隱逸的文人士大夫們，在史書和地方誌中也記錄有獨行的人物，獨行者是指那些具有獨特的性格和力量的人物，往往也包括隱士，他們往往躲避塵俗，有著驚天駭人的行為修養，展現出令人敬佩的膽識和獻身道德的原則，這種現象的產生，實際上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對於道德的壓制有密切的關聯。
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文人是一群精神上極度矛盾的人，他們一方面要仰賴帝國的機器，實現自我的理想價值，同時又對這個機器充滿了各種厭惡和不屑。在亂世和改朝換代時期，隱逸往往作為一種重要的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為大多數文人們所接受。在這種情況下，富有思想的悲觀主義對於有教養者似乎比凡夫俗子更有吸引力，實際上隱逸的處事態度，代表著中國文人們在道德上一種積極的行為，而並非我們表面上所認為的那種消極避世。這種行為所隱含的邏輯則在於當外面的世界沒有按照我所規定的行為，或者說我所信仰的教條進行發展時，那麼我就要與這股潮流相抵抗，在此時頓入山林。而不是積極出仕，則成為了一種重要的表態方式，這個時候獨行者的勇氣和力量，離塵絕俗，單槍匹馬代表著正義之道，而這種為文人士大夫們所接受的邏輯，很早就在中國儒家的典籍中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四書五經中對於伯夷和叔齊恥食周粟的稱讚，不僅僅為他們在道德上樹立了光輝的典範，而且在潛移默化中也使他們接受了這一邏輯行為。
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宋朝末年元朝初年以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滅亡之後，鄭思肖，這位有名的宋代忠臣，他對古代的隱士有這樣的評價：
仰懷許由、伯夷、叔齊、屈原、子陵輩，其意遠矣……大丈夫焉能尾尾於人之後乎？微斯人出，後世皆走於威福之下，足以殺其心而役之……
他對歷史上著名的文人們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隱士都是在盛世有著濃烈的理想主義具有強大熱情和激情，在亂世則又能甘於寂寞、願意犧牲的人，他以退為進，以柔克剛，取得了後世的景仰，致使最強大的統治者和征服者也不得不對他表示尊重，與此相類似的人物還有文天祥等人。
但是這一行為本身就不是合理的，因為它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人行為選擇的道德綁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會時代以及情況下，會有不同的歷史選擇，很難說哪一個人的歷史選擇就是好的，哪一個人的歷史選擇就是壞的。並且有多少人是真心想殉國的？恐怕更多的是死於倫理的威懾。比如宋代皇室的後裔趙孟頫，在南宋的時候，在朝廷做官，但是元朝建立之後，他也在元朝做官，由此引發了後世對趙孟頫的非議。明代著名的文人傅山對他非常的鄙棄，認為他的字很俗，他的人也糟糕，“薄其人，遂惡其書”。
而趙孟頫本人在世的時候也備受這一道德準則的煎熬，一方面，出於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主義，他不能夠出山在元朝擔任重要的官職，另一方面他又有比較深遠的文人理想和家國情懷，又渴望在元朝建立功業。這樣矛盾的心理，使得趙孟頫承受了許多不應該有的壓力和指責，他的夫人管道昇更是勸慰丈夫：
爭得似，一扁舟，嘲風弄月歸去休。
處於這樣的風氣，很多文人的風骨其實是值得懷疑的。明代時期，文人和藝術家們經常喜歡扮演成歷“山人”，他們身著怪異，憤世嫉俗，仿照道士，沉湎於酒色和狂歌之中。作為文化的反叛，許多人從新儒家那裡，也就是王陽明的心學中，找到了一絲快慰和力量，由於王陽明大力提倡個性解放，於是儒家不再像以前那樣，迂腐的強調對於世間萬物的遵守以及對於自我的約束，他們提出了“心即宇宙，宇宙即心”的理論，倡導了個人主義，認為最完備最徹底的理即在於人的內心，在於人的情感和慾望。
在這種思潮的催生下，誕生了李贄這樣的思想家，他是晚明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特立獨行和超前的思想受到了正統文人們的誹謗、辱罵，最終他在獄中自殺。雖然官方焚燒了他的書籍，但是他對於傳統的鄙棄、對於新世界的追求、對於晚明的文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催生了一大批追求個性解放的藝術作品。
比如明代非常著名的生活小說《金瓶梅》，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明代社會的一個真實寫照，作者化用了《水滸傳》中潘金蓮與西門慶的故事情節，展現了晚明社會中人們對於慾望的追求，對於個性解放的渴望。但是晚明社會的思想變革並沒有成為主導，傳統的封建勢力仍然存在，明代帝國僵化的思想體制以及儒家保守的思想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變，因此，個體在強大的社會面前往往不堪一擊，也就造就了《金瓶梅》的社會悲劇結局，這一悲劇性的色彩也突出的表現在《牡丹亭》《西遊記》以及後來清代的《紅樓夢》等文學藝術作品之中。
因此，中國古代的文人，他們自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們一方面滿懷理想，一方面又極度消沉，一方面是道德如生命，一方面又畏懼它如豺狼。造成這樣複雜面貌的原因，還是當時的專制社會。因此，我們今天再去了解古代文人的藝術作品，不妨多從幾個方面去思考，從更多的角度理解他們。
閱讀更多 松風閣書法日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