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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經濟影響與對策”課題組，本文刪減版刊於2月12日《中國經濟時報》。
核心摘要
把人員返程後到企業開工的防疫安全檢查設置得更常態化一些，可能效果會更好。
民生物品“手速秒殺”現象不是“缺貨”造成的，而是基於以往常態建立的供貨體系不適應“宅+網購”局面造成的。
到底是什麼造成了“復工恐慌”？社會出現了信息混亂、前後矛盾的諸多現象，缺乏權威聲音“一錘定音”。
作為製造大國，工業門類齊全，在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有韌性，短期不會對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造成實質影響，但中長期會面臨挑戰。
隨著全國返工潮的臨近，物流行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晴雨表，其在疫情之下的一舉一動，需要多加關注。
元宵節一過，各地紛紛迎來複工。習近平總書記2月10日在調研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要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任務”，“要加強經濟運行高度，儘可能降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對中國人民最終戰勝疫情、恢復生產堅定了信心，也對如何在人流量驟然上升、確保“抗疫”與經濟兩不誤的高難度工作指明瞭方向。
2月7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來自20多個省份的員工在春季期間通過實地調研，推出《防疫情、促經濟，兩手抓兩手硬的八點政策建議》研究報告受到各方高度重視。
報告提出對於防控疫情，要做好從“戰時”狀態轉向“常態化”機制準備，同時避免“一刀切”，明確復工標準，減少對企業和市場的干預，允許防控達標企事業單位有序復工復產。
目前，“復工潮”的新形勢下，我們認為，需要對各地採取的“戰疫”措施能否順暢與疫情背景下的復工要求相銜接進行一番細節化、特殊化的梳理，識別需要注意些什麼、防止哪些可能性，才能適應好防疫情、促經濟，兩手抓、兩手都硬的開工狀態。
為此，我們通過調研，提出務實的九點建議，供地方上各級決策層參閱。
該文發表於2月12日《中國經濟時報》
一、政府復工通知切不可變成“幸運大抽獎”
近日，多地政府嚴謹地發佈了復工通知，對防疫與復工“兩手抓”做出詳細要求，這既是應對疫情大局所需，也是對企業負責之舉。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不止一例復工政策執行起來出現猶疑、反覆的狀況，使一些未能按預期實現復工的企業信心受到意外打擊。
例如，某市先是通知要求全市企業復工實行申報備案制，分類分區分時段有序復工，並上線了企業復工線上申報平臺。符合主體責任落實到位、防控方案制定到位、聯動防控機制到位、員工信息排摸到位、防控物資準備到位、安全生產保障到位等“六個到位”的企業即可提交復工申報。然而幾天下來，全市申報復工企業數近3萬家，獲批僅一百餘家，被戲稱獲准復工難度相當於“幸運大抽獎”。很多自以為達到復工標準的企業大失所望，其信心和熱情大受打擊。
如果有關政策執行時，把“前置條件”設置得更靈活，而把人員返程後到企業開工後的防疫安全檢查設置得更常態化一些，可能效果會更好。各地方也需要與企業加強日常溝通，及時瞭解企業動態，及時反饋長鏈條的政策信息。
對企業來說，也需要在相關疫情防控機制和物資準備到位的情況下，做好復工復產的應急預案和調整機制，做好應對非預期內調整情況的物質、資金和人員準備，在做好疫情防控條件下穩步高效地實施復工生產。
二、民生物資採購切不可變成“手速秒殺”
從總體上看，在“疫情”期，副食品、日用消費品等民生物資在各地的供應是充足的，但從分佈角度看，由於大量居民“宅”在家裡，電商APP裡包括生鮮在內老百姓“最需要”商品幾乎天天出現一旦顯示“有貨”就被“秒搶光”的現象。一些不熟悉網購的中老年人被迫出門到實體超市購物，甚至是在缺乏口罩的情況下出門，加大了傳染風險。
目前，社會上出現大量家庭短期囤積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行為，醫用口罩、醫用酒精等防護用品價格居高不下，“一罩難求”，蔬菜、肉食以及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價格也水漲船高，1月CPI上揚至5.4%，為8年來最高。其中食品價格上漲20.6%，非食品價格上漲1.6%；消費品價格上漲7.7%，八大類價格同比全部上漲，環比價格中也僅衣著下降0.5%。
需要看到，民生物品“手速秒殺”現象不是“缺貨”造成的，而是基於以往常態建立的供貨體系不適應“宅+網購”局面造成的。在目前條件下，需優先保障一批民生領域、防疫領域生產企業升級防疫條件，通過加大復工復產的力度，增加重要生活物資的供應；指導地方引導商業企業增加商業庫存，充實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儲備以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配合有關部門對生活必需品保供的重點企業給予貸款優惠利率等政策支持手段，來穩定保供。物價穩，則民心穩，打好防疫“總體戰”，穩定物價、保障供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戰場。
三、權威信息切不可效仿“自媒體發佈”
“復工潮”下，回城人員對家鄉所在地的權威防疫信息有迫切需求。然而，我們注意到，當前，各地普遍存在信息出自不同主管部門，然後淹沒在自媒體信息“海洋”中難以分辨的現象。
現在，一場經濟保衛戰正在打響，但社會上仍然蔓延著對復工、復產的疑慮，自上而下的指令雖達，但自下而上的信心未至。不排除出現“形式復工”、“出工不出力”、“出工不出活”的假復工現象。
到底是什麼造成了“復工恐慌”？病毒傳染性強弱、被隔離的可能、沒有效治療藥物等原因可能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出現了信息混亂、前後矛盾的諸多現象，缺乏權威聲音“一錘定音”。從空氣不傳播再到人與人傳播，從服用雙黃連有效到隔夜闢謠，從不到一個小時時間內改口稱“新病毒是非典”系口誤，這樣的信息混亂狀態，對缺乏專業知識的普通民眾來說難免有恐懼。此時，需要調查真相，需要有組織的進行更高質量的發聲，讓權威聲音為社會普發定心丸！
四、中小企業債務切不可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2月9日，財政部提出加大對防疫保障企業和受疫情影響較大行業企業財稅支持力度。央行在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投放1.7萬億資金後，又於2月10日起發放首批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此前部分銀行已通過“先貸後借”的報銷制方式向各地重點企業發放符合要求的貸款，利率上限3.15%。發改委允許企業債用於借新還舊，支持發行小微企業增信集合債券。支持企業募集資金用於疫情防控相關領域的項目建設。開設“綠色通道”，實行“即報即審”。其它部門以及浙江、廣東、北京等省市都出臺了一系列規定幫助企業儘快復工。
這些政策無疑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給今年經濟發展和各項任務的完成鼓舞了信心。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些措施有的是原則性的，難以傳導到基層，有的可能對大企業可能有利，但是中小企業無法享受到。比如，目前地方政府普遍財政壓力巨大，為企業減免稅費存在難度。
在這場疫情中，受傷最大的中小企業，大多是從事人員密集型、服務型的行業，比如餐飲、培訓等，不少都處於在生死邊緣。因此，
建議地方政府，能夠真正從保就業、促實體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精確施策，借鑑“滴灌”方式，建立更加強有力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擔保體系，讓大型商業銀行放心、願意向它們放貸；同時積極減免中小企業第一季度的各種相關稅費，靈活處理勞資問題，讓中小企業真正活得下去、轉的起來，從而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五、中國進出口切不可出現“斷貨”、“退貨”
貿易爭端加上外需疲弱，疊加疫情影響進出口，WHO將新冠疫情宣佈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同時強調不建議對中國人員和貿易進行限制。但截至2月初已有超過1萬個國際航班被迫暫停，上百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人員和貿易進行限制或加強檢驗檢疫。節前受疫情影響富士康宣佈關停所有中國工廠，蘋果供應鏈告急，而停產停運影響了進出口貿易。
從歷史看，新冠疫情對外貿外資的影響超過非典，2003年100多個國家限制中國人員和貿易，北京、廣東等十大省市的外貿出口備受打擊，由於5月出口環比下降30%，儘管食品佔比不到5%，但是食品農產品降幅超過80%，而中國當時剛入世全年仍保持30%的增速。從國際來看，十年內另外五次PHEIC也嚴重抑制出口貿易，美國金融危機疊加流感病毒導致2009年進出口貿易跌到谷底，巴西因賽卡病毒病毒影響2015年經濟增速降至低點，期間被證明，2016年奧運會之後才有氣色。
從三駕馬車來看，儘管淨出口是需求側最小的一輛馬車，淨出口對GDP的貢獻率會收窄。需要加速進出口復工復產，主動對沖疫情對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負面影響，穩定我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我國要加速復工復產，提振進出口，穩定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作為製造大國，工業門類齊全，在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有韌性，短期不會對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造成實質影響，但中長期會面臨挑戰。
比如，富士康上海、廣州工廠2月10號開工，其他工廠據所在地陸續復產。為穩外貿、穩外資、穩定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地位，在抗擊疫情的同時，要加速復工復產復運，特別是伴隨疫情好轉抓緊重振出口，一是考慮設置專區、專廠、專人、專線，復產推進出口。二是加大對進出口企業的財政金融就業物流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出口退稅力度。三是加大對跨境電商的相關支持力度，增加網上貿易、電子商務，促進企業電子貿易。四是加強中美經貿合作與協調，中美貿易協議執行受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影響，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加強合作，增加對美的農產品、醫療產品等進口和對美機電等相關產品出口。
六、居家隔離者切不可頻頻體驗“退單”、“斷供”
對返城須隔離觀察14天的居民來說，網購成生活必需。然而，全國高速路網上任何一個點出現的攔車乃至封路現象，都會造成物流中斷導致的頻頻“被取消訂單”體驗。而許多城市的小區門外，頻頻出現快遞堆積如山。
過於嚴苛的防疫環境，不少省市物流行業面臨兩難境地。一方面，疫情倒逼，物流運輸需求旺盛，相比於往年，物流企業在這個特殊的春節中顯得異常繁忙且人手不足；另一方面，不同省市出於疫情控制需要的封路封城、按車牌管理等政策，讓物流企業具體到不同網點的復工面臨不少條件限制；而在國際上，一些國際航空公司停止往返中國的飛行，或者大幅度減少航班，更加造成物流擁擠、物資上漲等現象，而這對急需將醫療防護物資送到病疫災區的難度加大，同時加大中小物流企業的經營成本。
隨著全國返工潮的臨近，物流行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晴雨表，其在疫情之下的一舉一動，需要多加關注。對此，不妨在疫情較低的城市、以及在一些城市的部分疫情較低的區域，加速快遞物資的分發，在最後100米的送收環節，解決居家隔離者的燃眉之急，最終提升民眾在疫情期的生活舒適感，緩解社會焦慮感。
七、衛生防疫切不可成為“個人設置”
人類的物種演化史就是一部與病毒共同進化的歷史。從大歷史視角看，防疫是一門近代以來發展起來的科學，它大大降低了病毒對人類的危害程度，但不可能把病毒完全消滅掉。需要認識到，防疫不等於治病，防疫更重要的是通過個人衛生習慣的塑造使人儘可能避免被感染。因此，防疫，重點在於它是一門公共治理，而非等人生病了再救人。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領導開展了防治鼠疫、霍亂的衛生運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繼續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改善了衛生條件和人們的衛生素質和習慣、減少了瘧疾、血吸蟲病、非典型肺炎等疾病的傳播。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施賀德稱，中國在1949年以來的愛國衛生運動是可以引領全世界的壯舉，並表示樂於支持中國把好的經驗和做法介紹到其他國家和地區。
如今我國又站到了防控傳染病的前線，舉國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抗擊疫情的階段性成果獲得了數十個國家近百位政要和國際組織負責人的積極評價和支持。當前，在經濟和技術的新條件下，需要把防疫這門公共治理的藝術在公眾中進行新的普及和升級，而不應把它視作“憑個人修為”的個體行為。
作為公共治理的防疫已經塑造了人們用肥皂洗手、喝燒開過的水等日常行為，把歷史上是社會生活中某種“常態”的傳染病疫情變成了“偶發”事件。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傳染源與普通人的距離可以說已經做到前所未有地遠，但與此同時，人與人在信息空間中的距離卻又前所未有地近。在此背景下，防疫也應從“關於生理的治理”延伸到“關於心理的治理”，把恐慌情緒的蔓延納入公共治理考量。因此，讓公眾從宏觀圖景上理性認知疫情風險分佈，也應成為當代防疫的重要一環。
八、傳統飲食切不可變成病毒源頭“背鍋俠”
自2003年“非典”以來，濫食野味的危害已引起普遍重視。此次新冠疫情爆發暴露出“野味”問題並未很好解決。隨著人類對野生動植物環境破壞的加劇，不排除會出現更嚴重後果的可能。其實，不少民眾對傳統飲食文化有誤解，讓飲食文化成為野味的“背鍋俠”。
一是將吃野味與傳統飲食文化混為一談，推動非法行為的合法化。一些人認為吃野味“補”、“鮮”，有食療的效果。例如一些野生動物如貓頭鷹、穿山甲、果子狸等被認為有強化某些身體功能、治療一些疾病的效果。但大量野生珍稀動物是國家保護動物，食用野味本身存在違法犯罪的可能。有這一特殊癖好人員喜歡打著傳統飲食文化的牌子為自己的不法行為“正名”，混淆違法的界限，擴充食用野味的灰色地帶。在這方面，需要嚴格立法進行禁止。
二是借用傳統飲食文化的概念推廣野味銷售。一些商家為了推廣野味，讓更多的人接受和喜歡上野味，會借用傳統飲食文化的概念來推廣野味的食用，吸引更多的顧客。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傳統田園化的狩獵已經變成了工業化的獵殺、並且形成了捕獵、催肥、製售等多個加工環節。野味市場涉及從業人員越多，利益鏈條越長，越難以進行有效監管。
三是“一刀切”關閉各類生鮮市場，並不能根除野味市場的非法食用製售。關鍵是要建立有效的聯防聯控機制。野味食療作為有著一定社會基礎的陋習，只靠政府相關監管部門的介入難以做到長期有效的根除。應該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審視濫殺濫食野味的問題。建議除加強科普、健康飲食的教育外，要廣泛讓人民群眾參與到監督禁止濫殺濫食野味的行動中來，進一步加強相關法律的執法力度，消解食療野味的土壤，斬斷野味市場利益鏈，讓保護野生動物的觀念深入人心，為我國傳統飲食文化正名。
九、公司治理切不可變成公共治理的“接盤俠”
公共衛生防疫屬於公共治理領域。復工後，公共治理應繼續發揮作用，不要把防疫的責任一股腦“甩”給企業，讓公司治理充當公共治理的“接盤俠”。
最近，圍繞開工與不開工的問題，輿論進行了非常激烈的爭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開工後是否會引發大規模傳染，如果能夠採取科學的防護措施保證不會傳染，開工也無可厚非。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性較強，甚至出現了無症狀感染以及傳播的案例，因此，
保證社會經濟秩序的關鍵就是如何從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兩個角度，做好復工後企業的防護工作。從公共治理的角度不妨從以下幾點入手：國家權威衛生防疫機構制定科學的準確無誤的防護指南，併發放到或者是傳達到各個企業單位。派駐專業的防護聯絡員入駐企業，或者是分區域組織專業人員對企業進行定時定點檢查和指導。確保企業防護物資的供應，口罩、消毒液、體溫計等。設置心理諮詢熱線，及時為出現焦慮、抑鬱等症狀的員工進行心理疏導。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非必要企業儘量採取線上辦公的模式。企業成立專門的防護小組，確保每天的防護工作順利進行。以部門為單位實行“方塊”化管理，每個“方塊”設置一名負責人，分包到人。儘量採取視頻會議等方式開會，以線上點名打卡取代指紋打卡，避免不必要的接觸。
此次疫情正逢“春運”往返時段，使防疫與空間經濟之間的關係凸顯出來。互聯網與高鐵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已經把整個中國經濟連成同一張網，在疫情到來時，這張網給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帶來壓力，但善用新的治理手段的話，它就是應對疫情的最有利條件。
（課題執筆人：王文、賈晉京、卞永祖、曹明弟、劉英、劉玉書、楊凡欣、關照宇、王鵬、劉典、陳治衡、張婷婷、張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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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4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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