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醫學普及前，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多與神鬼有關。從人類學調查看，原始部族往往將疾病歸結為“巫術”，巫術既能使人患病，亦能驅疾；相同的思路，在中國漢代頗為盛行。每種文化創立出的“神魔”概念與故事，其實是人類對社會生活的“異空間”想象，以神與魔為表象的宗教文化，體現著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心理，如恐懼、敬畏、祈求等。
《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 [美]萬志英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美國漢學家萬志英的《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講述了五通神的前世今生，五通神從18世紀開始，成為人們廣泛認可的財神；但在此之前，五通神形象並非“佛祖”“菩薩”那般全然正直善良，宋代就有很多關於他的邪淫故事。在五通神漫長的演變史中，他兼具神性和魔性，並帶來可怖的瘟疫（可以想象古代人對瘟疫這類強傳染性疾病的恐慌），而人們因為懼怕五通神襲擊，開始深信不疑地敬奉，五通的邪惡力量反而加強了人們的信仰。
根據作者考察，五通神形象遠不止於此，他的來源起碼有四類，其一，居住在山中的怪物——山魈，它身材矮小、身披毛髮、林間穿梭，具備很多人的特徵，主要體現人們對未知空間的想象，其在宋代和五通聯繫起來，成為邪惡特性的來源之一。
其二，代表瘟疫的五方鬼主，亦即五方瘟神，道教在其形象的轉變中起到關鍵作用，早期道教組織，比如張角的太平道、張魯的天師道，都是依靠赦罪行為、驅邪儀式等，與疾病進行鬥爭，而在漢代開始的“異世界”（或說鬼神世界）建構中，道教文化將瘟神逐漸轉變為神界成員，從邪惡的病毒源頭，轉變為保護信眾的天神。
其三，宋代盛行開來的五顯神，得到官府承認，併為其修建很多祠廟。五顯神形象系道教法師角色，具有神力，可以庇佑人們安全。明代朱元璋信仰五顯，又促進發展。單從“五”的數量，以及他的功用看，不難發現五顯和五通的相似性。
其四，本就代表財富的五路財神，儒家傳統始終對金錢持戒慎態度，這源於過度的慾望，極易引起道德危機，從而使個人、家庭、社會都陷入無節制的過度狀態。但在明代商業空前發展時期，出現了重視道德操守、強調商業美德的新觀念，其主張用善行切實表達誠心，慷慨待人以及贏得更多財富。財神形象雖擺脫不了邪惡慾望的化身，但此時由於新倫理觀念，已使對富裕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備受責備。五通神原本邪惡的特性，符合人們對“金錢是邪惡的”看法，從而與財富聯繫起來。
五通神信仰的流傳縱然複雜，但不難看出民間信仰的內在邏輯——因未知的恐懼而敬畏、因預期的安定（收益）而信服。一般而言，前者為發端，後者繫結果，二者在漫長的歷史中，又相互交融雜糅，這充分體現出傳統文化中，神靈的複合性、多面性和易變性。用萬志英的話說：五通展現的是面對神靈的惶恐之情，也是對神渴望發揮作用的願望。中國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特徵，正是：幸福主義的祭祀與辟邪方案，主要的訴求是避免災禍、獲得福報。而這種通俗宗教文化遠非經典宗教粗陋的殘留物，它也是影響官祀或佛、道正典形成過程的積極要素。
從古至今，中國人的宗教始終有一主旨——祈求神力以增強對現實生活掌控的手段，所以其表象在不同歷史時期，是祖先、鬼、神、仙等，但歸根結底是以神靈世界，來協調人間的實用主義信仰，它兼具人們對幸福的渴望、對災禍的懼怕、對道德象徵的社會秩序的遵從。
現實中的很多行為和現象，都能從神鬼信仰的歷史軌跡中略窺究竟。比如在商周時代，人間的社會階層和等級映射於神靈世界，人們祭祀是為了得到庇佑，祖先宗族具備無可比擬的神性。秦漢時代，祖先不再被視為“力量”，而是生存於陰間的亡者，如果說之前對逝者是敬畏，那麼自漢代以降，神魂形魄成為恐懼的對象——如果不妥善安葬祖先，逝者的亡魂將施以報復。逝者的墓穴更加生活化，仿若是人間生活的翻版，陰間的安置關乎生者的安寧，這也是漢代厚葬的思想根源之一。此外，秦漢政治制度的定型，導致人們想象的地府結構與陽界極為相似，邪魔也有科層制的管理和大量爪牙走卒。這種轉變，解釋了為何我們對祖先（或言逝者）有既崇敬又懼怕的情感，逝者形象，本就因為歷史，兼具強大的庇佑力量和難逃的譴責懲戒。顯然，這和五通神所代表的民間信仰十分類似。
在獲取神靈福報方面，人們更是衍生出大量實用主義觀念。以佛教而言，“業力”決定著個體命運，它難被修正，有著本源性和註定性；但中國人則認為：整個家族可以承擔業力，從而改變命運，實現超脫。此外，強權也能影響業力，使其擁有“操縱”空間，比如《西遊記》中唐太宗就憑在陰間任職的舊臣，擺脫困境。所以，在中國民間信仰中，只要你肯行動，神靈便可能認同你的努力，命運也能隨之改變。在這種簡化的因果思維之下，出現很多當下依然存在的行為，比如源自南朝靈寶派主張的齋醮、祈禳、持戒、誦經；唐代紙錢的大量使用，目的是幫助個體抵禦邪煞，寄寓民眾對解脫的渴求；宋代淨土法門強調積累善業與量化個人精神進展，記錄功德簿，向菩薩懺悔祈願。這些習俗是典型中國式信仰。從根本上，中國文化相信“人”終究是世界的核心，凡人可以與神靈對話博弈，後世隨著經濟繁榮和文化闡釋，人們愈加相信人可以影響神靈，掌控命運。
萬志英引用了杜贊奇的“疊寫”理論，即一套通用的文化詞彙，不同群體可以用它表述自己的世界觀。在中國的泛宗教歷史考察中，這種長時段引起的信仰變化，印證著一種趨勢：信仰沒有因為自身的擴散而變得一致，而是不斷改變以適應不同的地方、時期、人群、情形。對後人而言，瞭解自身信仰的過程，就好像看到無數涓涓細流，以清晰的路線匯入海洋，它不僅有利於我們理解普遍性觀念的形態，更能使人感知自身文化中的情感與特徵。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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